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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迹·九州·兖州 ——浅说大禹九州文化 兖州博物馆的主展楼门前台阶中部有丹墀石，上刻《康熙字典》上记载的关于兖州的各种解释，两侧为汪曾祺先生“白也诗无敌，兖为天下宗”的题词。高度评价兖州历史文化的闪光点。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诗《公无渡河》：“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堙洪水，九州始蚕麻。”赞美大禹治水画九州。大禹治水是中国人熟悉的历史传说，大禹治水被列为中国100件大事的第一件。以大禹治水为标志，成为中国古代早期文明形成的转折点，也是作为中国大地上大范围、一体化的人文地理格局形成的起点。大禹功绩主要是治水、划州和立国。山东在中华文明起源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兖州研究“禹画九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将立足于本地，追寻早期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从回归、怀旧到变中求新，正本清源学习与感悟大禹九州文化。 禹迹清源 禹迹指大禹经行过、治理过，因而变成文明的地方。大禹划分九州，故古代人又常把中国称为禹域。从《山海经?海内经》最后一句：“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到《尚书?禹贡》开篇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及文末“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这是“英雄救世”大禹治水的概括，也是中国文化四千多年的的神话大传统到使用汉字体系三千多年历史的小传统历史“传说”的表述，即神文地理到人间地理。 大禹究竟是人还是神？禹是由神人格化为人。近年，发现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所修《祀禹录》中的大禹家谱，记载了从大禹开始，到禹的一百四十一世后裔期间姒姓在浙江绍兴会稽山数千年的繁衍过程。如今在绍兴市，姒姓后裔大约有一百五十户人家，四百多人，为禹守陵。禹迹到底是人迹还是神迹？大禹治水成功地消除了水患威胁，先民们下山择水而定居。早期的城市渐渐形成为文明的地方。周人所称颂的平水土、画九州的伟业都是在禹的名义下完成的。这说明在周人眼中，禹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而禹所处的夏朝是一个有成就的历史时代。学术界对夏朝是否存在还有较大的争议,如果能够证实大禹治水传说的真实性,也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夏朝的存在。大禹治水是历史“传说”，但传说背后的时代特征与传说表述的观念应当是真实的。到了春秋时期，“大禹治水”不仅出现在大量的古籍当中。而且也同样出现在文物中。如齐叔夷钟、秦公簋、遂公盨等。其中遂公盨的铭文更是记录了“大禹治水”，与尚书的内容也可相互参照。 1、新理论——学者叶舒宪提出，中国文化由神话大传统与历史小传统组成。出土文物和图像、形象等称为四重证据的新知识大传统，给我们提供出反思中国文化整体的有效概念工具，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出被小传统的“常识”所遮蔽的真相。而事实上，所有古文明国家的历史都是从神话叙事开始的：就我国的史书而言，不仅《尚书》离不开神话，就是《春秋》和《史记》也都被神话思维和神话观念所支配。大传统的新知识，对于解读小传统的古书，颇有启悟效果。《五帝本纪》堪称在小传统中抢救和保存下来的大传统的成果。使得大批出土文物不仅有年代学上的深度，而且有文化解读的深度。五千年前的华北先民确实曾经崇拜熊神，或者还曾经把熊神视为本族群的图腾之祖。无论是五千年前的黄帝号有熊，还是四千年前的鲧、禹等圣王的化熊故事，都不是出于后人的奇思臆想，而是以神话形式遗留下来的对大传统的依稀记忆。而书写的小传统将想象的动物龙最终取代了神熊（黄帝有熊）。由熊图腾到龙图腾反映的则是华夏文化。到以后的“帝后龙凤”,到现在的“民族龙凤”, 反映的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与发展的一条轨迹线。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应该说是中华龙文化的引伸。玉是中国大传统的原型符号。近年来的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表明，华夏先民正是凭借精细琢磨的玉器、玉礼器来实现通神、通天的神话梦想，并建构出一套完整的玉的宗教和礼仪传统，它先于汉字而存在和传承，玉器制作这种“物的叙事”是华夏文明中的最早开端。进而言之，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经验表明，借助于物质文化就可以对毫无文字书写的文化传统展开研究，乃至重新构拟出失落的文化。