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救伤员 左臂被日军子弹打穿 记者熊光艳 今年90岁的赵凯老人是梁子镇梁子岛居民。 8月21日，记者采访他时，他回忆了四次目睹日军侵占梁子岛的罪行。 第一次是1938年10月的一天，当时只有10多岁的赵凯正在家门口玩，突然，他看到日军的飞机在梁子岛上空盘旋，居民们吓得纷纷躲进家里不敢出来。紧接着，他听到了一阵强烈的轰炸声。约10多分钟后，日军的飞机才离开。他和大人们一起去看轰炸现场，“那地方位于梁子岛东面，几艘渔船被炸散了，死了好几个渔民，地上被炸成一个大坑。”赵凯老人至今仍记得当时的情景。 第二次是1939年5月的一天，日本在武昌喻家咀用迫击炮隔湖对着梁子岛发射，打倒了一栋居民楼房，打死了一个老百姓。 第三次是1940年5月的一天，当时，赵凯和两个弟弟正在梁子岛张家楼房里读私塾，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日军投掷的两颗炸弹落在他们的屋顶上。房子轰然倒下，他和两个弟弟被埋压在土里。“我使劲地从土里爬出来，救出两个弟弟，当时四周尘土飞扬，硝烟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我和两个弟弟都受了伤。这次，日军共炸死了10多个居民。”老人说。 第四次是1944年腊月，当时游击队有一个营驻扎在梁子岛，日军武昌警备司令渡边带领日寇攻击梁子岛。日军上岛后，与游击队员展开巷战。 “我那时放寒假回来，看到一群戴钢盔、穿绿制服的日军朝我家走来，我顿感大事不好。因为，我家住了游击队伤病员，若被敌军发现，他们必死无疑。为了掩护他们，我飞快地跑回家闩门，还没来得及闩好，日本的机枪对着门孔扫射，一颗子弹射穿了我的左手臂，还有一颗子弹打穿了我家衣柜。我的左手臂鲜血直流，后来肿得像腿一样粗。因为战乱，当时没有医生及时为我包扎诊治，为了不让血流失过多，我用绳子将伤口上部紧紧捆住。然而，血还是流了一夜，第二天，我因失血过多昏迷了过去，被送医救治才捡回一条命。”老人说着，伸出他的左手臂，记者看到他的左手肘部留下一块深深的伤疤。 日军这次侵略，烧毁了梁子岛上的一条街（梁子岛前街），赵凯老人家里的店铺被烧成了一堆灰。 老人气愤地说，“日本现在有些人还否认历史，我用亲身经历见证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证，希望子孙后代记住这段历史，发愤图强。” 日寇逼不屈的祖父挖坑埋自己 记者熊光艳 庙岭镇大屋村黄岭湾59岁的冷运成一家出了四位烈士：祖父冷志善、大伯冷大宝、四伯冷细宝、五伯冷裕改。这其中，祖父和大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 8月23日，冷运成老人向记者讲述日军残酷杀害祖父和大伯的罪行。 冷运成说，祖父1893年出生，37岁之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后来新修家谱，他结识了黄陂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冷少梅，命运从此改变。 1930年，祖父冷志善经冷少梅介绍加入共产党，在祖父的影响下，7个子女也相继加入共产党，投身革命。1938年，祖父又由游击队员许大鹏、王水启引荐参加新四军，任中共鄂城县税收所长，负责新四军第五师的粮饷、军饷供应。 身为税收所长，祖父冷志善为新四军提供了许多情报和粮饷，正因为如此，他面临的危险也很大。当时，地下组织被严重破坏，祖父和战友相继暴露。 