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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为镜话决策

 旷达致远 2020-12-22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史籍浩如烟海,大量丰富的决策思想,精彩生动的决策案例,宛如一座罕见的富矿,有待我们去开掘。

军事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存亡。有道是:“用兵之道,在谋不在众”“将不患怯,而患无谋。”在我国战争史上,“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都永远镌刻着决策者的胜利光环。楚汉相争中,楚王亲自披甲执戟,挑战汉王属下而贻笑大方,汉王 “宁斗智,不斗力”,则传为千古佳话。

我国古代政治家也强调,治国须慎重,为官宜思方略。“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荀子·王霸》)意为治理国家必须慎重,要谨慎地选择安邦之法、强国之路,选择不慎,就会危殆以至灭亡。

珍贵的计策和重要的谋略,历来被政治家所推崇。曹操认为,决策的功劳最大,奖赏最重的要数出谋划策者,在外作战的功绩,不能超过在朝廷上的策划,多次打胜仗不能超过建国的功勋。所以,历史上周武王把曲阜封给周公,不低于把营丘封给姜尚;汉高祖封给萧何的土地,超过了平阳侯曹参。据说,当年高祖重赏萧何,群臣不服,一起向刘邦讨个说法:我们身披战甲,手执锐器,身经百战,攻城略地,萧何仅舞文弄墨,发表议论,无尺寸战功,其封地为何超过了我们?刘邦说:打猎时追赶捕杀野兽和兔子的是猎狗,然而发现踪迹、并且指出野兽所在地方的是猎人,现在各位功臣仅能获得野兽罢了,功劳同猎狗一样,至于萧何,能发现野兽的踪迹,功劳有如猎人 。

封建统治阶级为长治久安,常常晓谕天下,搜求妙策。宋明帝下诏要求:王公大臣,群僚百官,如有救世匡弊的嘉谋,都要恳切陈奏,不要有一丝隐藏。对那些隐居山林湖泽,而又光明正直、博古通今者,也要仔细搜求,并上报给我,随即加以表扬树立。

历史上,由于决策失误而误国殃民的事例也屡见不鲜。秦韩大战于浊泽,韩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燕王一意孤行,穷兵黩武,进攻赵国,而酿成国耻;西楚霸王“ 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以致头断乌江;汉景帝诛晁错,“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落得“吾亦恨之”的哀叹;诸葛亮用人不当,痛失街亭,挥泪斩马谡;梁武帝违背众议,引狼入室,接纳侯景,致有侯景之乱,自食恶果;隋炀帝“恃其富强,不虑后患”,“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灭,为天下笑”;唐德宗不用忠良,唯奸是崇,重用裴延龄、皇甫镈,乃至“身播国屯,几将覆灭”。

古人不仅珍策重计,意识到“虑为功首,谋为赏本”,而且还特别注重对决策方法的探讨,这方面的论述也是古人决策思想最有价值的部分。

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易经》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古人认为治国犹如安身,当四肢安泰的时候,应当经常调养,以适应寒暖节气的变化。如果依仗平安无事而疏忽大意,疾病马上就会产生;治国犹如治河,如果濒临危险才想到治理,则一丈的险情顿时会变成百丈的险情,本来只需千金的费用会浪费万金,惟有在险情出现以前,就事先预防,或许可以既省力而功绩容易成就。因此,决策者要虑于未萌,慎终如始,丰年积储,安年备战;要不忽于微,常杜其渐;要警钟长鸣,查漏补遗。

二、实事求是,因时制宜

古人认为,处理事情必须依据它的内部法则,治病必须依据药物对疾病的最佳功效。它告诫决策者要抓住事物的本质,要尊重客观规律,莫被假象所迷惑;要因时制宜,大胆创新,莫僵化教条,因循守旧;要爱惜民力,量力而行,切莫浮夸,空图虚名。

三、兼听兼信,集思广益

古人认为:治国犹如乘舟,需要群策群力,同舟共济;政令应咨之于众,天下事要与天下人共议。尧的时候,为广泛听取意见,放置谏鼓于朝廷,供进谏人敲击;舜的时候,竖立供人书写以议论政治是非、指责君主过失的谤木于堂前,这样使得尧、舜耳目能听视四方,虽然有共工和鲧那样的恶人,也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则偏信赵高,使天下溃叛。古人提倡直言诤谏,认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唐宪宗对宰相说:“如果我今后处事不当,你们每件事应和我争论上十遍。”

四、统筹兼顾,不可偏废

古人认为决策者要通盘谋划,不可顾此失彼。比如,治民要兼顾六个方面:统一斗尺,不夺民时,尚德缓刑,减轻租调,减少徭役,吏治清明;治国则要恩威并用,法纪严明,靖边固民,赏罚分明,任贤退庸等。三国时,诸葛亮隆中筹对策,唐朝魏徵上书谏“十思”,五代张昭上书谏“八审”,宋朝马默上书言“十事”、吴表臣上书陈“九事”,元朝李谦上书言“九事”,明朝彭时上书谈“七事”等,均为献给决策者统筹兼顾以治理国家的典范案例。

五、大处着手,当机立断

古人认为决策者“以英明为贵而不以苛察为贵”,“能举其大者,才能宰辅天下”。决策者不能被纷繁的政务所困挠,而要有包涵八荒的肚量,重视国家的根本大计,省去繁文缛节而以国家的急务为先,简略小事而筹谋大事。宋太宗任命吕端为宰相,看中的就是吕端在小事上糊涂,在大事上不糊涂。古人还认为决策者应具备善断、立断的品质,周武王曾问姜太公,任贤选能,敬重文人,而国家却仍然不能治理好,这是为什么?姜太公回答,国君要能决断,自己不能决断事情,而用别人的话来决断事情者,这是灾难。

毋庸讳言,我国古代决策思想和实践也有其局限性,从本质上讲,古代的决策者主要靠个人的经验和智慧作出决策,但众多决策中不乏可资借鉴的科学因素和方法。在引进、学习西方决策科学之际,我国古代决策之道不可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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