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提出“物的叙事”命题，给夏代历史探索带来重要启示:如何在没有书写材料的前提下，切实进入对夏文化的认识呢?在没有文字历史编年的情况下，要完全像研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那样，做出编年式的系统认识是不现实的。补救性的措施是调整对象目标，即将夏代历史视为夏代的神话历史，然后根据在夏代纪年范围内出土的物质文化材料，锁定重要的神话信仰和崇拜观念符号物，再结合夏代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夏代之后的商周时代的同类器物的线索，上引下联，重构出一个相对完整的认知谱系。 2、新突破——叶舒宪 在《夏文明源头新探》中指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存在两个误区：①夏商周断代工程，由于把寻找文明起源的目光先入为主地放在了黄河中游地区，说到底是中原中心观的一种自我复制，这乃是自汉以来汉王朝正史体系与中原中心观的延续。黄帝称有熊氏，伏羲号称黄熊氏，二者共同的图腾为熊。 熊所代表的文化应该是狩猎民族文化，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所以夏以前的文明发源地不是中原，而应该是塞外地区。②人们常说“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但是“上下五午年”又常被理解为只有五千年，实在不妥。“上 下五千年”的提法，应该是在清末时期光绪年间出现的。中华文化上五千年，应包括伏羲的祖先华胥国及伏羲氏，神农氏家族的历史，这一阶段有大地湾文化为证。中国文明的重要源头也就是先夏文化。而夏文化的源头其实就在中国西部，在甘青地区和陇原。重要的线索是，夏文化之地方源头为从大地湾到马家窑- 齐家文化的新石器彩陶文化。彩陶礼器上最突出的蛙人造型，揭示着一种在东方失落已久的女神神话信仰。对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应该再上溯3000年。 3、新发现——①西周清铜器遂公盨。2002年春天，保利艺术博物馆在香港古董市场购得一件西周中期的铜器燹（遂）公盨，其内底有98字的铭文，铭文开头便讲：“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乃差地设征……”仅这10来个字，就说到了大禹治水。遂公盨的年代要远早于《尚书》与孔子的时代，字数与字顺与《尚书。禹贡》中对大禹治水内容相一致。现在，遂公盨的发现及其铭文的释读，将大禹治水传说的确凿证据提前到了2900年前西周时期。有了这个证据的支撑，文献中有关西周时期大禹治水、分画九州的传说的记载也相应增强了可信性。可以确信，在大约3千年前的时候，大禹治水的传说已经流行了。著名青铜器学者李学勤说：“遂公盨”的铭文，出现了6处德，铭文中将大禹治水与“明德”密切联系，大禹治水为正以德。“德”是周人宣扬的精神崇拜对象，说明“禹迹”、“九州”这些连带性观念，都具有了如“德”一般的崇高地位。为后世以“九州”为代表的大一统地理观念地位，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具有深远意义。延伸分析：大禹治水在我国民间的流传主要有神话与传说两种形式。神话叙述开辟时代，传说则为历史时代。神话人物是始祖、文化英雄、半神或神，传说人物则是历史人物。在儒家的著作中，如尧、舜、大禹等等都是人间圣君。大禹治水传说相关叙亊由区域性的传说不断向全国性的传说扩展，后又逐渐与各地文化结合，发展为各地不同的地域性传说。早期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地域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两周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天灾人祸频繁发生,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耕和铁制工具的应用,各诸侯国为了维护统治,对于水利设施的积极建设,百姓对于黄河水患已经不同于过去的听天由命,此时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大禹治水传说也得到丰富。同时,经过了千百年来人民在农业生产中丰富经验的积累以及与天文学知识的结合,众多的天文历法已经开始应用于农业生产。各诸侯国对于黄河水患重要性的认识和采取的措施直接导致了他们在后来的争霸战争中能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由此看来,黄河水患的防灾减灾工程建设从另外一个方面促进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改革,最终在战国末年由秦国统一了整个中国。春秋戓战国后治水传说扩展至全国，秦汉时期发展为禹平定天下山川河流的说法。魏晋以后，治水传说逐渐与民间信仰结合，变成各地斱传说。自唐至清，大禹治水传说在基本定型的基础上又经历了儒家学者的考证，最终在官方话语、民间话语和学者话语的三重作用下 发展为遍及全国又带有各地特色的传说体系。