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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文学的天空中，群星灿烂，光耀中华，而其中最明亮的两颗星斗便是李白和杜甫，一个被人们称之为诗仙，一个被人们誉之为诗圣。自从他们产生那天起，人们就爱评一评何者更高，论一论何者更强。而且千百年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扬李扬杜，各执一辞。
中唐诗人元稹是扬杜抑李的始作俑者，他说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他认为李白有些地方虽略能与杜甫相比，但在律诗上，却与杜甫相去甚远。而他的好友白居易却又与他的看法不同。到了宋代，欧阳修更喜欢李白；王安石更喜欢杜甫；而苏轼虽更为推崇杜甫，但其实他创作的艺术特色却更接近李白。到了明代，茶陵派的李东阳，宗主杜甫，但也推崇李白；祝允明、唐寅推崇李白，文征明却崇拜杜甫；有叛逆思想的李贽推崇李白，而主张独抒性灵的袁中郎则李杜并称。清代的情形亦复如此。到了现代，1962年郭沫若在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会上的开幕词就是这个话题，他称李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可是事隔十年，他在《李白与杜甫》一书里，却又观点大变，改为抑杜而扬李，以至把杜甫说得一无是处。
这些李杜以来的大家们的观点，有时竟有天壤之别，实在让我们莫衷一是。那么，摒弃原有的成见，拨开历史的迷雾，让我们走近李杜，再重新审视这两位伟大的诗人，李白与杜甫究竟孰高孰低，用我们自己的眼光也许能做出更为客观的判断。
公元701年，李白诞生；11年后，即公元712年杜甫出世。李白人生的成熟期正好在开元盛世，杜甫创作的高产期适逢安史之乱。李白看到的更多是国家的繁荣与昌盛，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杜甫感受最深的则是国家的动乱与灾难，人民的流离与痛苦。
李白的远祖是汉代的飞将军李广，广子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在我国的北部繁衍生息，李白祖籍垅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其祖在隋因罪徙居中亚，李白就诞生于中亚的碎叶（今吉尔吉斯坦的托克马克），五岁时随父迁居到四川省江油县的青莲乡，复杂的家庭背景，使李白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杜甫的远祖是晋代开国将军杜预，祖父杜审言已是唐初著名的诗人，其父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他出生在河南巩县的瑶湾，主要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李白的家庭应该是富商，除最后的几年外，他从来不为生计操心，他锦衣玉食，常常是“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他豪爽洒脱，轻财好施，“千金散尽还复来”，也曾东游吴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散银三十多万。杜甫的一生绝大部分是在贫困潦倒中度过，经常是“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自己的孩子也曾饿死，尤其是后来漂泊西南时期，更是衣食无著，饥寒交迫，因而他总是忧愁痛苦，千忧百患。
李白的身体十分健壮，他还是一个武林高手，“十五好剑术”，“少任侠”，也曾为抱不平而手刃数人。他还是一位气功大师，练功的层次在他的诗中多处都有体现。在他的诗文中从来不见疾病的影子，他的身体一直是健康的，他的面貌一直是饱满的，他的精神一直是昂扬的。而杜甫早在长安时就已患上肺病与恶性疟疾，后来漂泊西南时，又患上风痹，接着又出现右手偏枯、左耳聋、牙齿大半脱落等症状。“老病有孤舟”，“百年多病独登台”等，关于自己疾病痛苦的内容，在杜甫的诗中尤其是晚年的诗中比比皆是。杜甫的身体经常是多病的，面貌经常是愁苦的，精神经常是忧伤的。
李白出身于商人家庭，他很小就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他所读的书不仅仅是儒家经典，诸子百家，经史子集，及其它杂书无不涉猎，还曾经跟人学习纵横术，因而李白的思想相当复杂，儒家、道家、游侠、纵横家等思想对李白都有影响。杜甫则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从小就“好学”，七岁就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也很刻苦地学习，但所读大多是儒家经典，因而杜甫受纯正的儒家思想的影响。
李白和杜甫都有很高的政治理想，李白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其实现理想的途径却不相同，李白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他“不屈己，不干人”，试图“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他有时采取纵横家的游说的方式，希望凭自己的文章才华得到知名人士的推荐；有时又希望通过隐居学道来树立名声，直上青云。最后终于由太子宾客贺知章引荐而来到皇帝身边。杜甫为求仕在三十五岁来到长安，先是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接着又科举考试落第，直到“安史之乱”前夕才做了个芝麻大的小官。
李白和杜甫都在京城度过一段时间。李白到京城不久即受到皇帝的接见，并被安排到翰林院供职，他曾利用与玄宗接近的机会，申述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与主张，但玄宗只是想让李白做一个驯服的御用文人，这与李白的傲岸性格格格不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其狂放之情可想而知，因此又很快得罪了皇帝身边的一群小人。李白知道自己留在长安已不可能再有所作为，就上疏“恳求归山”，玄宗没有挽留，“赐金放还”，李白在长安仅仅度过一年半诗酒狂放的日子，便吟咏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开始了他的再漫游生活。在京城里看到的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政治的黑暗，再加上个人的失意，激发出的是李白的强烈的反抗精神。杜甫在长安远没有李白幸运，他经常是风尘仆仆，饥寒交迫，四处求人，连连碰壁。从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人生最宝贵的十年一直困守长安，此时正值安史之乱的前夜，他看到了人民的痛苦，统治者的罪恶，十年困守的结果，使他成为一位忧国忧民的诗人。