1944年农历4月，祖父与当时的区委书记肖柏林等3人在长港关卡截获日军的粮食，送到黄冈，在返回途中，被汉奸告密被捕，日军将3人押到东沟，要他们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字，审讯了几天几夜，毫无结果。 日军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农历四月二十六日，派人捎信要大伯父冷大宝给祖父送被子。当大伯父挑着被子经过小港村岗上湾一个小巷时，被早已埋伏在这里的日军包围。日军朝着大伯父冷大宝连开3枪，大伯父双手拄着扁担，背靠在墙上未倒，日军以为他未死，接连又开了4枪。事后，日军一直守在尸体旁，不准冷家人收尸。直至中午，日军将祖父冷志善和其他共产党员用大号铁丝穿住锁骨，带到死而未倒的大伯父冷大宝的尸体旁。 面对日军的威胁，祖父在大伯父尸体旁站立一会儿，连连说：“是条硬汉。”受祖父的影响，大伯父成为新四军手枪队队长，也是六十口税收卡长。牺牲时，他年仅32岁。 在大伯父牺牲后的第7天，日军把祖父和其他共产党员身上的铁丝剪开，要他们挑粮食，当他们走到田地中间一块空地上时，日军让他们停下，强行要他们挖埋葬自己的土坑。每挖一锄，日军就问，“到底交不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不然就活埋你们。”51岁的祖父宁死不屈，在东沟被日军活埋。 鬼子拿枪逼我做苦工 谢少斌口述特约记者吴美糖整理 我叫谢少斌，又名谢白香，红莲湖新区庙岭镇庙岭村下谢塆村民，现年93岁，63年党龄，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的罪恶行径。 我家世代都是佃农。1938年，日本鬼子扫荡庙岭时，我刚满16岁。 1942年，新四军郭元成、陈大脚(陈少敏)、张凡、方来兵等人率领的游击队开始对庙岭、三山等地进行剿匪，分队长是庙岭乡岱海李湾农民李朝泉，从鲊洲下沟到三山湖的水不深，郭元成、陈大脚带领新四军围打三山，遭到顽匪鱼钩暗害，最后消灭了顽匪，并清除了严道开、刘老幺等地方恶势力。 我快20岁的时候，被日寇抓到武昌难民区，给日寇拆房屋，运货物，在飞机场修路，我们下谢湾共有7人。由于霍乱流行，日寇后来把我们关进汉阳模范监狱，一个月之后才放出来。 后来，日寇用枪逼着我和同湾的谢定堂、谢志胜、谢春生、谢春生亲家等7人上了日本人的火车。在湖南岳阳，我们下了火车，然后又上了汽车，经过10多公里，听到枪炮响。 事后，我们才知道日寇把我们拖上汽车，假装运输军火，结果导致当地抗日游击队信以为真，就开枪射击，我们一起去的48个民夫中仅剩18人，30个同胞被炸死，当了鬼子的替罪羊。 这次，我是死里逃生捡回一命。在岳阳，当苦差，被鬼子枪托打、拳打脚踢，遇到什么吃什么，饥寒交迫，能吃到红苕，还觉得这是好东西。 不久，我们几个偷偷逃了出来，一路挖藕吃、采摘菱角，回到了庙岭。 我家本来是谱匠，看到新四军来了，不打骂百姓，还自己花钱买菜，唱戏给老百姓看，我就决心跟共产党走。于是，我在方来兵(庙岭区第一任区长)的引荐下，参加了王志坚(鄂城县第一任县长)领导的新四军做地下工作，往来于吴屴街、岱海李湾之间送情报， 庙岭街当时是个热闹的地方。我们的一个地下党人名叫张怀仁，隐居庙岭村下谢湾，以教书为掩护，暗地里发展革命力量。不料，被坏人告密，他被鬼子杀害于中份村张大堤的荷塘里。 发怒的水牛踩死一个鬼子 陈才舒口述记者熊光艳特约记者陈庆跃通讯员陈新胜整理 我是段店镇武圣村陈方湾村民，今年83岁。 1941年，我9岁。那年，我同湾里的村民陈友安一起上街，陈友安大我12岁。 听说有13个日本鬼子从三江口过来，到段店街驻点。