遍布中国的大禹遗迹，铭刻着大禹的丰功和人们的思念。另外，《遂公盨》是西周时期遂国的某代国君铸造的青铜礼器。遂国位于今山东省宁阳县西北，在距禹王庙20公里的大汶口(堡头类型)文化遗址文化层中，有洪水冲刷的痕迹。兖州北邻宁阳，可以推论出今日兖州在大禹时期为洪水重灾区，也是治水重点地区。进而言之，这也符合大禹治水山东说。关于九州山东说（即弇州在山东）研究资料：如卞玉山《鲧、禹治水人文地理坐标系统研究》、温玉春《古九州方位在泰沂山系一带——九州考》。和何幼琦先生《山海经》中《海经》研究等。据专家考证，禹治水的活动范围应该仅指胶东以外的山东地区，遗迹在禹城境域，有漯河（徒骇河前身）、具丘山、禹息故城三大古迹，还有无棣县碣石山等。那么禹所划分的九州也应该只限于山东地区。②楚简《容成氏》。2002年12月上博楚简《容成氏》出版，从香港购回的这些战国楚简中发现：《容成氏》中所涉上古帝王、禅让制、九州说等三个方面内容有突破。大禹治水故事与传世文献不同：禹画九州，“夏”成为中国文明的代名词。疆域大小并无一定，更多是靠文化认同建立的三代相承的“一统”概念，即我国古代的“文明”概念。中国是以夏为模范，商周以来，任何文明人都是奉“夏”为雅正，自称“有夏”，以别于当时的“蛮夷戎狄”即野蛮人。古书中的“雅”字，写成“夏”，比如楚简。“夏”是代表“文明”，这是简文讲大禹治水的核心。学者则注意到了另外一点：《禹贡》与《容成氏》的“九州”与大禹治水密不可分。《容成氏》所述州名有的与《尚书?禹贡》相同，不同者可从卜辞和金文地名中获得印证，有些还与《尚书?舜典》有关联。《尚书?舜典》十二州名有可能源自更早的原始卜辞记录，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是殷遗民站在殷商或东方立场上吸收《禹贡》九州并加以调整的结果，与《禹贡》的夏、周或西方倾向正好形成对比，可以将其视为一个九州版本的夷夏东西说。③古代水坝遗址。2013年11月26日报道地理信息系统“重现”古代水坝。良渚大坝体系经北京大学考古年代学实验室的测定年代为距今4800年至4900年，比“大禹治水”的古史传说早约1000年；并且该遗址已经是一套发展完善的防洪体系，必然是历经很多年的积累，因此可以推测中国出现防洪治水的时间要比距今5000年还要早。良渚水坝系统的建立则需要调动众多人力物力，需要经过复杂的测算，并根据经验不断完善加高，由此可以说明当时的先民已具备了高超的工程测算、建造的水平，并且说明良渚文明已具备有组织的政权形态，进而可以井然有序地调动人力物力，兴建如此规模的工程。这也可作为禹族由越地北上治水取得成功的有力证据。④古城遗址。古城、治水与文明起源关系是全新的视角。城堡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五帝时代属于邦国文明，夏商周三代属于王国文明，秦汉以后属于帝国文明。这些文明就是中华文明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明，它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全过程。从史前时期的大洪水、禹平治水土后人们得以安定到夏王朝的建立并发展,这个时期人们的居址在地形上经历了从“择丘而处”到“降丘宅土”的显著变化。“降丘宅土”,反映了夏人在居址上对地形的明智选择。名丘天下有五，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濮阳附近有夏丘，今查还有兖州古称夏丘，另外泗县也有。2012年11月9日报道，地处陕西省神木县的石峁遗址，是一处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的史前石城遗址，比已知的山西陶寺、浙江良渚的城址都要大，是4000年前我国面积最大的古城址。近几十年中，我国发现了将近50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遗址，有七座在河南省，十五座在山东省。龙山古城是人们应对洪水而发明的一种特殊聚落形式，是中国史前农业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鲧大约是最早发明筑城技术的专家，他的这一伟大发明使人们在洪水面前站稳脚跟。“鲧作城”的记载表达了后人对他伟大功绩的深刻缅怀。这二十二座古城址大都靠近黄河、济水、淮河等河流的故道。文献中多次记载的“鲧作城郭”，这是因为鲧在黄河中下游地带修筑城郭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创造性的贡献，一方面使城抵御洪水的能力大大增强，另方面使城的格局、规模、设施和建筑水平得到提高。他是将筑城同防水结合起来考虑的。城郭的产生，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一件大事。中华民族发祥于西北以及东部、南部的高原丘陵峡谷地带。后来逐渐向平原地带发展，但受到洪水的严重威胁。城和护城的堤防发明之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水灾，为我们的祖先在平原地带的生存与发展建立了基本的生存保障。《易?系辞下》云：神农氏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像《易?