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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十三年，足迹遍布九州大地，因而，有关大禹的遗迹和纪念建筑分布极广，而且数量且多，遍及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十余省市［1］(276)。大禹治水神话直接与远古巴蜀历史文化有关的主要有四点：一是禹生石纽，二是禹娶塗山氏与大石崇拜，三是大禹东别岷江为沱治水功绩，四是巫山神女神话。巴蜀历史文化是大禹神话传说产生的基础，大禹神话的载体是“石崇拜”，即“石生人”；传说的主要内容是治理洪水。《山海经·海内经》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2］（472）”。因此，大禹治水神话的表现形式就是英雄神话与大石崇拜的结合体，其与远古巴蜀历史文化表现为一种同构关系。 《左传·襄公》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 ［3］（171－594）。也就是说辽阔的中国大地，分为九大州。中国历史上，率领民众治理洪水的大禹，无论典史记载和民间传说，都流传甚广。21世纪初，一件新发现的2900年前的西周青铜器，98字铭文明确记有“大禹治水”、“以政为德”的遗迹，这充分表明先秦典籍《山海经》、《尚书》、《左传》等书的相关记载，以及至今仍然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大禹治水神话故事基本属实［4］。因此，大禹治水神话传说不再是编造的文学故事，而是信史，或者更准确地说具有相当高的信史价值。所以，“禹”有夏禹、大禹、神禹之称。因为，禹接替舜帝即部落首领之职在今山西省夏县，又以夏为年号，故称夏禹；因其治理滔天洪水，功劳特大，亦称大禹；因禹聪敏过人，万民敬仰，又尊称为神禹。然而，这位神禹的出生与一般的人却不同凡响，其母的受孕，到他的呱呱堕地，再到他的儿子启的降生，都与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禹生于四川北川县 原居住在若水（雅砻江）的昌意部落，其后裔出现于中原地区，应该是沿着黄帝部落东迁的路线，自西向东发展而来的。大禹是黄帝的五世孙，他的曾祖昌意降居于雅砻江，“娶蜀山氏为妻，因此，说夏族起源于四川，是可信的”。然而，“中原中心论”者却认为“夏族是河南土生土长的。为了证明这一论点，就说黄帝自始自终都居住在有熊国的国都河南新郑。昌意居住的若水就是《诗经》上说的洧水，即今新郑县的双洎河。但对昌意娶蜀山氏女为妻，这个蜀山氏在河南什么地方就避而不谈了［5］（80）。”更见笑大方的是：在新郑市“黄帝故里纪念馆”嫘祖纪念室门口招牌上书：据《路史》载嫘祖出生于梁州，古开封就称梁州（此是大意，不是原文。2004年12月24日，作者亲眼所见），这样一来嫘祖就变成河南“开封人”了。中原人历来对《路史》是不屑一顾的，但为某种目的，就不得不“指驴为马”了！ 甲骨文有禹这个会意字，金文 （禹）字带“箭头”形的那条曲线就是一条毒蛇，的形状，横的一条是一根带杈的木棍，这就表示木棍打蛇的意思。小篆 （禹）字的形体，蛇形犹在，而木棍形则变得更为复杂了。楷书禹字就源自于小篆［6］（463）。《玉篇·虫部》曰：“蠁，禹虫也。”历史学家顾颉刚确曾说过大禹是“虫”，其实，“虫说”依据的是《说文》曰：“禹，虫也” ［7］（739）。上古，兽统名之曰虫，许慎据此训禹为虫。《大戴礼·曾子天圆》曰：“羽虫之精曰凤，介虫之精曰龟，鳞虫之精曰龙［8］（128－454）”。鳞片之虫，最高级者是龙。所以，大禹“在谷是虫，出谷便是龙”。伏羲人面蛇身，也可以算是虫。因此，禹是一条龙。禹是《山海经》中治理洪水的重要人物，他出生于蜀地，“禹”是他的名字，象征着他是一位本领极高的勇士。从文字起源的角度讲：禹字是上古蜀语，它的本义就是巴蜀方言。而中原文献作为特称皆是其引申义，《尚书注疏》巻三说：“大禹传，曰文命，敷于四海［9］（54－79）。”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载：“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10］（7）”。禹姓姒名文命，禹父名鲧，鲧父名颛顼，颛顼父名昌意，昌意父就是轩辕黄帝。禹的母亲是有莘氏女名修己，或称女志、女嬉。据《史记·索隐》引《礼纬》曰：“禹母修己，吞薏苡为生禹，因姓姒氏［11］（243）”。禹是黄帝的玄孙，从黄帝到禹，共五世，皆同姓而异其国。《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2］（179）。”