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请了前线歌舞团的张宁，就是林立果选“妃子”的那个张宁，到淮阴来教我们《洗衣歌》。我就从这些舞蹈演员身上汲取营养。
另外我们团的吴孝举老师也精心地教我每一个动作： 愤怒，应该是什么动作；痛苦，应该是什么动作；感恩，应该是什么动作……把剧情整个连贯起来。
练舞蹈按照我自身先决条件来说，不是太好的，我的韧带比较硬，不像有的学员腿一扳就上去了，我的腿呀，早晨练的功，晚上就不能用了，晚上演出之前，必须要再练，按照我们专业的话来讲，叫“回笼功”。
先决条件不好，我就比一般人更加刻苦。人家是六点钟起来练功，我五点钟就起来了，压腿呀，踢腿呀，下腰啊，以及鹞子翻身。
我演吴清华这个角色，吴清华被鞭打那个时候，我鹞子翻身连着翻几圈，也是练出来的。
乐队对我印象、评价很好，认为我对音乐的把握很到位。我也虚心向乐队老师求教，老师各方面对我指导也很多。
导演史居正老师，每一个动作，哪怕最细微的眼神，他都帮我编排得很到位，他在《红色娘子军》这出戏当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指导，我至今难忘。
有这两个戏以后，后来排舞剧《沂蒙颂》，我就有了一定的舞蹈基础了。
团里委派我和吴孝举老师到北京，去观摩中央芭蕾舞团《沂蒙颂》，记不清是看了三场还是五场。第一场是看，第二场我就边看边记，把女同志的集体舞和个人的舞蹈整个都记下来，然后过一天再来看再来记，反复地记。
从北京回到淮阴，我们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排了舞剧《沂蒙颂》，把它搬到了淮阴的舞台上。
《沂蒙颂》有个情节，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受伤了，需要营养。我扮演的英嫂刚生了孩子，可以用乳汁给战士补充营养。但当时我还没结婚，虽说是谈恋爱了，但那个时代思想还是蛮保守的，两个人拉手都很少，所以我不好意思演这段。当时团领导就说，你大胆做，没事的。后来我把这个动作进行了处理，效果还是很好的。
我们文工团，我和吴老师两个人，能把这个舞剧排成一个打得响的剧目，自己也感觉到自豪。由衷地感谢团领导的远见卓识，能够信任我，把我的艺术潜力发挥到最大的可能性。
以上说的是舞剧。
芭蕾舞剧《沂蒙颂》剧照
08
能够演江姐一类的英雄人物，是我今生今世最大的荣幸
后来我们团就进入到歌剧创作中。
我第一出歌剧大戏是《红珊瑚》，当时我演的是B角。
一般剧团人都知道，导演替A角排练的时候，是非常用心的，初排、细排、连排、响排、彩排，经过那么多道的程序，A角就能上台了。
我是B角，必须每一场戏都要认真地看、认真地听，听导演跟演员说戏，看演员表演，揣摩对音乐的理解。作为B角，一旦A角有突发状况，必须立刻顶上。
《红珊瑚》演完以后，领导感觉我不但舞跳得好，嗓子也还可以，值得培养。
那时候我们练声，就是老师教声乐，我们就手捂着耳朵对着墙去练。
当时台上就吊了一个话筒，作为演员，要把所有的道白、唱腔都传到众席的最后一排，传到观众的心里去。
这对于演员的基本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舞蹈的基本功，表演的基本功，唱腔的基本功。
这方方面面，我对自己也比较苛刻。
当时，吴孝举老师指导我，我在台上演，他在台下看，随时给我指出问题。
《江姐》第一场戏，老彭牺牲了，我扶着大树，音乐起，该我唱了，可我已经哭得唱不出来了。
下来后，吴老师说：筱环，虽然你进入角色是对的，但你是演员，必须考虑剧情的发展，眼泪含在眼里面，要唱出来。
第二场演出，我就改过来了。虽然我还是那么有激情，眼泪也出来了，但是我努力控制住，第二场就唱得很好了。
龚泷老师演反派，演技是绝对到位的。他也跟我说戏，他说在舞台上，他就不是龚泷了，他就是沈养斋，一个国民党特务，你扮演的江姐必须在气势上压倒他；另外，沈养斋以一种很伪善的面目劝江姐投降，劝她要考虑到自己的儿女，考虑到家庭。江姐这个时候就必须坚定如山，要表现出对于敌人的藐视；面对生死的时候，要表现得很从容，为了革命，甘愿赴死。
演出时，我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坚持到最后。最后一个大段唱，我唱得激情澎湃，那句“不要用哭声告别”，完全就是去死的决心了。为了革命“绣红旗”，则饱含着对新中国的期盼。我们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去死，又有何惧呢？