系辞》说的这种情况，只能是在城郭产生之后。这自然会推动物资交流，使真正的商业活动产生。所以，在偃师二里头遗址既不但发现了贝，还发现了石贝、骨贝。这就是说，到夏代之时，中国的货币已由原始的借用自然物（贝），发展到人工造币（石贝、骨贝）。城郭的产生，促进了语言、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生产技术、科学知识的交流、总结。礼仪、风俗、社会公德的沟通与规范，也因稳定的城邑的形成而加快了进度，扩大了范围，提高了层次。 城郭的产生与城郭建筑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的发展。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首领的宫室，祭祀场所，及其他公共活动场所的建筑，会因人们更大范围的聚居和避免了水灾与敌对部落的破坏，而修得更高大、讲究、美观一些。《世本?作篇》载：“禹作宫室”，应是可信的。可以说，城郭建筑水平的提高，为中华文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⑤蚌埠禹会村与“禹会诸侯”密切相关 传说或为真实历史。2013年12月23日安徽网报道：蚌埠禹会村龙山文化遗址代表了江淮之间地区一个新的文化类型，通过考古发掘，从学术上论证了“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可能成为真实的历史。 4、新研究——大禹治水是信史还是具有“史实素地”的传说？王国维曾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夏禹传说正是这样一个形态，它既有“史实素地”的成分，又有后世不断叠加的神话色彩。因此，我们在梳理阐释夏禹神话的演变发展时，还要发掘夏禹神话蕴含的“史实素地”。按照钱穆的说法，“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起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夏禹神话传说即来自夏民族的追记。既然是追记，就有一定的史影。而夏禹神话的“史影”包含很多的内容。首先是禹的族源问题。禹前期应主要活动在晋南，为避商均而进入豫西，定都阳城，此后夏朝的政治中心基本就在豫西一带，至夏桀亡国后，夏又经晋南逐步向西北退却，在退至汉中一带时，夏族的一支进入蜀地，所以，蜀地的禹迹当是夏遗民带去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禹生石纽”传说应是“禹生于石”这一神话叙事的置换变形。其次是禹平水土之事。根据考古学、天文学、地质学、气候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在公元前2200年至前2000年，确实有洪水发生，禹平水土传说有一定的可信度。记载这一传说的《禹贡》，当是在战国以后形成的定本，其最初的蓝本可能在西周初年就已成型，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不断地附加了各时代的痕迹。至于禹和九州的关系问题，应该说，禹不过是按照当时已形成的“九州”观念治理水土而已。还有禹传说出现时间及禹的谱系问题。相传战国中后期逐渐形成了以《帝系》为代表的大一统世系。这种整齐划一的世系排列是靠不住的，但不能否认其价值，在当时它是一种史学的自觉，是知识阶层有意识地对古史传说的加工与改造。对于文献记载中的夏禹是何时出现的问题，新发现遂公盨已经证明在西周初期甚至更早，大禹的传说已被人们当作相当古老的历史进行传播，禹的神性则是后人在原始“史实素地”的基础上附加上去的。神话传说自产生以后就在不断地演变与衍生。夏禹神话的发展演变：西周时期是夏禹神话的兴起期。考察《诗》、《书》、遂公盨等西周文献可知，这一时期夏禹神话的主要内容是 “平水土、名山川”。受周人天命观及重德思想的影响，夏禹神话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春秋时期，夏禹神话逐渐丰富扩大。 《左传》、《国语》、秦公敦及齐侯钟等记载了此阶段的夏禹神话。春秋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世俗的政治理性、道德理性与以神灵祭祀为核心的宗教意识的抗衡，体现着人文精神的跃动。受此影响，夏禹的神格逐渐向人格转变。此时，“九州”观念的出现、“禹画九州”的神话、春秋贵“让”与禅让传说的兴起、禹会诸侯传说等，成为夏禹神话新的内容。战国时期，夏禹神话多元并起。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多元并起，以《山海经》、《楚辞》、诸子文献、郭店楚简、上博简等战国竹书为中心的文献记载，体现了夏禹神话丰富多彩的人文面貌。夏禹神话开始向次生态演变，出现系统化、政治化、历史化、哲理化倾向，如夏禹谱系的形成，禹的德政传说，尧、舜、禹成为君臣关系，禹的征伐传说等就是很好的例子。夏禹神话这些新的“生长点”，与战国时期特定的社会背景、政治文化、哲学理念密不可分。秦汉时期，夏禹神话存在多态性。汉代是夏禹神话传播的黄金时期，也是夏禹神话的基本定型阶段。