这里的“鲧”即是大禹之父。王嘉《拾遗记》说鲧死，“化为黄熊”，或曰“化为玄鱼［12］（1042－320）”。《山海经·海内经》又载“鲧复生禹［2］（472）”，“复”即“遗腹子”。所以《吴越春秋·无余外传》卷6说禹母“剖胁”而产禹［13］（101）。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曰：“禹生于西羌［10］（147）”。《后汉书·西羌传》所载黄河上游湟水赐支一带为西羌的分布中心。“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迟等国［14］（2875－2876）。”西羌当在黄土高原西部的甘青地区，四川西北部仅仅是西羌南迁后的定居地。 禹生汶川石纽，虽有四说，但皆属于上古蜀国的中心范围。汉初陆贾却把这一地区称之为“西羌”（先秦中原正统文献并没有把禹的出生地称之为“西羌”的记载），司马迁沿用此说。此后，《吴越春秋·无余外传》亦说：“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贾谊《新书》云：“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自西羌。《盐铁论》亦云：“禹出西羌，父王生于北夷［15］（331）”。再后，《华阳国志》上称：“夷人（羌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15］（331）。”《水经·沫水注》亦称：“（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佑之也［16］（573－592）。”此段可与《华阳国志》相互佐证，说明岷江上游民族奉禹为神，似乎有很深的民族渊源关系。 顾颉刚先生在《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一书中认为蜀人为氐羌系的一支。21世纪初在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发现的史前彩陶，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有关，而甘青地区是古代氐羌所在之地。因此，岷江上游出土的彩陶与甘青氐羌民族集国先民的活动有直接关系，是其南下的一支，史料与考古资料是基本一致的，足以证明大禹的族属应为甘清南下的羌族。历史上禹生石纽，反映的是岷江上游羌族部落的历史记忆，羌人对大禹神话的羌族化改造与诠释，显示出秦汉时期大禹崇拜多元化的特点。 北川县治城（古石泉县治地）是禹生圣地，历代封建王朝钦赐权益，在治城南一里，湔江对岸石纽山麓修建禹庙。《帝王世纪》说：“禹于六月六日生于石纽”。石纽山腰石林中“有二巨石纽结，每冬日霜晨有白毫出射云霄”(《四川通志》)，石上有阳刻“石纽”二字，每字高、宽各为40厘米（今浙江大禹陵“石纽”二字即以此处题刻拓片复制），相传为汉代学者扬雄所书。《三国志》载“禹生石纽［17］（254－618）”之“石纽”指的就是这个地方。《石泉县志》载：明、清国朝，为禹颁布祭典。每年六月六日，石泉知县都要用一般县不能用的“大牢”（整牛羊）之礼仪，致祭禹王。据传，禹穴沟为大禹诞生地。扬雄《蜀王本纪》载，禹生石纽，其地名刳儿坪。刳儿坪位于九龙山第五峰下，其地“稍平阔，石上有迹，俨然人坐卧状，相传即圣母生禹遗迹”（《四川通志》）［18］。沿刳儿坪溪流而下，有一巨石，其状如盆，其“水色金赤，四季不变，相传禹母诞禹后洗儿处也”（民国《北川县志》），因以得名。洗儿池以下的溪流中，“白石累累，俱有血点浸入，刮之不去。相传鲧纳有莘氏女，胸臆坼而生禹，石上皆是血溅之迹”（《锦里新编》）。令人称奇的是“血石止禹穴一里许”（《三边总志》），距洗儿池稍远即无此奇观。距洗儿池不远的绝壁上刻有虫篆体“禹穴”二字，字大70多厘米，“传为大禹所书”（《四川通志》），人称小“禹穴”。距小 “禹穴” 数百米的金锣岩上有楷书“禹穴”二字，“大径八尺”(每字230×230厘米)，“仙才天放，谨严有度”，据宋、明、清代史志记载为李劼白所书，人称大“禹穴”。禹穴沟拱桥头，立有一石碑，上有楷书“禹穴”二字，每字高52厘米，宽40厘米，落款为“颜真卿书”。古时禹穴沟尚有禹之采药亭。《升庵外集》云:“其山药气触人，往往不可到。”大禹幼时，随母采药于此山，故乡人谓之“采药山［19］”。当代史学家徐中舒、邓少琴、童恩正等人，在其所著的《论巴蜀文化》、《巴蜀史迹探索》、《古代巴蜀》等书中，均考证了北川县石纽村刳儿坪为禹诞生之地。 二、禹娶塗山氏与上古巴蜀人之大石崇拜 禹娶塗山氏女娇之说，在巴地民间广为流传，文献见之于《尚书·皋陶谟》禹的自述：“予……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唯荒度土功［20］（202）。”