李白在“安史之乱”中，先是带着夫人到江南避难，不久即隐居于庐山屏风叠，后又因参加李嶙幕府而获罪，下浔阳狱，接着又被判长流夜郎，后即途遇大赦而返。这一段复杂而又曲折的经历，使作者对人民的苦难、统治者的凶残，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使他对自己的不幸命运也更加愤愤不平。杜甫在京城先是一觉醒来，发现皇帝带领一班大臣已经逃跑，便只身追随着他们向西南逃去，路上曾亲眼看到胡人的屠杀焚掠，也曾经被贼兵所虏获，脱贼后，被任命为一个八品的谏官——左拾遗，但很快又因劝谏而几受刑戮。从此他屡遭贬斥，但也因而使他更加贴近人民。
公元761年，李白六十一岁，闻李光弼率大军征讨叛敌，他由当涂北上，请缨杀敌，但行至金陵，因病折回。762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家，初葬采石矶，后人遵诗人遗志，改葬青山。杜甫在最后的十一年里，仅做过六个月的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工部），其余的时光，一直处在漂泊无依、贫病交加的境地。公元770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至813年，他的孙子杜嗣业“收拾乞丐”，他的灵柩归葬偃师。杜甫的遗体还漂泊了四十三年。
李白往往爱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似乎不世功业，唾手可得，尽管也一再碰壁，心中仍然豪情万丈，他最钟爱的形象是“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因而经常以大鹏自喻。杜甫从不回避现实的苦难，常常直面惨淡的人生，尽管自己无能为力，但始终心系国家，牵念百姓，他对能够忍辱负重、可行千里的老马形象情有独钟，在诗歌中经常以老马自比。
李白与杜甫诗歌的题材也有明显的差别。李白写任侠、求仙学道，写祖国的壮丽河山，抒发自己的失意和不平，而他写的最深刻的是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的诗篇。杜甫也写祖国的壮丽河山，也抒发个人的失意与不平，也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而他反映当时最动人的，则是那些描写贫富悬殊、战乱灾难、民生疾苦的诗篇。
李白善于写虚，杜甫善于用实。在反映客观现实的时候，李白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以感情的逻辑代替生活的逻辑。他写愁是：“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写思念是：“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是：“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他还有很多诗，或是直接写幻境，或是直接发议论，但都不去对现实细致描绘。杜甫则常常用写实的方法，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的本质。无论是《兵车行》写咸阳桥送别的场面，还是“三吏”、“三别”写战地人民生活的苦况，无论是《羌村》写归家的第一感觉，还是《春夜喜雨》写春雨的神韵，都描绘得那么逼真细致。在表达方式上，如果说李白善于抒情和议论的话，杜甫则善于描写和叙述。他的很多诗都带有叙事的性质。
李白的诗歌似雷霆万钧、火山爆发，如狂风暴雨、大河奔流。其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洒脱不羁的性格，宽阔的眼界与豪迈的心胸，广博的学识与非凡的才情，一发而不可收的情感表达，所有这些，构成了李诗清新飘逸、豪迈奔放的风格特色。而杜甫的诗歌波浪起伏、反复咏叹、压抑过滤、百回千转。时代环境的急遽变化，个人生活的穷愁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沉，表现手法的沉着蕴藉，所有这些构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李白政治上的远大抱负，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一切压迫和束缚毫不调和的叛逆精神，再加上自我表现张扬个性的主观色彩，喷薄而出一泻千里的感情表达方式，丰富奇丽的想象和幻想，夸张手法的大胆运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清新的语言，使李白的诗歌达到了浪漫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手法的最完美的结合，他继承和发展了屈原的浪漫主义传统，并把它推向顶峰。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必若救创痍，应先去蟊贼”——对各种祸国殃民罪行的强烈憎恨，再加上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寓主观于客观的具体描写，个性化的语言，俗语的采用，细节的描绘，都使杜甫的诗歌既显示出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又体现出高超的现实主义手法，他承传和弘扬了《诗经》“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它推向极至。
李白喜欢无拘无束，其运用的诗体也多种多样，他兼善各体，而尤以七古与七绝为最佳，这两种诗体在当时也是最新最自由的，与其自由豪放的个性也特别适应。其七言古诗出类拔萃，无须多谈；七言绝句也只有七绝圣手王昌龄稍能接近，诗评家沈德潜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杜甫也熟练掌握当时所有的一切诗体，而且“诗料无所不入”，而犹擅长五律、七律与乐府诗。其乐府在当时已有很大影响，其律诗更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成为历代诗家学习的样板。
“少陵诗法如孙吴，李白诗法如李广。”同是杰出的军事家，孙子、吴起带兵很讲究规矩方圆，法纪严明，进退有度，因而能够百战不殆；而李广带兵没有章法，任意而为，但又能随机应变，也是战无不胜。同样，李白，天马行空，随意挥洒，神龙见首不见尾，体现的是极度奔放自由的天才美，是天才的喷发；杜甫刻苦经营，反复推敲，炼字炼句，是巨匠的锤炼。李白诗无迹可寻，杜甫诗有法可依；论感性首推李白，讲理性当让杜甫；论才气应称李白，要学习必选杜甫。古人对二人评价的分野大概也就在此。
总而言之，时代、社会、家庭、出身、性情、经历等所有的一切，都使李白脱颖而为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使杜甫锤炼而为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正如诗评家所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二人只有风格的不同，不存在水平的高下。如果说唐代诗歌如群山绵延，唐代诗人如一座座高山，那么李白和杜甫就是群山拱卫下的两座出类拔萃、卓然屹立的顶峰，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登峰造极、双峰并峙，让前人无可比拟，让后人难以超越。还是文学家韩愈说的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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