汉代夏禹神话不仅文献记载丰富，而且载体形式多样，特别是汉代的画像石，让夏禹神话以图像的形式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汉人或是对先秦时期的夏禹神话进行客观转录，或是补充丰富，或是发明创造，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以独具风采的特质塑造着汉代人的灵魂。另外，孙皓晖教授在《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明确指出：上古时期洪水和各地治水的传说和记述，在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远古时代，把自然力的创造疑为鬼斧神工，集中附会到以治水而闻名的圣人大禹身上，是很自然的现象，这只能加强大禹治水的传奇色彩，而不能抹煞它的以历史事实为原形的真实性。还说尧舜禹时期百年大洪水是远古中国社会的真实历史，夏、商、周、秦四大族群共同参与治水。百年治水使中国走出洪荒时代。大禹治水，远古社会走出了洪水劫难，奠定了国家文明根基。大禹后期创建了威权衡政治，大禹死后发生权力大变局，从“公天下”到“私天下”，夏启时期正式进入国家时代，建立了夏朝。夏人是中国文明第一次历史跨越的真正推手，夏人开创了极具和谐的农耕文明形态。由此说明夏朝已是国家，脱离原始公社制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夏朝是形成中国最早的国家。中国、中华、中原、华夏的称谓都源自夏朝。①、探索大洪水及治水真相——从古文献、古文字、古代气象与地理环境几方面开展研究。真相分两层面看，第一层是事情的表面真相到底如何，第二层是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研究表明：大禹所治的洪水主要是天灾加上人祸造成。天灾,即洪水的自然原因,以九星地心会聚的影响最大。不仅洪水多发,而且气温大幅下降,冻害、干旱、地震、雹灾等重大自然灾变集中出现。人祸，即洪水的社会原因,最主要的是上古时期粗放经营的原始农业对生态,主要是森林、草原的破坏，导致水资源缺乏贮存载体。由于没有了调节雨水的植被，故大雨时发洪水，无雨时河干涸，水旱之灾便常来光顾。有了滔天的洪水，治水就成为当务之急，大禹便应时而生。禹治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对大江大河的治理，主要是通淤、分流；二为沟洫的修治。治理洪水只治理一个地方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治理洪水需要全面治理,范围很广阔。洪水发生及大禹当时治水的地域主要在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赵铁寒《禹与洪水》一文也说，以禹导九河，并非《禹贡》之“九河”，实系《尔雅》一书所指之“九河”，大河东流，入于黄土平原，自此而东北，一望无垠，至海千里，无培拳石之积。无论大陆诸泽，以及所流之九河，莫不在此黄土冲积层区域，工具简陋，亦不碍施工，以夏为铜器初期时代论之，治水于此，亦较为可信。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则谓，主要是兖州、豫州东部及徐州的一部分。 兖州即今日山东西部及河北东部的大平原，豫、徐平原即今日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及江苏、安徽的淮北部分。换句话说，洪水所指主要地是黄河下游及它的流域。淮河流域的一部分也可能包括在内。②、划九州。城市的出现，标志着古老的氏族社会的结束，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苏秉琦先生曾将五帝时代的文明起源阶段概括为“古国”阶段，将夏商周时期的文明成熟阶段概括为“方国”阶段。在“古国”阶段又细分为“古文化、古城、古国”三个发展过程。大禹在治水胜利后，将天下“划为九州”。这里所说的州、国，显然与原始公社的氏族部落不同，当时已具有诸侯国的性质。在洪水治理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国家疆域的雏形。在地理观念上，“一统”化或一体化的东西早在周代就大量出现了。除了“禹迹”这个仍带有原始痕迹的一体化地域概念外，周人还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是一体，是更成熟的一体性地域概念，“九州”则是它的分区。③、立夏。大禹治水具有划时代意义，治水故事充满了和谐的理念，这种和谐才是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并成为世代相传的美谈的重要前提。 这种和谐体现在治水的终极目的是救民危难、造福四方。治水的价值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解民危困，以利天下。所惠及的是包括华夏族与非华夏族在内的四方民众。将天下“划为九州”，它标志着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范围已扩大到足以突破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部落界限，向着更高的发展阶段国家迈进。