《尚书大传》卷一亦云；“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启［21］（68－420）。”《孟子·滕文公上》说：“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22］（259）。”《蜀王本纪》记载：“（禹）塗山娶妻，生子名启。于今塗山有禹庙，亦为其母立庙。”《华阳国志·巴志》把上述加以缀合，说：“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塗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15］（20－21）。”作者最终将塗山定在江州是可信的，禹娶塗山氏有史可考，但是，有关塗山氏的家乡塗山之地望，古代学者却其说不一，主要有濠州、宣州、会稽和渝州，但联系禹出生于汶山石纽等传说的背景综合考察，不少学者仍持渝州说（即今之重庆市巴县），现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经过对古籍的考证，也得出了“禹是生于蜀而娶于巴的”结论［23］。至今重庆仍流传着禹与塗山氏
女娇的传说故事，朝天门长江南岸那块“夫归石”，便是传说中塗山氏盼望禹归来而站立在那块石上的遗迹。中国最早的一首爱情诗歌，据说是大禹的妻子塗山氏女娇寂寞时所作。因为她派侍女到塗山的南麓去等候禹的归来，可是一等禹不回来，二等禹也不回来，等得她烦躁和心慌，寂寞的时候便唱道：等候的人啊，多么的长久哟！由此《吕氏春秋·音初》记载道：“禹行功，见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之女乃令其妾侍禹于塗山之阳，女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24］（848－318）。”塗山氏的郁郁情衷无处可诉，三过其门而不入的大禹，当然无法想象形影单只的思妇！ 大禹与四川远古历史文化的关系，剔除其谬说成分，可以看到：第一，禹迹集中在川西北岷江上游地区，说明该地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族属方面，均同甘青高原氐、羌民族系统有深厚关系，这已得到了营盘山遗址考古资料的确切证实。岷江上游地区对禹顶礼膜拜，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氐、羌民族对其先民的追思和向往。第二，禹在岷江导江治水，反映了当地经营半农半牧的人民同洪水作过艰苦斗争的英勇史迹。第三，夏民族的起源与巴蜀直接有关、亦与“石崇拜”有关，表现为一种同构关系。关于氐、羌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最具特色的是白石头崇拜。《华阳国志》曰：“每王甍，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誌，今石芛是也，号曰芛里［15］（185）。”早期蜀人大石崇拜，仅仅是作为蜀王的墓誌而已。《华阳国志·蜀志》曰:“汶山郡，……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故蜀人谓之作氐、白石子也［15］（295－296）”。刘琳先生校注云:“今茂汶境内羌人传说，在远古的时候，他们的祖先与强大的‘戈基人’作战，因得到神的启示，用坚硬的白云石为武器，才得以战胜敌人。羌人为报答神恩，奉白云石为最高的天神。此种习俗一直相传至今。蜀中汉人因见汶山羌人奉白石为神，故称为‘白石子’”。 关于羌民的白石崇拜，还有一种传说是:“远古时候游牧的羌民，在大西北的河湟一带逐水草而居。他们中有的支系渐渐迁徙到四川的岷江上游，为了以后回去不致迷路，他们便在所经过的每个山头或岔路口的最高处，放一块白石作为路标。这样，白石头就成了羌民的指路石标记。”羌人在每年祭山神的时候，“在羌寨附近的神林中祭祀，用白石代表山神”。这些传说，实际上是蜀人大石崇拜的反映，而禹的出生与石的渊源又是如此之深。袁 珂、周明编的《中国神话资料萃编》还记载了一则关于禹、禹妻塗山氏、禹子启的神话：“禹治洪水，通圜辕山，化为熊。谓塗山氏曰：‘欲饷，闻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塗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破北方而启生［11］（275）。” 这一神话应源自于《淮南子》里的记载：“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塗山氏往，见禹方为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25］（383－640－641）。”