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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钢涅槃:从生死边缘到世界500强

 昵称散步收藏 2020-12-14

记者 付玉婷 戴岳 刘帅

  今年8月,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正式发布。山东钢铁集团首度上榜,位列第459名,成为山东第5家上榜世界500强企业。而就在五年前,当侯军刚刚就任山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时,山钢正处在生死边缘,连年亏损、产能过剩、历史负担沉重、创新动力不足,是省属企业中唯一亏损的企业。

  五年间,一连串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山钢走向前台:济钢产能调整堪称国内钢铁业关停搬迁规模最大、安置人数最多、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建、契约化管理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重塑科研体系等。历经阵痛的山钢终于迎来转机:不仅扭亏为盈,2019年利润达到64.77亿元,钢铁企业综合竞争力也由2016年的B+(名义排名第26位)上升为2019年的A+(名义排名第7位),一举实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近日,大众报业记者对山东钢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侯军进行了专访。

  记者:我们注意到,面对窘况,山钢首先筹划济钢产能调整。面对国内钢铁行业关停规模最大、安置人数最多的挑战,估计您的工作并不轻松。

  侯军:对于山钢的发展,我们按照国家淘汰落后和去产能总体要求,完成了济钢产能调整,建设了日照钢铁精品基地。济钢是一家拥有59年历史的老国企,其产能调整将有2万余名职工需要妥善安置分流,也是中国钢铁行业城市钢厂停产搬迁规模最大的一次。济钢停产时,日照钢铁项目还未投产,正在建设中,职工看不到希望。钢铁业是重资产行业,投资回报不高,大家都有一些顾虑,选择岗位时,有些职工并不愿到日照公司。日照公司上马过程中,也有很多说法,有的认为国企钢厂干不好,有的认为项目投资巨大,也不一定能挣钱。

  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坚定信心,因为我认为,日照精品基地项目是山钢生存发展的希望和寄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就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利用两年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年产850万吨的生产线投产。

  记者:日照钢铁精品基地设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集成创新了100多项国内外先进技术,形成1000余项自主创新成果,效益如何?

  侯军: (山钢日照精品钢基地)实现了投产既达效的目标,改变了原来像钢铁这样的重大投资项目,市场运营要亏上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局面。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日照精品基地每个月利润总额在2到3个亿,以后可能还会更好。

  记者:除了产能调整外,山钢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为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山钢还实施了契约化管理改革、试点职业经理人制度。

  侯军:我们在钢铁行业中率先下好了产能调整的先手棋,能够腾出时间和精力来不断深化改革,增强发展后劲儿。这几年,我们每个季度或半年度的会议差不多都以改革为主题,2016年开始,从总部“开刀”,中层以下全员“起立”,然后竞争上岗。现在看,竞争上岗已经延续到各级权属公司,在改革中,在省管国企中率先实行了经营层的契约化、任期制,14家权属公司有12家推开了任期制。为了完善顶层设计,我们还在去年实行了二级公司董事长的责任制。在这个方面,山钢先行了一步。

  记者:这个契约化管理的效果怎么样?

  侯军:契约化效果非常明显。就举一个实例来说吧,像“十一”和春节假期,在实行契约化管理之后,管理人员认为任务太紧,假期太长,很多人早早返岗开展工作,因为指标的压力非常直接和明显。在契约化管理过程中,我们规定一年完不成70%,两年完不成80%就下岗。目前看,通过竞争上岗,也有一部分管理人员失去了任职机会。

  在契约化管理执行过程中,在工资总额决定机制之下,二级公司负责人的薪酬也拉开了差距。比如2017、2018这两年,在权属公司负责人中,薪酬差距最大拉开到4到5倍。

  记者:山东国企改革备受瞩目,这当中混改也比较受关注,那山钢在混改上面做得怎么样呢?

  侯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提出了明确要求,山钢这几年效益不断提升,也是得益于混改的有序推进,特别是对于一些困难企业,包袱比较沉重的,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有效的混改措施。

  我认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大体应该把握两个方面:第一,人是根本。关键在人,或者是根本在人,关键在头,有一个好的领头人。第二,重在体制,尤其是机制的转换,我一直认为,国有体制加民营机制是非常有效的。

  在改革推进过程中,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战略合作伙伴的选择,不是为了改而改,也不是一混就灵,混是手段、改是目标、活是目的。

  我们在实践中,从新班子组建之初的2015年底,首先把淄博张钢的主业资产、优质资产剥离出来,与永锋集团以股权50%对50%进行混改合作,企业由原来的巨额亏损,到现在4年多的时间累计实现利润23亿元,上缴税收10亿元,职工的收入由原来每月四五千块钱,现在能达到接近1万块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95%的职工实现上岗就业,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取得了明显效果。

  记者:这个50%的占比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创举了。

  侯军:对。在业内,这种情况基本没有,但是我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包括在政府工作,进行企业的改革改制,在控股权的问题上非常敏感。民企要控股,国企要主动,这样为了干成事,我们就采取了50对50的这种架构,这也是符合法人治理结构要求的。

  此外,我们设置了外部董事,这样如果有重大分歧,可以通过治理结构来解决。这个做法,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它直接解决了现实性的控股权争议问题。

  记者:混改中,您还提出“能控则控,能参则参”,甚至可以通过混改进行国有资本退出。

  侯军:我们也是不断解放思想。能控则控,主业突出,优势比较明显的,那控股对我们保持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是有作用的。退到参股地位,利用合作伙伴、战略投资者的优势,特别是在机制上的灵活高效特点,发挥融通资金的多方优势,这也是可以选择的。有的可以完全退出的,像省管企业的房地产投资,已经有不少完全退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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