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传播研究十大前沿话题（四）

谭天论道 20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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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天初令伟

七、连接

在新媒体视阈下，人们对传播的研究不仅由信息传播进入关系传播，进而把关系表征为连接，连接人、连接物，连接服务，由此涉及到更多传播学及相关学科问题。彭兰教授对“连接”的演进做了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后指出，当一切物体成为终端时，信息传播这个词的含义会发生深层变革，人对信息的需求，也会发生深刻变化。（2019）谭天教授进而提出“媒介即连接”的观点，媒介是关系连接器，新媒体的连接方式主要是通过关系产品。（2017）

有学者们分别从文化和传媒经济的视角认识连接，有的认为跨文化虚拟共同体是连接、信任与认同。（肖，2016）也有人指出网红经济实际上是传播者与内容的连接。（邵泽宇、谭天，2018）有学者指出连接会重新定义内容价值：“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一批新媒体快速崛起，以连接为王来重新定义内容价值，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人们对媒体的理解。”[i]有学者还指出连接会形成互联网新的权力范式，“它从本质上改变了人与人连接的场景与方式，推动社会关系网络从差序格局、团体格局向开放、互动的复杂分布式网络转型，引发了社会资源分配规则及权力分布格局的变迁。”[ii]

然而，“连接一切”并不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福音。彭兰教授在《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一文中提到今天人们也在面临着过度连接的重负，不断增长的连接在延伸人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将更多关系负担与社会压力传递给人。当连接达到一定限度后，他对用户的意义可能就会减弱，甚至走向反面。例如强互动下的倦怠与压迫感、圈层化对个体的约束及社会的割裂、线上过度连接与线下连接的挤占、人与内容过度连接的重压、对“外存”的过度依赖等。对此，她指出：“适当的反连接意识与能力在未来或许应作为一种新的网络素养，这种素养是人在网络时代保持独立与自主性的一个基础。”[iii]对于连接，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反思和批判，需要审视连接所带来的弊端，如隐私侵犯问题、伦理道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等。

随着对连接的深入研究，我们还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援，比如计算科学会有用助于人们对复杂网络中连接机理的认知。连接还是一个从物理到心理，从物质到文化的关系构建过程，我们还需要对连接的主体、客体以及相互作用展开更多的研究。这些研究将为人与技术，用户与媒体，网络与服务建立起更为健康良好的共生关系。

八、新媒体治理

互联网治理的研究已有很多，但新媒体治理却相对较少，尽管二者有关联，但前者关注的是整个网络社会的治理，而后者集中在新媒体的监管和整治。

有学者提出新媒体治理体系的构建，可从治理主体构建、治理机制构建、治理能力构建三个维度来综合考虑。（刘先根、彭培成，2014）有学者在对中国新媒体社会责任的行业践行状况进行解析后，提出以社会责任为核心的新媒体共同治理的治理理念与治理体系。（钟瑛、李秋华，2017）针对新媒体治理中的多主体，如何协调新闻媒体、政务媒体与政府管理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提出政治沟通的制度调适。（张涛甫、徐亦舒，2018）有学者结合大数据与小数据分析，从传播内容、传播功能和影响效应三个角度来考察政府新媒体在网络治理中的角色，提出政府新媒体的未来发展应着力于扩大受众覆盖面、优化传播内容、提升信息质量等建议。（孟天广、郑思尧，2017）

新媒体治理也是一种公共治理，对此郑恩等在研究中发现：“事件的话语生产方式代表了一种创新的媒介逻辑，这种新型逻辑推动着‘媒体—公民—政府’三者的互动，重构着权力配置机制，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公共治理路径的转型。”[iv]

在新媒体治理中，虚假新闻是老问题，短视频是新领域。有学者针对新媒体时代虚假新闻的特点和成因，提出治理对策：“首先应借助技术手段，通过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加以预测和核实，防止虚假新闻的出现。在此基础上，要根据新媒体传播的特点来修订和完善已有的法规，并发挥好专业人士的作用，有效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多管齐下治理虚假新闻。”[v]有学者梳理了当前短视频发展的四大问题：内容问题、侵权问题、青少年使用过度以及监管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并从平台、用户、受众、监管部门这四者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以期推动短视频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诚然，互联网治理研究的许多成果可以应用到新媒体治理中，但随着新媒体的日新月异发展，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需要更多具有针对性的对策研究。对此唐绪军等提出：“加强对新媒体伦理、大数据开发与运用伦理、内容分发机制等问题的研究，细化互联网平台行为规范，强调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与网络行为的多元主体责任。”[vi]（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