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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接受者的参与将是不可思议的。因而， 文学是必须具有一个广阔的历史性和共时性交汇的背景。” 这句虽然说的是文学， 但同样适用于书法艺术。颜真卿创造性地建构了“二王体系”之后所产生的“颜体”, 如果没有接受者的欣赏和接受， 那么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就不会像如今这样如日中天了。事实上， 在“二王”书风所笼罩的唐代， “颜真卿在整个唐代的书学地位并不稳定， 从社会一般接受程度来看， 颜真卿在当时是一个二流的书法家。” 颜真卿在政治上的影响在安史之乱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叛乱发生之后， 河北诸郡只有颜真卿所在的平原郡已经做好防御的准备。这个消息传到京城之后， 正在哀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的唐玄宗竟然说：“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 所为得如此！” 安史之乱后， 颜真卿的政治影响才慢慢扩大， 但他的书法艺术则依然不受重视， 只零散的书论中提及。  真正把颜真卿推出来的是宋代， 由于宋朝“右文政策”和提倡“儒家忠君思想”, 史书曰：“宋之尚文， 端乎本此。……自时厥后， 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 无来， 对人的品评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上， 而以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分、能力成为重点所在。也就是说， 以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为准则。品评成了社会、政治、文化谈论的中心， 因此魏晋时期对人物才情风貌的审美品评， 直接影响到艺术。” 但在宋朝， “人品”决定“书品”, “古之人皆能书， 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使颜鲁公书虽不佳， 后世见者必宝也。” 欧阳修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两个信息， 其一就是只要“人贤”, 那么就算他的书法不好， 但是“后世见者必宝也”;其二就是颜真卿的书法在欧阳修看来依然不算好的。这说明， 建构了“二王体系”的颜真卿在宋初书法史上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一直到了苏轼《东坡题跋》云：“诗至于杜子美， 文至于韩退之， 书至于颜鲁公， 画至于吴道子， 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又说颜真卿“雄秀独出， 一变古法， 如杜子美诗， 格力天纵， 奄有魏、汉、晋、宋以来风流， 后之作者， 殆难复措乎！” 把颜真卿推崇到了极致， 自此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才确定和稳固下来。从宋朝人孜孜不倦的赞颂颜真卿来看， 我们可知两个信息：一是人品决定书品， 颜真卿德艺双馨使宋人无比佩服， 这是典型的书以人贵；二是因为颜真卿在宋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历史地位， 才促使宋四家不厌其烦的标榜颜鲁公。 以颜真卿为代表的建构之后的“二王体系”和以“二王”为代表的建构之前的“二王体系”在宋代的影响是不同的。“宋人之师颜真卿， 如同唐人之师王羲之。” 这体现了宋人对于这种建构的认同。唐代由于去魏晋未远， 所见“二王”法帖真迹尤多；唐代帝王的推崇， 特别是唐太宗几乎以一己之力把王羲之推到了“书圣”的地位， 这就造成了唐代独尊“大王”的局面。唐后期虽有对羲之微博之词， 但就总体而言， 王羲之在唐代的书法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甚至我们可以从唐太宗的一句“尽善尽美”看出王羲之明显的被“神化”了。宋人对于颜真卿的态度竟然能和唐人对待王羲之的态度一样， 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但细细考究， 其中原委大有深意。除了上文所说的关于品评的变化之外， 还有下面几条原因：  1.学习范本。唐代去魏晋未远， 所以在唐初， 晋人真迹尚可见。由于唐太宗出于政治原因和个人喜好， 广收天下法帖， 特别是王羲之的真迹更是喜爱有加。于是， 世人为投其所好， 纷纷想尽各种办法搜寻王羲之法帖用来上贡， 再加上唐太宗“神化”王羲之， “在‘二王’真迹无多的盛唐， 限制了学书者对南派的取法， 而北派石刻存世较多， 气象宏阔， 传播广远， 这是广大学书之人把眼光转向北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盛唐时期就形成了学习“二王”的范本的断裂， 其后又经历了纷乱的五代十国， “名迹已大多散佚， 只有相对平静的十国政权还保留了一些， 但即使如此， 最后也统统作为战利品被皇室接收。……民间纵有， 也大多为贵戚勋臣所据。” 所以到了宋代， “二王”真迹几乎成为绝响， 世人不可见， 更不用说临摹学习了。“尽管宋太宗后来命王著鉴定内府所藏刻成《淳化阁帖》, 但当初也只有二府大臣才能蒙赐一套， 因此它对于促进书法复兴所起到的作用实在非常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 宋人只能通过学习唐人来追寻魏晋风度， 颜真卿的字迹就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空白。欧阳修《集古录》谓：“公所至必有遗迹， 故今处处有之， 唐人笔迹见于今者， 帷公最多。视其矩书深刻， 或托于山崖， 其用意未尝不为无穷计也。” 2.学书理念。经过混乱的五代十国， 原本大一统的儒学思想， 趋于崩溃。而人们为了寻找精神寄托， 纷纷信仰禅宗， 禅宗由此大盛。宋代建立之后， 迫切的需要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来维护统治。统治者提倡复兴儒学， 而文人士大夫阶层普遍热衷禅宗， 这就造成了“北宋士大夫的禅宗已经失去晚唐五代呵佛骂祖的狂禅气质， 而愈益内倾理性化……在北宋不论是苏轼、黄山谷， 还是米芾， 禅宗对他们来说只是自适其心点逗生命意趣和情调的精神手段。” 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所体现的忠君爱国符合儒家思想， 而他的代表作《祭侄文稿》则完全是个人性情充分的挥发， 这和宋人所追求的境界一样， 都是在追求个人生命意趣和情调。如是提倡和追随颜真卿既符合统治者的要求， 又可以完全抒发自身性情。  3.政治需要。由于宋朝实行“文人政治”, 重文抑武， 造成了宋朝虽然国富民富， 但时刻面临着外族政权的威胁。而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的忠义形象， 就成为宋代统治者给广大士大夫所树立的道德模范。统治者希望通过树立这么一个形象， 使宋代政权的主体—文人士大夫都存有忠君爱国思想， 能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 从以上几方面来看， 颜真卿在宋代备受推崇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 “颜真卿置于首选可谓众望所归， 苏轼的‘集大成’论以及‘宋四家’无不从颜取一瓣心香， 都说明鲁公的地位到宋代在人们心中正与书圣王羲之相埒。” 这种推崇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颜真卿书法史地位的确立。自此， 融合了“二王体系”、北朝碑刻、民间书法三条发展脉络而形成的“颜体”, 终于在书法史上站稳了脚跟， 成为后世学习“二王”最重要的跳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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