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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是一部非常写实的明朝社会生活大百科全书，书中对首饰和配饰近乎白描手法的刻画，拨云见日般让这些老物件清晰可见，向我们展现出古人日常生活的精彩细节。
一言一物、皆有源头，《金瓶梅》一书中对男女主角的穿着打扮、衣食住行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尤其是书中的各种首饰、配饰，真是样式繁多、琳琅满目、流光溢彩，被名物学家扬之水夸赞为“明代首饰的一个小型展销会”  《金瓶梅》书中描写的银丝覆盂䯼髻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在这些精美配饰中，有个叫“三事儿”的小物件在书中频频被提及，我们来看下《金瓶梅词话》中关于此物件的描写：
明代《醒世姻缘传》第五十回说：“取下簪髻的一支玉簪并袖中一个白湖绸汗巾，一对金三事挑牙……” 那么明代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银三事儿”、“金三事”到底为何物、又有何用途呢？  清 赤金葫芦花纹带链牙签耳挖 故宫博物院藏 我国古代所谓“三事儿”，原本是配饰的一种，又称“事件”或“事儿”。是牙签、镊子、耳挖等个人清洁小用具的的统称。镊子可清理毛发，挑牙可剔除牙垢，耳挖可清洁双耳，整饬仪容时，这三方面最是基本的物件，男女皆可随身携带。  金银事儿的各种小配件可自由搭配 “三”是文言中常见的数量泛称，古人常用“三”形容“多”或“少”。“三事儿”并没有硬性要求，少则一两件，多则可达七八件，都是根据各人的需求而定。 男女略有不同，男性佩戴修颜耳挖、剔牙、镊子等卫生工具；女性除此外还搭配脂粉盒、香茶盒、香囊、葫芦瓶等，具有巧妙的设计构造和很强的生活实用性。不需镊子的自然就可减去，尚嫌不够的就可以多添几根链子，连上小剪子、小锉子、穿心盒等，摆动起来还颇有环佩叮当之感。  银三事儿 为了追求奢华的装饰的效果，有的“三事儿”会完全舍去实用器件，代之以做工精美的金银花、金银钟等小饰件，像串风铃一样用金银链组装，作为纯粹的饰物来佩戴。 “事儿”后来还有收纳筒、针筒等挂坠的物件，种类有所增加、功能也更完善。常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总长不过二十多厘米的金银事件，已将精美与实用集于一身，古代贵族生活上的考究，由此也可见一斑。  明代金七事 关于“三事儿”不仅出现在民间文学作品中，在正史中也有明确记载。明代记载查抄严嵩宅物品的《天水冰山录》中记载：
又如《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记载的洪武三年明代服饰制度：皇后、贵妃以及命妇们必须按照等级制度佩戴饰品不可越位不逾矩。
由以上文献可看出，无论是宫廷后妃还是王公大臣，金银“事儿”都是人们随身携带的物件，可见“事儿”在明代贵族的日常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 明代皇后常服制式 “事儿”有着久远的历史，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事”在我国起源很早，从商代到汉代到五代十国乃至唐代都有出土过耳挖、镊子、牙签等，在古代生活中这类小物件是清洁、修容必备之物。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现商代妇好墓，出土大量的女将军妇好日常佩戴的饰品。仅头上戴的簪子——骨笄就多达499件，玉笄28件，兽面纹玉梳2件，其中有一件鱼形的玉耳挖虽小但特引人注目。 这件耳挖造型自然优美、做工精巧，上端有孔可以佩戴，这是我国考古第一次发现玉耳挖。可见在商周时代，这种不起眼的小物件已经兼顾了实用性和审美性，于细枝末节中充分体现出3000年前商周贵族的生活气息。  妇好墓出土 左玉质鱼形耳挖 右玉笄 在汉代至宋代墓中，出土过铜质和铁质挖耳勺；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考古中出土一把角质的镊子；在五代至唐代墓都有出土过铜质的镊子，皆为墓主人随身携带之用品。  角质镊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 六朝诗文里常常说到钗镊，如梁简文帝萧纲《采桑》诗曰“下床着珠佩，捉镜安花镊”，又如南北朝诗词名家江洪的《咏歌妓诗》中“宝镊间珠花，分明靓妆点”，此时期耳挖和镊也可作簪子所用。不过与此同时镊子也还有另外的样式，即在项端做出可以穿系的小环而用以佩携。  唐 铜鎏金剪和镊有小环可佩戴 明代金银“事儿”构思巧妙，尤其是科学合理的连接组合方式，堪称明代金银器饰品设计美学的典范。这些“事儿”虽然实用，但体积小巧易丢失，三件物事在明代之前尚无固定组合，考古发现的实物如耳挖、镊子类以单独出现为多。明代匠人们承袭元代银事件的理念，则将牙签、挖耳勺、镊子三者用小工具合在一起有了新的设计。 一套完整的金银“事儿”是由上、中、下三部分衔接而成：顶端连接牌子、中间的锁链承上启下、下面悬挂各种小工具。这种组合的“事件”挂在胸前被称为“坠领”，系于腰间的则是“七事”。此说法见于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
