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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社会学经历三次浪潮——访耶鲁大学教授朱丽叶·亚当斯 
朱丽叶·亚当斯 （Julia Adams）于1990年获得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密歇根大学从教14年。2004年，朱丽叶被聘为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致力于发展该系的历史社会学。她曾担任过美国社会科学史学会的主席与副主席，在接受笔者访谈时任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她的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社会理论、性别研究、政治经济学、殖民主义与帝国、全球与跨国政治、近代欧洲的国家形成。朱丽叶多次获得巴林顿·摩尔论文奖，代表作《家族式国家：近代欧洲的统治家族与商业资本主义》讨论世袭制在近代社会的作用，对国家形成研究领域中的主流话语构成挑战。她参与合编的《重造现代性：政治学、史学与社会学》（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主持的“政治、历史与文化”丛书和创办的杂志《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三次浪潮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广泛的历史情境下更好地理解富有意义的社会行动？要重新理解这种社会行动，我们就必须重新定位民族国家这种重要的历史现象。 郭台辉：您和研究伙伴总结了当代历史社会学的三次浪潮。处于第二次浪潮的安德鲁·阿伯特和杰克·戈德斯通说过，迄今为止，对于历史变迁或者因果推断（causal inference）的可替代性方法，第三次浪潮中的历史社会学家们还没有发展出新的概念，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新的研究领域。您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朱丽叶：《重造现代性：政治学、史学和社会学》的导论部分把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创新的理论与方法视为第三次浪潮，这些研究对第二次浪潮所创造的方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就像在该书中所阐释的一样，他们基本上是以韦伯的方式，回答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之间的转变问题，因此必然遭到很多批评。我们提出的观点激怒了两类不同的社会学家。其中一类是我们非常尊重的，所以我们以感激的方式把他们列为第二浪潮的代表。《重造现代性》阐释了他们在方法论上富有创见之处，但也提到他们的不足。另一类社会学家是我们强烈批评的，因为我们强调文化以及意义机制的极端重要性，所以波及的人不仅仅局限于那些研究社会性别与种族的人，还有那些研究历史解释和社会变迁的人。我们的主张戳中其痛处的，还有那些认为历史社会学更类似政治学的人，以及那些不喜欢把历史社会学与人文学科扯上任何关系的人。所以，有些招来的批评是我早已意料到的，但有些批评比意料的更深刻得多。当时我提到，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已经完全转移到一些比第二次浪潮更有趣的议题与方法上了。这种说法在那个时候是正确的，但此后有许多东西也发生了非常有趣的变化。这些变化同时吸引着第二波的结构主义思想家和第三波的一部分文化主义思想家。当然，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文化主义，都没有真正理解思考社会变迁的网络基础的重要性，而社会网络分析虽然一直为哈里森·怀特等前辈及其弟子所推崇，但只是在过去五年才得到越来越普遍的重视，成为一种研究前沿而被广泛运用到各领域。 我们那篇论文提出的观点有一定先见之明，因为我们当时所说的第三次浪潮现在已经确实出现了。第三次浪潮中的历史社会学家所做的工作与第二次中的有很大不同。有些人完全用档案材料来论证历史问题，有些人倾向于个案的定性分析，有些人完全用定量研究，还有许多人混合使用各种在方法论上都存在差异的分析策略。无论如何，如今最有意义的社会网络分析已经成功扳倒了半个世纪前占支配地位的结构功能分析，也成功挑战并取代了仅仅狭隘地聚焦于政治经济层面的第二次浪潮。他们认真对待的关键对象是社会过程中具有丰富意义的社会行动者。其行动后果无论是预料之中的，还是预料之外的，都是从社会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结构主义那种注定发生的。显然，这种分析有着更为开放的意义，也由此产生新的前沿研究领域与前沿问题。 郭台辉：您肯定也看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许多新兴领域成为历史社会学第三次浪潮的一部分，比如公民身份、抗争政治、过程分析、话语分析。您认为未来有些什么主题和方法将成为历史社会学的主流？ 朱丽叶：我前不久刚参加一个研讨会，有人说了一句半开玩笑但意味深长的话：“社会学家不应该做出任何预测！”但如果我的确做出一些预测，你肯定会非常乐意接受。第三次浪潮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广泛的历史情境下更好地理解富有意义的社会行动？要重新理解这种社会行动，我们就必须重新定位民族国家这种重要的历史现象。民族国家的鼎盛时期是相对短暂的，在人类社会行动的历史上仅仅延续了两百年。这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开始理解在现代民族之前和之后的政治组织形式，诸如帝国、跨民族形式的非政府组织，也要思考这些组织形式与民族国家是如何彼此关联起来的，因为他们共同存在于相同的历史空间和历史波段中。相对而言，第三次浪潮的兴起也涉及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如何把非西方国家整合到一个全球空间或世界体系的宏大视野中。比如，中国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西方学者定位在区域研究，现在需要开始改变了。顺便说一下，在比较历史社会学的意义上来探讨中国历史的出版物还不多，但你们这一代的历史社会学家和史学家越来越有全球视野与比较意识，所以，这个领域非常有前景。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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