这则神话表露出：禹跳石而误中鼓响；塗山氏化为石；启因石破而生。这三件事是相互联系的，而且都与石有关联。这神话看似怪异难解，其实它正好诠释了“石生人”的巴蜀地域文化内涵，亦是与中原文化、楚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因此，《楚辞·天问》里屈原问道：“焉有龙虬，负熊以游？”“龙虬”指大禹，“熊”指鲧。鲧腹生禹，那么禹变成大熊也是当然的了。其隐含着巴蜀之“虫”来到中原，便融入了有熊氏黄帝部落，成为华夏之龙。 夏民族之起源，夏禹、夏后启同巴蜀文化的渊源，实际上就是石崇拜，原本是原始初民——古蜀人的神石信仰和人类起源观折射之产物。蜀人的大石崇拜发源于蚕丛氏，“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石室即“累石为室”的邛笼［14］（2856）。当蚕丛氏从岷江上游迁至都广之野后，空间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虽不再居石室，却沿河而居，为防止水患，不得不以不同形式的大石建筑来寄托对祖先及其生存环境的崇拜。唐代杜光庭《石笋记》说：“成都子城西通街有石百二株，挺然耸峭，高丈余，围八九尺。” 《新繁县志》亦云：“此地巨石嶙峋，父老传自它处飞来。”成都乃冲积平原，何来如此多之巨石？原来这些“石阵”，正是古巴蜀人按照《山海经》中的山系建立的祭天与天文观察站！因此，“石阵”就是《山海经》中山系之日出日落具体山峰的浓缩图，从地球绕日自转的黄道与赤道交角之变化，推演夏、冬之交替。《海内经》云：“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暤爰过，黄帝所为［2］（448）”。这九丘就是古蜀人以古帝王命名的观测天文的九大石柱构成的石阵，古蜀人把小岗称之为丘，石阵如同小山岗一样。即《说文》所称“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古蜀人不仅引水环绕石阵，而且石阵之中还置有青铜神树，以其为座标，枝上之鸟为准星测定方位。以神树为中，形成山环水绕之势（风水）。 《山海经》上所谓“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即为蜀人实地观测后总结出来的一种古老的天文历法。羲和、常羲，皆为古蜀居民（部落）。流风所及，周代的苌弘（宏）、汉代的落下闳（第一个制造浑天仪和制定《太初历》者）等华夏著名的天文学家，也是古巴蜀人氏。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长达10余万言，堪称《山海经》全方位研究论著，该著除了讨论传统论题以外，还探讨了一些新论题。吕子方的新论点涉及到《山海经》按南西北东的顺序与距今三、四千年前北斗星类似顺时针方向旋转有关，日月运行二十八宿与岁星（行星，一般指木星）运行，太阳黑子及假日，季风的认识，日出日落云霓以及反影的观测，流星与雷暴等异常天象，测天量地，极光和极昼极夜等等［26］。大石作为崇拜的偶像，即为蜀人先祖灵魂和“镇水神物”的共同载体，亦即二者相结合的物化形式［15］（185）。当大禹来到中原时，把羌人的大石崇拜也一同带到了那里，黄河流域岸边的石牛、以及战国时代出现的铁牛，这应是西羌人（夏民族）大石崇拜群体意识的记忆，而后世那些豪宅门前的石狮子应是这种大石崇拜的流变。 三、大禹治水遗迹与后世神女神话 女娲氏（女娲部落）治水早大禹治水800多年，如《淮南子·览冥训》所言：“炼石补天所用之‘石’，亦堙（堵塞）洪水必需之物［27］（848－571）”。对流于洞穴路径的淫雨之水，则采用“积芦灰以止”。治水乃千秋大业，为彻底铲除祸根，女娲治水功绩有二：一是疏通水道，挡水入河，解万民于水患之中；二是斩杀鳌龙，诛除水怪，使万民得以安居。此后，山青水秀，天下太平。到尧、舜时代，又遇洪水泛滥，横流于中国，草木茂密，五谷不登，禽兽繁殖，蛇龙挡道。为避禽兽伤害，人民只能集居于山上。《绎史》说女娲后裔大禹奉命治水，所用方法，以继承始祖女娲治水方略而有所发明创新。据史书记载，大禹治水，“掘地”，即挖水道，“而注入海”，即引水流入海里；“驱蛟龙而放之菹”，即将蛟龙驱逐到远离人民生活区域之外多水草的沼泽地带。大禹治水名扬古今，不愧是女娲之后裔。 禹导江为沱，见于《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导，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沣，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28］（68－130）。”