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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的角度看北宋是如何走向灭亡的(七)-庆历新政

 金色年华554 2020-12-23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义,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渗透进商业,所有赚钱的行业必然垄断在官府之手。庆历新政之后,北宋禁军开始全面渗入商业、银钱拆借……北宋王朝当然需要一个强势集权对抗外敌,但是,庆历新政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变成官僚新秀的一场盛宴,这恐怕是皇帝未能料及的。

庆历新政

民间经济鼎盛、封建官僚“积贫积弱”的北宋是一个清平世界,第一个下大力气改变这种情况的人叫做范仲淹。范仲淹,仁宗庆历年间官拜参知政事,死谥文正,所著《岳阳楼记》更是以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垂千古。

不知您是否想过,洋洋洒洒一篇《岳阳楼记》为何没有一句话提到岳阳楼,而是一直在描写洞庭湖?

答:仁宗年间的“岳阳楼”其实是一家名满江湖的青楼,《岳阳楼记》则是送给岳州知府兼这家青楼老板滕子京的马屁文章。范仲淹大概也觉得在自己的文章里称赞一家青楼不是太合适,于是就顾左右而言他。

我还要告诉大家,滕知府虽然因为贪污发配岳州,重修岳阳楼确实既没贪污也没挪用公款,而是用了一招金融魔术——“资产置换”,即,低价收购民间沉欠多年的不良贷款,然后再派兵连本带利一块要回来——看谁敢欠知府大人钱!

范仲淹居然称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还要与这等开青楼的知州“微斯人,吾谁与归”!

仁宗朝的事情,就让我们从范仲淹说起。

范仲淹

庆历三年(1043年)六月,范仲淹从西夏前线调入朝廷中枢,这位出将入相的人物立刻提出了自己的十条施政方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就是庆历新政的开端《答手诏条陈十事》。

有人高度评价这份《答手诏条陈十事》,毕竟这十条合理化建议看起来条条站得住脚。实际上,这份著名的奏折其实就说了两件事:抓权和搂钱。

当然,要先抓权才能再搂钱。

先说第一条,抓权。

北宋疆域远不如汉唐辽阔,却是一个花团锦簇的盛世。王安石曾经这样评价仁宗庆历新政之前的朝局(当然,这句话放到王安石的上下文里并非褒义):中原安逸,多年不曾大兴劳役,不曾杀掉一名罪犯,朝廷宁可耗费钱财送给契丹、党项,也不愿意妄动刀兵。

不大兴工程、不妄动刀兵、不发号施令,封建官僚哪有权力、哪有威风、哪能捞钱?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引经据典说明了朝廷大兴工程的重要性:春秋五霸争雄之时,诸侯国宁可向邻国借贷也要大兴水利工程;江南有圩田、浙西有河渠、苏州也有营田军专管河堤,现在,淮南歉收商人就把粮食贩运到淮南,浙右歉收商人又把粮食贩运到浙右,从中要盘剥多少利润!

只要有一批干吏能臣,这个问题就由我范仲淹解决!

一是一定要给封建官僚以实权,尤其是下级官吏任免权。至此,宋太祖赵匡胤有名无实的官僚制衡体系被彻底废弃,官员此后要打起精神,以兴弊除利为己任、置民于水火之中(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

二是一定要让当官的人先富起来,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给他们分配土地。除了朝廷俸禄,每任地方官都可以在任职之地获得一批土地,数量按官职高低分配。除此之外,还要定时发补贴,婚嫁丧葬都要给钱。

三是范仲淹本人一定得是全国最有实权的官员。各路转运使可任命知州,至于各路转运使的任命,就由我范仲淹说了算。

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录》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精彩的对话:范仲淹在挑选各路监司的时候,经常对着官员名册看,看到不顺眼的名字(所谓“不才者”,很多是不肯阿附范仲淹的人)就一笔勾掉。

看到这种情况,新政重要的支持者枢密副使富弼提醒他:您这一笔不知有多少人会为此哭泣。

范仲淹显然对此不以为然: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

那么,范仲淹究竟用了什么人呢?