领导对我的认可，老师们对我的指导，导演对我的要求，使我慢慢成熟起来。从演《红珊瑚》到《江姐》，我在艺术上逐渐成熟了。
能够演江姐一类的英雄人物，是我戴筱环今生今世，最大的荣幸。
歌剧《江姐》剧照
那时候我们常常到农村去演出，条件肯定是很艰苦的。
首先自己拉板车，自己挖泥台，自己搭布景，住在公社里边，要跑十几里路。今天到这个大队，明天到那个大队，十天八日再换一个公社。有时候就在老乡家里吃一顿山芋稀饭。
当时农村的条件相当艰苦，舞台上的灯就是汽油灯。和物质条件同样匮乏的，是文化，特别需要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为他们服务。
有一次下乡演出回来，我身上头上全部长满了虱子，文工团的老演员就用六六粉帮我除虱子，把头包起来。
有一年冬天，我们在金湖入江水道工地慰问演出，演《红色娘子军》。雪下得很厚，地上就铺了一张芦苇席。我演吴清华，被打以后趴在地上，天寒地冻的，我趴了很久，手上脚上长满了冻疮。不能穿棉鞋，因为后跟全是冻疮，白天用胶布把它包起来，一到晚上演出了，牙一咬，把胶布一撕，棉袄一脱，就上台了。冰天雪地中，我只穿了一件单薄还撕坏了的衣服。
多年在文工团，生活没有规律，我的胃不好，睡眠也不好。我当时1米68的个头，瘦到105斤，人家感觉我风刮刮就倒了。那时在南京栖霞山演《江姐》，两个多小时演下来，我洗澡洗晕过去了。
当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白天再打针，再吃药，再怎么保暖，晚上一化了妆，音乐一响，灯光一打，那个精气神，马上就出来了。舞台上两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集中了我全天的能量。
无论在城里还是在农村，我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地演戏。我感觉自己就是为艺术而生的。
人家说爱有几种，一种是大众的喜爱；一种是对某个事情很热爱；再上一个层次，就是酷爱。
我可以说是到了酷爱的程度，如果不是酷爱的话，我可能坚持不下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期间，清理阶级队伍，把我和文工团里边一些右派、家庭出身不好的全部清理出去，下放到“五七干校”农场。
那是我演《红色娘子军》正当红的时候。剧团都出去演出了，我一个人还没走，大胡胡建清来安慰我。那个夜晚，是我终身难忘的。
到了“五七干校”，离开了心爱的舞台，我仍然坚持每天早晨练功。
当然我的劳动，也是很积极主动的，扬过麦子，收过稻子，挑过大粪，担过煤，栽过棉花，打老叶，收稖头，收玉米……这些农活都经历过。
下放期间，省里边来人要看我们的《红色娘子军》，团里边就到处找我，我就去演了。该去还是得去。从大局考虑嘛，既然团里需要。
下放，对我来讲，我认为是不公正的待遇。我也没犯错误，家庭是家庭，我跟家庭划清了界限，我有什么罪呢？让我也下放去了，心里有不甘。
回团演出以后，文工团考虑到我很年轻，才二十二岁，刚刚才起来。培养一个演员，多不容易啊，所以最后决定让我回团了。
但是又让我到工厂去锻炼了三个月。在工厂里边开车床，那种又苦又脏又累的活儿，让我体会到工人的艰辛。
工人们说，戴筱环，你人长得那么漂亮，又干过演员的，你怎么这么能吃苦受累啊？
我笑笑，没说什么。我在家是老大，从小吃苦受累，一直就这么过来的，所以再苦再累，我也能承受。
在工厂三个月以后，剧团又把我招回了文工团。
因为我在农场一直干体力活，吃得很多，最多的一个晚上吃了10根油条，三碗豆浆，胖到将近140斤。
回团后，我立马开始减肥，拼命练功恢复形体。
第二次回到文工团演的大戏就是舞剧《沂蒙颂》。
还有一部歌舞剧《刘胡兰》，我们团的刘田一是作曲，我后来演的两个大戏，完全都是他写的曲子
第一个大戏是《刘胡兰》，第二个大戏是《窦娥冤》。
《窦娥冤》相对来讲，难度比较大，因为它是从河南梆子的戏曲音乐传承过来，再加以改编。刘田一老师一句一句地精心指导我。
窦娥受到冤屈，她那种冤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要把她内心的激情演出来。
刘田一（刘田依）先生是全国知名的书画家
淮海戏、舞剧、歌剧方方面面都涉猎了，后来就演到话剧。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从扬州到淮阴，再学沭阳话，再来讲普通话，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困难的。