由于禹对川西北地区的开发整治，农业发展，水利兴旺，道路开辟，原始农业得到了进一步以展，为天府之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反映了巴蜀王国与中央王朝及周边邻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水经注·河水》说：“河水又东，洮水注之……洮水又东迳临洮县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16］（573－39）。”洮水流经陇西临洮县，注入黄河，原本是蜀国西北故地。却有人认为：那指的是湖南衡山“禹穴”，大禹藏书处；那里还有“禹碑”即“大禹功德碑”，相传为大禹所建，因建于岣嵝峰上，故又称“岣嵝碑”。其实，它仍然是对羌人大石崇拜的反映，大禹对巴蜀文化传播留下的丰功伟绩。因而《十三州志》曰：“岷山无草木，其西有天女神，洮水径其下，即夏禹见长人受黑玉书处［25］（383－215）。”这种说法来源于《山海经·中次九经》所云：“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2］（156）”。 后世《隋书·地理志》指出：“蜀郡双流县有女山”。传说难免有异义，但大禹治水在蜀地却是无疑的。大禹治水事迹主要在蜀地，而治水神话却产生于与楚地相连的川东三峡等地。所以，大禹治水英雄神话才转辗成为川东巴人、楚人神活的来源，不过此神话晚出，是形成于战国时期的新神话，反映出巴蜀人融合于华夏后，其民族神话母题所发生的巨大变异——神女神话与英雄神话的合流，而表现载体却仍然是灵石崇拜。 产生于巴蜀的《山海经》所记录的长江流域神话传说，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北方的黄河流域的神话传说──几乎占了总数的2/3以上，2000多年前早已成为“中原中心”论者，无法逾越的一道“龙门”。在夔巫之地，有许多关于神女的传说。据《入蜀记》卷6载：“（巫山）真人，即世所谓巫山神女也。（真人）祠正对巫山，峰峦上入霄汉，山脚直插江中，议者太华、衡庐，皆无此奇。然十二峰者，不可悉见。所见八九峰，惟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宜为仙真所托。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时，有丝竹之音，往来峰顶，山猿皆唱，达旦方渐止。庙后山半，有石坛平旷，传云夏禹见神女，授符书于此。惟神女峰上有白云数片，如鸾鹤翔舞徘徊，久之不散，亦可异也［11］（46）。”这段叙说，说明受蜀人的“石生人”崇拜的影响，巴人亦把神灵赋予了石，是“石”帮助大禹治理了洪水。所以，前蜀杜光庭《墉城集仙集》中说神女瑶姬帮助大禹治理洪水，把三册天书授予大禹要他照书行事。后来瑶姬的姐妹变成了十二座山峰，她也留在了巫山化作神女峰了。这些传说形成于巴地，流布于楚地，渲染于华夏，不能不说是古巴蜀人对中国神活传说的一大贡献［11］（46）。 四、彪炳华夏的大禹治水神话传说 从文献上看，最早记载鲧禹治水神话的莫过于《尚书·洪范》，其云：“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其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9］（54－238）。”另外《山海经·海内经》对此也有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2］（472）。”根据《洪范》中箕子的话推测，鲧治洪水没有得到“帝”的批准，这种说法与《山海经》的记载比较接近，显然是较为原始的说法。从中可以看出：大禹在巴蜀治水成功后，引起了中央王朝的重视，他才可能来到中原，接替他的父亲鲧的治水重任。这样，禹联合了共工氏和益、后稷等许多部落，继续向洪水展开大规模的斗争，从而也就把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连接了起来，大禹领导人民治水历史功迹，便被中原人神化了。有《诗经》为证：《长发》说：“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信南山》说：“信彼南山，维禹甸之。”《韩奕》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文王有声》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这些诗多半是西周前期的作品，对禹的歌颂已不遗余力［29］（21）。