答:谁能搂钱,就任命谁当官。

王夫之对此曾有深刻的评价:一批急功近利的人借机向范仲淹兜售自己敛财之术,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之时,便是荡涤天下钱财殆尽之日。

再说第二条,抓了权就能搂钱。范仲淹为搂钱想出了很多办法,条条都跟金融有关。

第一,货币贬值。结果,无效。铸造大钱搂钱简单易行,实在是谋财害命的不二法门。庆历三年(1043年)起,北宋朝廷开始铸造“庆历重宝”,钱重7.5克,却要当十枚市面上的铜钱。不过,当时是典型的自由经济,市场根本就不买账,庆历重宝自发行之日起就只能当二至三枚铜钱,与实际重量相仿。

第二,重农抑商。结果,催生了北宋另一种纸币——“钱引”。范仲淹给商人起了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叫“游人”,只有让“游人”都回家种地天下才会太平,否则,“游人”终日浪荡在城市之间,惟一的作用就是败坏伦常纲纪。

要想管住“游人”,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设立盐、铁、茶等产业的管理机构。在延州做知州的时候,范仲淹就在自己地盘上成立了官营盐、铁、酒、茶的专营机构,禁止民间私营这些产业。

现在,得入朝堂,范仲淹立刻把这条经验推广到全国,他成立了“督盐院”等一批机构,对商人发放“盐钞”、“铁钞”、“茶钞”——统称“钱引”,即配额。从今往后,你生产多少盐、生产多少铁,能卖多少茶叶,都要有相应的“钱引”。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钱引直接催生了北宋真正通行全国的纸币——“盐钞”。

与官交子相比,盐钞以足额食盐作为准备,获得盐钞的人可以在全国兑换食盐。商人很快发现,盐钞不仅可以兑换食盐,还可以作为市场上的交换凭证;同时,官交子的流通范围仅限于益州、西北诸路,盐钞却可以在北宋王朝通行无阻。

此后,盐钞逐步取代了交子的地位,成为通行北宋王朝的一种新纸币。

尽管熙丰变法期间盐钞发行量曾一度突破三司产食盐总量,但是,朝廷还要靠食盐专营牟利,历代帝王对盐钞发行限制颇多,皮公弼甚至蔡京都对盐钞发行进行多次整顿。整个宋代,盐钞的信用都好于官交子,一直到南宋灭亡。

第三,建立官营信贷机构,即“回易”。“回易”产生于隋代,通俗地说就是官府出面做买卖,不过仅限于与游牧民族“马匹—粮食”交易。

范仲淹有很强的金融创新意识,他所谓的“回易”是以军费对外放贷。在一封名为《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的奏折中,范仲淹明确提出了回易的目标:增息财利,使天下之财再无流通之虞!同时,范仲淹还洋洋得意地叙说了功绩:我挪用军费放贷,一年就赚了四十二万贯钱。四十二万贯,已经是澶渊之盟岁币的40%,这些钱全部来自陕西路一地!

宋太祖曾经下诏“官吏不得经商”,此为永制,范仲淹是在明目张胆地违反太祖遗命!还自鸣得意!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义,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渗透进商业,所有赚钱的行业必然垄断在官府之手。庆历新政之后,北宋禁军开始全面渗入商业、银钱拆借,那位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被发配之前他手下的军兵一半以上都被派去贩卖茶叶,结果当然是“回易私茶,破坏茶法”。

后代史学家徐梦莘这样评价“回易”政策:这些人靠着官府的威风,与市井之人争利,既损害朝廷、又害苦了庶民,真是一件有损国体的事情(挟朝廷之势,以争利于市井,伤公害私,亏损国体)……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下,民间产业创新才是创造财富的最佳途径,北宋也成为第一个不对土地兼并设置门槛的朝代。封建官商靠权力牟利,才不会有时间和脑子考虑创新,但是,他们的财富又有着相当统一的去处——土地。《宋史》记载,庆历三年后,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封建官僚开始广置田园,府邸如乌云般覆盖了整个城市……