大概是80年，有一部话剧叫《于无声处》。那时我刚生完孩子身体不好，从140多斤一下子减到一百零几斤，人特别瘦，气力跟不上。我在剧中扮演一位教师，自我感觉演得不是很成功。首先普通话不太过关，第二身体比较差，气力不够。
第二部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让我演江青，我把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资料全部翻出来，她戴帽子的红卫兵的形象，她跟毛主席站在一起的形象是大家熟悉的。但我意识到她也是个女人，她也有爱美的情结。江青有专门的连衣裙，就是她自己设计的。我穿着那种连衣裙，立马就有江青的那种味道了。
在舞台上，我穿了一件黑的连衣裙，一上场，墨镜一戴，感觉就出来了。
观众反映不错，说我演得特别像江青。团里面就说，戴筱环，你不光能演正面人物哦，你还能演反面人物，演得这么出神入化的。
人们看到的是我在舞台上塑造的形象，看不到我在背后做的功课。
对于江青这个人物，我是用心体会的。她怎么样从一个上海的电影演员，走到革命根据地，肯定她心里面也热爱革命。她崇拜毛主席，信仰毛主席，她热爱毛主席，才会参加革命的。至于她后来怎么成为“四人帮”，成为政治风云中的大人物，我就不可能理解了，只能是从她的外形，来细细揣摩她的内心。
话剧《于无声处》剧照
改革开放以后，电影啊电视啊慢慢地普及到家庭，文工团怎么生存，怎么发展下去，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歌剧、舞剧、话剧都演了，就开始演古装戏了。
我第一个古装戏，是黄梅戏《天仙配》中的三姐。
后来我们团又排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演祝英台。梁山伯是马西铭扮演的。
当时《梁山伯与祝英台》演了一个多月，上午下午晚上，一天连演三场。有几位观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场不落，跟卖票的都讲好了，每天每场，哪一排哪个座位，都规定好了，可谓是百看不厌。
我爱人说你在台上跟梁山伯演得蛮好的，演得蛮嗲的，那种神情，那种与梁山伯最后不能结成婚姻的痛苦，都演得很到位。
我记得当时我怀着第二个孩子，五个月了，还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肚子已经有点看出来了，我用袖子挡住。
有人跟我开玩笑，说古典的女子也未婚先孕。
我以前都是演英雄人物，《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沂蒙颂》都是英雄级的人物，这次演一个大家闺秀。后来史居正导演对我说，筱环，你演的祝英台，不错不错，很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感觉。既是古典的小姐，又有大家闺秀的感觉，演得蛮好的。
观众也认可我，看到我就说，你跟马西铭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天天看噢。
黄梅戏演了，越剧演了，后来又演了锡剧《珍珠塔》，我演的是B角，我的老师吴翠兰演的A角。我把锡剧的录音带反复地听，反复地琢磨，虽然说方言方面不能够像锡剧道白那样准确，那么到位，但是我对音乐的把握得还是蛮好的。
这场《珍珠塔》演下来，对我艺术上来讲，是成熟了。毕竟自己也是为人之母，从演艺方面，也有这么多的角色演过来，逐渐趋于成熟。
当时是什么戏受观众欢迎，我们就排什么戏。
到上海演出，越剧锡剧上海人都不要听，要求我们排淮剧。我们文工团用了一个礼拜，把淮剧《双玉蝉》给排出来了。是成艳菊和马西铭两个人演的，上海人反映“很不错”。
成艳菊虽然不是专业淮剧团的，但她爸爸妈妈就是淮剧出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马西铭悟性比较高，形象也很好，基本功也很扎实。
上海那些专业的淮剧团给予我们的评价都是很高的，作为县级剧团，能够演淮剧，真的不简单。所以在上海，淮剧一炮打响。
《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马西铭扮演梁山伯
从上海回来以后，就到了八一年。当时淮阴县文工团，到底怎么个走法，怎么个去向，很多人心有点乱了。