夏朝建立是历史的进步，公天下改为家天下是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④、大禹治水划九州山东说。考古研究与天文年代学的考察表明。《山海经》中《海外经》和《大荒经》所反映的十时计时制的实用地区为以北纬37度线为中心的地区；根据《周髀算经》记载的一系列重要的天文实测数据可以推算出其观测的年代和地区为北纬36度至37度之间，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正适合这一年代和地域条件。研究成果表明：从文献学、考古学和天文年代学三个方面的考察不谋而合，《大荒经》和《海外经》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山东地区的大汶口－东夷文化，龙山文化而其中心则是泰山。《大荒经》和《海外经》所反映的历法制度可以追溯到公元2500年前，这正是传说中著名的先王尧、舜、禹的时代。有学者撰文，论证了自黄帝始的先夏氏族和夏氏族可能都起于山东，夏代中晚期乃渐西迁至于河南的观点。《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曰：“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可知，舜、禹皆可能都于今新泰市境内。今市西有禹村镇，为这种可能又提供了一条佐证，这与新泰的地理形势（正中）有关。近来学界已达成共识，周代所封夏后之杞曾长期居于今新泰境内。并且，《河图》派九州现在多能在山东境内找到地名来源。鲧、禹治水之初是以其生活之地茂汶盆地和岷江一带地区为中心，渐次及于附近地区的一些江河，并从岷蟠之间梁州通中原之道达于中原雍、冀之地，最终在中原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或许比较符合历史真实。而这，也许就是古代巴蜀与中原对鲧、禹的神话各有所本，导致史籍记载不一致的原因所在。⑤鲧、禹治水新论。鲧、禹出身于治水世家，而治水结果是一成一败，在古代神话《山海经》说鲧曾经窃取天帝的息壤来堵洪水（ 湖北荆州城南门有息壤庙 ，“息壤”在今天看来，实际上是迅速筑高的土堤。）结果九年不成，鲧成了一个不顾个人安危，救民于水火的英雄。他的失败和悲剧为后继者指明了方向。历来分析鲧、禹治水成败的原因，大都停留在治水的方法层面上。其实，成败的关键是治水的理念。《孟子》说：“禹之治水，水之道也”，“以四海为壑”。又说：“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淮南子? 原道训》说：“禹之决渎也，以水为师”。大禹治水，开创了全民大协作的先例，《国语》：“四岳佐禹治水成功。” 从河源积石山直至大海，争取全面的统一治水方略。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基础。鲧被杀新解。《大戴礼记?易本命》曰：“息土之人美”，郑玄注：“息土，谓衍沃之田也。”盖当时尧遭洪水，人赴丘陵而居，在山上开垦田地而得食，山地多瘠薄，衍沃之土甚为宝贵，鲧治洪水，不分轻重，挖掘了县圃里的沃土去堙塞洪水，破坏了耕地，影响了人民的生存，故“帝乃震怒，不畀洪笵九畴”（《书?洪笵》），“洪笵九畴”前人多以《河图》、《洛书》为说，附会之谈也，实应是指在泛滥的洪水中可以耕种的九州之田土，《说文》：“畴，耕治之田也”，《说文》言“州，畴也，各畴其土而生之”，故“九畴”即九州之耕治之田；不畀，不与也。以理推之，鲧自己的部族本有县圃，因为他破坏了帝之县圃，所以帝也褫夺了他的田土，并令祝融把他流放到了羽郊而杀之。到了禹时，洪水已经渐退，人们开始“降丘宅土”，山上的田土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新居的平原上有些有水的低洼处仍需要堙塞，于是禹才掘了山上的息土来堙洪水，此举已不会影响人们的生存，反成其治水之美，此即《海内经》所言“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的意思。⑥、大禹与传统文化模式研究的现代转换。大禹和中华传统文化之形成关系密切。大禹治水是“救灾建国”理论的第一次明确的政治实践，其目的是寻找粮食以解决生存危机。在“灾民恐惧”之下，救灾英雄由此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宰者，其逻辑是强权执政和恩人执政。二者合谋必然导致的楷模型政治成为我国文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楷模政治是一种历史的幻象，其本质是一种超人专制，而大禹是这种政治文化最早的历史偶像之一，对大禹的新解读是文化现代转换路径实现的必要步骤。 大禹治水神话的文化解析。神话源于社会现实，反映现实，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文化内涵。当时的人们没有能力战胜洪水，便以神话的形式来寄托希望、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也是一样。①体现历史情感、反映社会现实。从先秦古文献看来，尧舜时期，历史上经历了一场千年难遇的大洪水。从《诗经》中“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 到《山海经》中“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都说明了当时发生了水灾。