在北宋王朝第一波大规模土地兼并中,我们看到了庆历新政另一项显著的效果——流民(军队)兵变:庆历新政刚刚实施,解州、邓州厢军就为反抗地方官分地兵变、京东路士兵杀死当地巡检使;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仁宗年间规模最大的兵变爆发了,保州云翼军(禁军)四千多人兵变,军队冲出军营自谋生路,成为流寇……

面对乱世之源,朝堂之上甚至产生了恢复王莽“王田制”的奏议。有人这样评论时政:只有天下大乱、兵锋再起,让大多数人死掉,才可平均土地(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

北宋王朝当然需要一个强势集权对抗外敌,但是,庆历新政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变成官僚新秀的一场盛宴,这恐怕是皇帝未能料及的。要逃脱乱世魔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立即停止新政。

庆历四年六月,宋仁宗下了一个干脆的决定: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两路宣抚使。范仲淹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到朝堂之上。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替范仲淹收拾烂摊子的人叫做包拯,即民间评话中的“包青天”。在京剧戏文中,包拯用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铡了很多皇亲国戚、贪官和地痞流氓。在正史中,包拯最大的功绩是在全国丈量土地,设立了一道类似“开元限购令”的“仁宗限田令”:所有官员购买田地一律不得超过三十顷,多出来的土地必须充公。

关于“仁宗限田令”就不多讲了,跟前朝的故事差不多。盛唐开元年间,宇文融为了限制土地兼并曾经颁发过一道史上最严的土地政策:任何人不得购买土地,不承认帝国一切土地买卖。后来,杨国忠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十年之后,大唐帝国40%的人都变成了流民。

北宋年间也有一个人毫无顾忌地放开了“仁宗限田令”,这个人是包拯的一个手下,名字叫王安石。

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终于轮到王安石出场了。

关于如何评价王安石,清末之前其实并没有多少争论,历代史家一直用“聚敛之臣”来形容此人,王夫之认为:王安石是北宋亡国的第一罪人,靖康之耻的肇始者正是王安石!清末伊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推翻这段公案,王安石摇身一变成为一位法家继承人,司马光则被冠以“保守派”、“卖国贼”、“投降派”等诸多绰号。

悠悠千载、铅华洗尽,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废黜庆历新政后,北宋王朝回到了清静无为的轨道,中国古代原始自由经济也在仁宗末年到达了巅峰,就连王安石自己也认为北宋仁宗年间是千载难逢的盛世。

——据《宋史》记载,东京汴梁人口已达百万以上,仅商行就有一百六十多行,洛阳、颍昌、齐州、大名、成都、扬州、苏州、广州,一批近代化的大城市已经在中原大地崛起,而当时西欧最大的城市不过也就十万人。

——中国古代科技达到了巅峰,指南针、火药就是在这个时代真正投入使用,神臂弓、床子弩、斗子箭等极其强悍的古代远程武器也都出现在这个时代。后来这些兵器的制造工艺逐渐失传,据说床子弩“一枪三剑箭”,在四百五十米内可以有效洞穿敌人铠甲——CS游戏中著名土匪武器AK47的有效射程不过只有四百米!

经济学是一门很玄妙的科学,如此强盛的民间经济,北宋王朝的国势却始终萎靡不振。当时北宋王朝最大的问题在于“三冗”:为给竞争失败者一口饭吃,军营收容了数以百万的流民;为让权力欲望熏心的聪明人不危害经济,朝廷又养活了数十万终日无所事事的官吏,所谓冗费、冗官、冗兵的“三冗”,岁入的70%都给这些人发工资了。

没有钱,中枢朝堂在任何事情上都很难有作为。

“庆历新政”失败后,宋仁宗一直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富弼、欧阳修、韩琦、苏轼、苏辙这些亲历庆历新政的人也都在尽力延续盛世的辉煌——起码要对契丹、西夏有足够的威慑,变法图强已经成为当时君臣的共识。

王安石入仕,恰恰就是在这个时期。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赴汴京参加科举考试,刚刚出道就锋芒毕露。他在考卷中引用了《尚书》“孺子其朋”的典故,意思是说自己将像周公辅政一样辅佐当朝皇帝!