作为一个演员来讲，越剧的演员，她终身就唱越剧。像宋长荣唱京剧，他能把一出《红娘》唱一辈子。淮剧团可以唱一辈子，我们文工团，什么都唱，什么都唱得不那么精准，不那么专业，所以很多人就想转业了。
再说改革开放以后，电视上到处都有歌舞节目，人家也不用来看文工团的节目了，所以很多演员相继离开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也离开了，调到了车辆厂。进了车辆厂以后，到车间看了一圈下来，我心里可以说是五味杂陈。离开了心爱的舞台，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那种不适应啊，那种苦闷啊，那种痛苦啊，可以讲每天都是伴着泪水度过的。
我是哭着去报到，报完到哭着回家。
当时在工厂工会里干妇联主任，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当时国家刚刚提倡计划生育，那种难度可想而知。我从当初人人羡慕的舞台上光鲜的角儿，一下子到人人恨的工作，那种辛苦，那种内心的痛苦，是非常强烈的。
可我戴筱环一生的宗旨就是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哪怕我不喜爱的职业，既然到这个岗位上，我就必须把它干好。
我原来在文工团整天是沉默无语的人，在会上从来不发言，现在变成了一个领导干部，必须要把全厂的妇女干部发动起来，要组织、要计划、要分工、要总结、要汇报、要搞活动，这些都是在工作中慢慢地磨练自己。
我不知道我有多大的潜力，总之在工厂搞计划生育的十五年当中，成绩也很好，获得“优秀计划生育指导员”称号。
2003年，我退休了，到老年大学任教。她们说，你不能帮我们排排舞吗？我说行啊，因为在工厂，我边搞计划生育，也搞文艺节目。我为老年大学学员排了《风风火火走一趟》，排了《游击队之歌》，排了《登高望远》，排了《咏梅》，还排了好多舞蹈。当时的校长黄学楷还有张校长很赏识我。
2004年，老龄委下了一个文，要参加全省首届“银龄美”大赛。
“银龄美”的参与者是55岁以上，银龄嘛，就是指白发苍苍的老人。
老年大学几位校长推荐我去参加省里比赛，我跳了一支舞蹈《谁不说俺家乡好》，获得了江苏省第二名。
在老年大学这十多年的教学中，我们学习了丝路大赛模特儿的教材，学习了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蹈、时装模特教材，从理论上从音乐方面，我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
有一个暑假没一天休息，就是一边看碟片，一边记录，一边示范，一边自己做。
教学生，自己没有一桶水，你怎么能给学员一碗水呢？
我要把在文工团那么多年的实践挖掘出来，把对舞蹈、音乐的理解，以及眼神、形体、表演等等挖掘出来，把它变成理论交给学员。眼睛怎么看，要像董卿一样的，要看那个蜡烛的一个点，眼睛不要散光。微笑的时候要像空姐一样，嘴上含一枝筷子，微笑而不大笑，美而不媚，艳而不俗，体现我们老年人的一种厚重，一种文化底蕴。让我们老年人去发现美，展示美，追求美，传播美。让每一位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有质量，过得充实，过得快乐。
我的论文《中老年时装模特儿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把我这么多年的从艺经历以及对艺术的剖析、对艺术的理解、对艺术的追求、对艺术的崇敬，以及怎么样和老年人的教学结合起来。这篇论文在江苏省《中老年教育》期刊上获得了一等奖，这也是对我这几十年从事艺术的一个总结吧。
可以说，这是多年积淀的成果。没有前期的苦，没有前期的付出，就没有我今天在老年大学这么一种厚重，这么样的一个沉淀，就没有这么样一个闪光。
我感谢老年大学，感谢这一路过来帮助过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导演，我的文工团的同事，以及工厂里边的领导，还有家庭对我的支持。
年岁逐增，我意识到，我们必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要不忘初心，要愉悦自己，树立一个自我教育、自我完善、自我服务的理念，使我们的晚年生活越来越灿烂。
夕阳无限好，晚霞更灿烂——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