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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京城是大辽中后期都城，北宋使者络绎之地，或以中京为目的地，或经由中京往行上京,及契丹皇帝捺钵庭帐（或记单于庭）。与中京城特殊地位相系，在京畿近地相距二、三十里，同时设置两座驿馆——长兴馆和通天馆，为中京唯独仅有。辽俗，在捺钵地的神恩泊、永安山，则有专为接待外国来使而设的毡馆，名顿程帐，距契丹皇帝庭帐二十里。而中京则不同，早在建城之初，即设有神都之制、廊庑华丽的国宾馆——大同驿以待宋使。迄今为止，学界对长兴馆和通天馆，多沿用一馆二名说；宋使语录中，它们从不并列出现，似乎支持这种说法。再作进一步考察，结论是相反的，两馆是二非一。笼统的一馆二名诠释，可能误读了重要历史信息。宋使纪程，两馆下站都是中京，可以中京为基点，从方位、距离、地望，多维度审视、辨别。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记长兴馆：『自馆（富谷馆）东北行四十里至中顿。过顿，稍东出，又三十至长兴馆，皆行山间。长兴馆西距富谷馆七十里。依北山之迤，循霓河，逶迤正东至中京。中京西距长兴馆二十里，少南。』路振《乘轺录》记通天馆：『二十四日，自通天馆东北行，到契丹（中京）三十里，山远路平。』在这里看出：方位，中京在长兴馆正东，在通天馆东北；里距，中京距长兴馆二十里，至通天馆三十里；地望，长兴馆依北山之迤，通天馆山远路平。凡三，足证长兴馆、通天馆是二非一。籍此，两馆同为中京肘腋，到底有何作用呢？中京至上京，走向是自南而北，出现长兴馆至中京的东西蹉行（差误之意）路段，不无原因。有一种说法，宋人使辽，目的地常常在中京迤北的上京，或山高水远的捺钵庭帐，借长兴馆以便直行。中京下一站到临都馆八十里，方向正北，从长兴馆过去，并无些许便利，更缺乏史籍支持的，沈括就不在此例，他恰恰正是蹉行长兴馆到中京，复往北行。是何原因而致沈括舍通天馆这条平道、直线不走，而要去蹉行长兴馆那条山道呢？这一疑团缠绕我好多年，终于在一次中京、老哈河徜徉、拍照中，恍然大悟，答案或许就在这条河上。驿路主线出富谷馆即有土河（老哈河）挡道，通天馆亦在土河冲击平原。每逢土河发水，阻遏道路，蹉行长兴馆就成为惟一的选择。在古代交通史中，因水阻而改变站道，绕越而行的情形司空见惯，对以不安分著称的老哈河而言，更不足为怪。再分析沈括行纪细节，他从富谷馆起身，东北行四十里至中顿，又三十至长兴馆，此顿置皆行山间，与路振所行路线无关，其著《乘轺录》也根本没提及有个顿馆。据考，富谷馆、长兴馆之间顿馆，在今宁城县大双庙镇龙潭村龙潭沟门；通天馆今地，宁城县大明镇五官营子村。电子地图显示的方位，与前推定结论相符。路振出富谷馆，过土河，也走了七、八十里，按说也该有个顿馆才对，或许通天馆就是这个顿馆。《读史方舆纪要》：“通天馆，卫南二十里，契丹所置也”，亦一史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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