这里所谓的“山云题、若花题”，指的是“事儿”上端的连接牌子，有花卉、葫芦、蝴蝶等多种样式。  标准银三事儿 辽代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玉制“七事儿”就是此类物件的典型代表，如下图所示： 顶端是一朵倒垂莲为“花题”，莲瓣之边缘依次贯穿六根金链，金链下边各系有上好白玉精工制作的觯、锥、刀、锉，剪子和勺。很显然这白玉材质的“七事”只具有装饰性作用，不具备实用功能。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玉事件 明代的金银事儿设计的小巧实用，在形态上追求规整统一，剔牙、耳挖、镊子整体长度一致，形态也相对规整统一。这种对器物使用“舒适度”及“适用美”的设计追求、设计精神达到了前朝不可比拟的高度。 令人称道的是，明代金银“事儿”的设计既能满足清洁工具的基本功能要求，又能在视觉上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其中剔牙与耳挖的尺寸通常为 45-70 毫米之间，这样的尺寸设计的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使用起来既舒适又安全。如下图：李惠利中学明墓出土的男用金二事 ，剔牙与耳挖的柄部长度和形态都是非常一致的，给人以浑然一体的感觉。  李惠利中学明墓出土的金二事 明代，儒家思想仍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礼仪。挖耳、剔牙在公共场合并不是文雅之事，因此金银三事儿既要有“藏”又要有“露”，不用的时候是藏于袖内的，但在日常使用或不经意间露出来的时候，它的精美绝伦又是彰显身份地位及财富的一种“含蓄”的方式。 如下图：这件浙江省博物馆馆藏的仕女形金事儿件设计非常巧妙，一尊手捧寿桃的仕女金像，由一根带环金链连缀着。初看没什么出彩之处，可是当拉开仕女裙摆下的寿桃形金塞封时就会发现玄机所在：金仕女像体内是中空，金链部分系有一根金耳挖和一根金牙签。平时佩戴在身上时，它们因为重力垂坠而隐藏于仕女像体内，一旦打开寿桃形金塞，这两件小巧工具就能从中滑出供人使用，古人的设计构思堪称奇巧无比,匠心独具。 明 仕女形金事件 浙江省博物馆藏 明代的“事儿”多为玉、、金、银等贵金属材质，一般分为金玉组合、金银质地、铜锡骨木三个等级。明代统治阶级为维护其地位对衣冠服饰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明史》卷六七《文武官冠服》中规定官服一品以上可用玉；二品不许用玉只许用金；商贾、庶民则不得用金银。 金银玉事件使用人群多以帝王将相、宫廷后妃、达官显贵、诰命夫人等名流为主。明初期规定：帝王使用的事件以金镶玉或金制成，贵族官员们则多用金质或金包银的材质制成，偶尔也可见铜制等其他材料。 金镶宝玎珰七事，湖北省博物馆 藏 金银“事儿”对于古代男人既有修颜化妆之功能、又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自古以来，修颜化妆就不是女子专有之事，明代男子也有“冶容”之风，这也是三事儿中镊子的存在的理由。《漂海录》卷三中记载了江南男女化妆之事：
明代，针对不同的使用人群，物件设计与文化艺术一样已经明显地分化为两层：士大夫贵族层和普通民众层。就像现代男人的三大件：手表、腰带和钱包一样，它们能直接反映出这个男人的品味、爱好和层次。明代金银三事儿的设计正是为了满足上层社会人群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同时也是满足他们对财富及地位的炫耀之心应运而生。 “金三事连博古图减银筒” 浙江省博物馆藏 浙江临海王士琦墓出土了一件减银杂宝纹金事件，整体为规整的细筒形，以金链连着筒盖、金耳挖和金牙签，金筒上錾刻有花瓶、花盆、砚台、芭蕉扇、竹木山石等“杂宝纹”，以当时最精湛的“金减银”工艺镶嵌上细如发丝的银丝，足可见其贵重和奢华。 王士琦是明代万历朝战功卓著的重臣，日本丰臣秀吉举兵入侵朝鲜，他担任监军参政在抗倭援朝的战役中战功显赫，至今在朝鲜半岛当英雄人物来纪念。他的这件金三事儿，让人得见一代名臣的生活品味和喜好：大概他用不上镊子，其他琐碎的物事也全免，只有一根挑牙和耳挖就可以了。 迄今为止出土发现的金银“事儿”没有一副造型与纹饰完全相同者几乎没有，反映出明代金银“三事儿”追求个性色彩、满足个性化需求的设计特点。 花拾间结语：本文以各大博物馆馆藏实物、考古发现、明清文学作品、史书记载等为载体，探讨了“金银事件”的源流、形制、功能和美学设计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真实还原明代日常配饰设计的“精巧致用”，显示了古人“望其服饰，知其身份”的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但到了明代中后期，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力有所削弱，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风气也发生了改变，明初所制定的着装制度不再发挥作用，明代中后期着装也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趋向于奢靡、僭越。 参考文献：《明史》 兰陵笑笑生著．《金瓶梅》 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合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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