禹的出现满足了人们遇到水患寻求保护的心理需求，而他被推举为部落首领是人们根据情感所做的选择。“然则舜之传位于禹，固曾谋及庶人也。” ②体现出对英雄人物的爱戴。③为儒、道、墨推崇 。大禹治水神话广为流传，因为大禹的形象不仅受到普通大众的认可，也得到了诸子百家的广泛推崇。这是任何中国神话故事当中少有的没有争议的人物形象。大禹治水神话故事与儒、道、墨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相吻合。换言之，神话传说是历史的影子。龙山文化晚期全国范围内如此普遍的洪水传说，正是西周以来大禹治水传说发生的深厚土壤。大禹治水，后来出现的多种地域说，不过是历史对治水英雄整合杂糅的产物，禹只是代表了一个修建水利、重视农耕问题的最早时代。董楚平先生曾敏锐指出：“禹不过是治水英雄的共名”。因为大禹最终建国的强大政治影响，消灭了可以和他争夺任何荣誉的敌人，因此大禹得以改造其他各种治水故事。 解读大禹。①“禹”字释义。“禹”字的形音义与“虫”、“蛇”、“龙”、“鱼”等均有关，根据早期初民的“互滲律”信仰，而将大禹人格延伸至神格，大禹便涵盖了一般人类所沒有的“擒龙蛇”超能力。②大禹形象。大禹字文命，意思是以文教化。大禹治水德大于功，从治水英雄到古代伟大政治家。大禹身份由人到天神到部落方国的首领；由半人半神治水英雄、大巫师，再到夏代开国的奠基人，被称为理国安民的圣君。祁和晖的文章《“大禹文化”的历史内涵与辐射波——三种大禹形象留存中华民族心中》，分析了历史人物夏后氏之夏禹、神话与宗教之神的大禹、民间民俗传说中的保护神大禹三种形象。其具体形象是三星堆中的青铜大立人像，他左手所持应为规，右手所持应为矩。而根据最新收集到的资料，青铜大立人像的冠形态如花瓣状，而在前面正中有太阳的形像刻划。在这顶冠上，就将华夏二字全注释了。华夏者，帝夏也。帝，即花蒂。冠如花，即华，冠前正中的太阳形象即夏，所以华夏即来源于此冠。而大禹作为夏的建立者，基本可确定这尊像塑造的是大禹形象。另有文献记载夏后氏收而冠，戴这种冠是在重大祭祀场合，而这顶花冠的形态就是收而冠的形态。③大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与大自然作抗争并取得巨大成绩的英雄。在我国上古史上是一个转折性人物，他的文治武功，开创了一十新时代。所以不论在当时或是后世都给以高度的评价：五帝之一的舜说：“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没有洪水就没有治水，就不能产生有治水文化特征的中国农业。如果除开石器文化不论，就有史以来的记载来看，恰恰是大禹治水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开端，它是一个英雄史诗般的开端，是中华文化丰沛生命力的象征。国家为何会在大禹治水之后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人口数量及活动地域的大范围扩大，人的社会分工细化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大禹在治水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氏族制度推进到最发达的阶段，为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客观条件，为其子启开创奴隶制国家打开了通道，并为君主制代替民主制、权位父子相传的世袭制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④大禹治水影响及文化精神。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同自然灾害的斗争史。学术界有个共识：从“治水社会”到“灾变建国”大禹治水是中国从早期社会阶段跃进到国家阶段的重要标志。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及其精神,数千年来被后世的人民传颂不息,也唯独大禹,不仅被夏、商、周三代所缅怀赞颂,而且也得到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的一致肯定。大禹治水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和历史功绩,它还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历朝历代我们都有许多关于以水喻事喻人的精当提炼。 唐太宗 “水能载舟 , 亦能覆舟” 以水喻民自不必说 , 举凡现在众所周知的“水乳交融”、“军民鱼水情”、“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百川归海”等等 , 确实都包涵着极为深刻的道理。而作为成语 , “以邻为壑” 也与“大禹治水” 有关。 “治水”在政治家眼里已经变成了政治符号，“治水文明”由此生焉。“顺应自然”，“因势利导”，治水如是，治国亦如是。在长期的治水过程中所形成的形成的大禹精神。