宋仁宗是一个心智健全的皇帝,他不需要周公辅佐。结果,仁宗亲自把王安石从第一名降为第四——让这个自诩为周公的人永远与状元、榜眼、探花无缘。

王安石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可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在京候选期间长时间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不换洗衣服,继而拒绝在京为官(京官是爬升捷径)。由于书法、文学、哲学上的造诣,王安石当时已经名声鹊起,加上数次辞官不就,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不过,也有人对王安石的做派有看法,苏洵甚至为痛骂王安石写了一篇《辨奸论》:读书人尊圣贤之道,率性而为根本不可能到达常人无法理解的地步,王安石一类的极端行为类似于易牙、开方,绝对属于大奸大恶之辈,只不过奸行被文采掩盖而已。最后,苏洵断言,一旦此人为相必将为祸天下,自己也将因为揭露他而名垂青史。

很不幸,王安石的命运被苏洵言中。

鉴于王安石的才名,嘉祐三年(1058年)宋仁宗亲自召他再入朝堂。从皇帝这一举动来看,很可能有意重用王安石。

嘉祐三年的某天,仁宗邀请了一批朝臣来宫苑钓鱼,王安石也在被邀之列。就在大家兴高采烈钓鱼的时候,王安石不声不响地把面前的一盘鱼饵吃掉了。最后的结果是,除了王安石,大家都钓到了一些鱼。

钓鱼结束后,仁宗下令把钓上来的鱼做成饭菜,赐宴。谁也没有想到,王安石就在这时当众向仁宗陈奏:自己已经吃了一盘鱼饵,吃饱了,不需要参加宴会了。

一瞬间,仁宗可能想到了此人曾在科举考卷中写过“孺子其朋”的狂言,也想到了苏洵的《辨奸论》:一个人确实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吃一块鱼饵,但根本不可能吃一盘鱼饵;换一个角度,如果眼前这个人真对思考如此痴迷,他一定不知道自己所吃的是鱼饵,即使知道也不会屑于说出来。

在仁宗眼里,王安石自鸣得意、自命不凡、自以为是。于是,他把王安石晾了起来,既不说是否重用、也不说是否放逐,就让你这么挂着——你不是自诩文名盖世吗,那就当一个花瓶摆着吧。

坐冷板凳没几天,向来以隐居著称的王安石居然耐不住寂寞,向皇帝递交了一份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据说,这封奏折针砭时弊、有很多极有见地的观点。

看完这封奏折,我丝毫没有这种感觉。万言书每段以问句开头,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给问题下定论,最后告诉皇帝应该如何、必须如何,否则就会如何!果然是一副周公的口吻,这哪里还是奏折,完全是老子训儿子!

至于万言的内容,两个字就可以全部概括:搂钱!

经历了庆历新政的风浪,仁宗已经领会了“无为”的道理,他亲手剥夺了王安石的状元,又把王安石从实权上调任虚职,当然更不会理会这封所谓的“万言书”。

此后,接替仁宗赵祯的是英宗赵曙,英宗对积弊奉行“以渐厘改”的方略,对号称能“敛财”的王安石依旧是不理不睬。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驾崩。

这个时候,王安石早就在京城混不下去了,正在江宁当教书先生。长此下去,王安石可能就这样无声无息消失了,不会在历史长河中泛起一点涟漪。然而,王安石的命运终究还是出现了转机,这个苏洵口中的奸人将在历史长河中掀起滔天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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