刚走到街头，就听见了枪声，附近湾里鸡飞狗跳，几个穿着“黄皮”的日本兵，有的背着鸡，有的背着粮食，还一路走一路放火烧掉了民房10多间。 我记得这年春天，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日本鬼子上门催粮逼税，乡亲们实在拿不出来，便和日本鬼子发生了冲突，荷枪实弹的鬼子当时开枪打伤了一名在场的百姓。尽管这样，日本鬼子还是逼着群众交粮，在半个时辰没有人答应的情况下，他们又开枪打死街上的两名百姓。 陈友安把这个情形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带我找到樊湖工委党组织，反映了这一情况。第二天深夜，樊湖工委带来新四军对日本鬼子驻点进行突然袭击，让鬼子驻点屋毁人亡。 可是，日本鬼子并不死心，又从外地调来30多人驻守。由于汉奸告密，日本鬼子知道有位姓徐的人与驻点被袭有关，便将姓徐的逮捕，关进驻点附近的黑屋子里。 日本鬼子逼他交出段店联络站的地址及工作人员名单。见他一言不发，鬼子便露出了残忍的本性，把姓徐的押到黑屋里，先是用篾条抽打，衣服打破了，身上流出了一道道血痕，然后用烧红的铁器烙他的脸、手和脚，直到昏死过去。这还不算，日本鬼子拿来汽油泼在姓徐的身上，在屋外点燃汽油活活烧死，年仅25岁。 1943年春节后的一天，日本鬼子穿着“黄皮”到村里转悠。当走到一户人家时，拴在侧屋旁的水牛见穿“黄皮”的日本鬼子有些陌生，伸着脖子，睁大眼睛对日本鬼子睁了几眼。 当时，几个鬼子对牛很生气，就拿出刺刀对牛刺去。不一会，发怒的水牛挣脱牛绳向日本鬼子冲去，当场踩死一名日本鬼子。这下更惹怒他们，几个日本鬼子用枪打死了水牛，还找来牛的主人一顿毒打，一直打得牛的主人躺在地上不能动弹，这才离开。 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我一生也忘不了。 庙岭百余间房屋成一片火海 记者熊光艳特约记者吴美糖 庙岭镇庙岭村下谢湾村民谢少斌，今年93岁，8月23日，记者采访时，他对当年发生在庙岭的悲惨故事仍记忆犹新。 1941年6月，驻扎武昌的日寇来到庙岭，见人就杀，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面对日寇肆无忌惮的恶行，新四军游击队长李朝泉忍无可忍，带领游击队员与日本兵展开了一场激战。 同年8月的一天，驻扎在江夏豹澥的三个日本骑兵来到庙岭街、堰角头湾等地周边扫荡，返回途经大方湾时，与驻扎在脉岭村大方湾的日本鬼子围着村庄捉鸡捉鸭，奸淫妇女，骚扰百姓，搞得村庄鸡犬不宁。 这惹怒了庙岭群众，并与日寇发生冲突，打伤一个日军。第二日下午，日本兵派出大队人马进行报复，打死村民七八人，烧毁房屋48间。 红学会妙喜寺总部得知消息后，马上带领两百余名红学会会员到大方湾支援，走到脉岭村新方湾时与日本兵相遇，日军用机枪扫射，红学会会员伤亡惨重。 接下来的两天，日寇又增加数百人，李朝泉带领游击队前来支援，队员谢定高在新方湾战斗中打死了一个鬼子。当日下午，气急败坏的日寇赶赴妙喜寺捉拿红学会成员，见人就杀。日本兵放火焚烧了妙喜寺，大火整整烧了五天五夜。 随后，日本兵到堰角头湾扫荡，见村民们都跑光了，便放火烧毁堰角头湾子，连祠堂也不放过，五六十户人家的百余间房屋瞬间成了一片火海，房屋农舍荡然无存，整个湾子成为瓦砾场。随后，日本鬼子又在庙岭街放火烧毁房屋几十间，几十家商铺化为灰烬，并将活人往火里丢。 “我亲眼看到家住庙岭街谢世清的母亲被活活烧死。一位农民在田间劳动，日本兵开枪将他打死。”老人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