包括：科学疏导、人水和谐的正确理念，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精神；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勤勤恳恳，一心一意为民众的奉献精神。继承大禹治水精神，就是“为民、奉献、创新、实干”！大禹治水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和象征,大力弘扬大禹治水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寻找夏王朝。随着考古陆续发现及发掘的深入，夏王朝，将逐步会揭开它神秘的面纱。①“夏” 字探源。本来指夏后氏，是居于夏地的部落联盟的名称。一般认为夏地在今河南禹县，或说在汉水流域，或说在今山西夏县。古时候，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自称“华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失华夏”。 《尚书正义》：“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 《说文》：“华，荣也”，“夏，中国之人也”。 《春秋左传正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唐孔颖达疏：“华夏为中国也”。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连起来的确是个美好的词。“华夏”所指即为中原诸侯，也是汉族前身的称谓，所以“华夏”至今仍为中国的别称。“中国”一词所指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华夏名义考》也指出，华夏之“夏”，本义就是华表，即饰羽或饰鸟之表木，华表既为测影候时之表，亦为华夏族的标志，亦即其图腾柱。近年，黄正术《从大禹治水看夏人起源 》指出 ：四千余年前的古黄河下游水道经今天的河北境 ,黄河在今天津入海 。平原气候条件要比现在温暖湿润 ,非常适应人类生存。当时人类已经会使用火和其它一些生产工具 ,具有了一定的征服自然的能力 ,应该能够对这一地区进行开发利用。在其它邻近区域内都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 ,而这一地区文化遗迹少存 ,将其归于那场洪水的冲没 ,此种解释应该是合理的。从大禹治水的传说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夏人先民对洪水灾难的深刻记忆来看 ,夏人先民当大量聚居和生活在今天的天津、河北东部平原及鲁北平原的部分地区。这一带正是夏人先民大量聚居的地方 ,夏人应发源于这一区域从大禹治水看夏人起源。②一个被承认的历史和文明，首先要从文字上证明。发现夏文字主要线索如下：一是《考古》1993年第4期公布山东邹平丁公龙山陶文资料。冯时先生以丁公陶文与古彝文摹本绘图两相对照，证实了丁公陶文与古彝文的确属于同一文字系统。这种四五千年前创制并流行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古东夷族文字，却与西迁的古东夷子孙一起，在我国偏僻荒远的西南滇川黔桂地区得已幸存，并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延伸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 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释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能否这样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 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二是2011年7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始源”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者指出，《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一书撰写者李元星在殷墟甲骨文中发现了“夏”字，证实了“夏王朝”和“殷前古史知识体系”的存在，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以及 2012年高嵩先生新作《大麦地岩画——夏朝档案》，据称大麦地岩画文字把夏朝五百年的帝王世袭完整地记载了下来。③夏墟（国都）：在二里头、三星堆，还是在山东等地？④卞玉山在2010年发表《鲧、禹治水人文地理坐标系统研究》之后，近日又发表《夏鲧生居于兖州古夏丘考》，提出古兖州一带是夏文化的发源地，其源头就在今兖州区古夏丘新观点。对此，作为兖州人将就夏史及中国早期文明问题深入研究，不断去接近历史真相。 (本文节选自《兖州春秋》年刊第四期， 作者为原兖州市副市长 张红锋) 鲁王文化｜记录真实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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