如果没有许多关于大禹治水神话传说的流传，定然不会引起诗人们把他当成天神一样来热烈歌颂的。 大禹吸取了他父亲治水失败的惨痛教训，改变单纯筑堤堵水的办法，采用疏导的策略。《淮南子·原道训》记载：“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27］（848－511）。”说他以水为师，善于总结水流运动规律，利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流势，因势利导地治理洪水。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水由地中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于是，人民纷纷从高地下来，回到平原上。接着，禹又带领人民开凿沟渠，引水灌溉，发展农业，化水害为水利，在黄河两岸的平原上开出了许多良田和桑土，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大禹领导人民平治水土、发展生产有功，得到人民的拥护，人们把这位治水英雄推举为政治领袖。《三国志》载曰：“禹疏江决河，东注于海，为民除害，生民已来，功莫先者［17］（254－618）”。当虞舜去世以后，禹就接替舜当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他“铸九鼎”，“定九州”，按照行政区划加强对各氏族部落的管理［30］（188）。 所以，西汉刘歆曾经明白地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⑤。”这是刘歆给皇帝上表，绝不能信口雌黄的。上古传说黄帝时代的仓颉已经创造了文字，但我们现在仍然不能断定夏禹时代就有了文字，然而没有文字，却一定有口头文学。益不过是把巴蜀之地的口头文学，经过自己的编排再口叙给大禹罢了。夏禹出生于蜀地，他治水从西到东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益该是他的随从罢。所以，在《山经》之后有大禹的结语，那应该是益讲完之后，大禹作的总结， 也是大禹治水走过千山万水的真实叙说。接着，大禹便命天神太章步量大地。然后，大禹便把太章测得的这方方正正的大地划定为九州，最后铸九鼎［11］（250）。《左传》襄王四年说：“茫茫禹迹，化为九州” ［3］（171－594）。九州即冀州、衮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其中“梁州”主要的地域就是大禹出生之巴蜀故地。 《左传·宣公三年》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3］（171-512）。”禹定九州铸九鼎，成为三王之王。于是，帝禹大会诸侯于浙江塗山，各部落诸侯国，领受禹的敕封，巴国、蜀国也在其中。《左传·哀公七年》曰：“禹合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3］（171－865）”。这是各方国对大禹王权的承认。《国语·鲁语》说：“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可看出：此时，大禹的王权已经确立。然而，夏禹氏劳累成疾，因病而亡，葬于塗山［11］（270）。《墨子·节葬下》曰：“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所谓“塗山”，应是大禹葬于此地而得名的。清马骕《绎史》卷十一注引《遁甲开山图》记载：“古有大禹，女娲十九代孙［31］（125）。”如果大禹是“女娲十九代孙”、“颛顼之后裔”之说确实成立的话，那么，他就是长江上游巴蜀地区的历史人物，由此而推论出越国公室是长江上游地区向下游南岸的移民的结论。《吴越春秋》第6卷名曰《越王无余外传》，实际上却以极大的篇幅叙写了夏人始祖大禹及其先祖的事迹（神话传说），鲧是颛顼之后，鲧妻女嬉吞薏苡（红石子）而剖腹产下大禹。大禹以后的六世帝少康“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是为越国开国之君［13］（101）。从上述可得知：大禹治水，从西到东，这样伴随着他的治水功绩，也就把《山海经》──巴蜀文化从西带到了东，从而使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楚越文化相融合，最终构成了华夏文化的主体之一。（四川攀枝花学院唐世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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