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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长港、梁子湖，鄂州的这几处一线串珠之自然景观，都曾共姓一个“樊”字，并由此衍生具有鄂州特色的“樊”字系列地名。
梁子湖曾曰“樊湖”，至今，鄂人仍通称梁子湖周围地区大小18湖为樊湖地区，称梁子湖水系为樊湖水系。长港谓之“樊港”，亦名“樊水”、“樊川”、和“樊溪”。滨临长港、紧傍西山的雷山，又叫作“樊山”、“樊岭”、“樊岗”或“樊山”。也有人说，“樊山”包括今天的西山和雷山。至于“樊口”，则古今皆此一名。就连繁衍于梁子湖中，经樊港过樊口出入长江的武昌鱼，因其常樊口一带被渔民的捕捞起来，也得了个与“樊”字沾亲带故的别名—“樊口鳊鱼”。
纵观鄂州历史，从鄂国、鄂县到鄂城、鄂州，“鄂”史悠悠4000年；横看鄂州地名，由樊湖、樊港至樊口、樊山，“樊”史也是源远流长。鄂州历史上出现这么多的“樊”字地名，决非偶然。有人认为，鄂州的“樊”字系列地名与“樊”史有关。据史书记载，唐尧时代有个“樊国”，其辖地即今之鄂州一带。所以有人推测，鄂州的“樊”字地名可能直接来源于樊国。罗泌《路史国名纪》有“帝尧时有樊仲文，今武昌有樊山”的记载，即是此论之佐证。若依此说，则“樊”史较之发端于夏朝的“鄂”史还要早。鄂州又有“樊楚”的称谓，这是因为西周时，楚有西楚、东楚之分，鄂州当时地属东楚。为了与僻处荆山、建都丹阳（今湖北南漳县附近的西楚相区别，人们便把西楚称之为“荆楚”，而的马樊水之滨的东楚叫作“樊楚”，故史家又称鄂州地区为“樊楚”。《名胜志》有“鄂渚樊楚”的廉洁。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称“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旧樊楚地”。据此有人推断，“樊”字系列地名发端于“樊国”。也有人认为，“樊”字地名与鄂州古代祈雨的民俗有关。古人认为天旱是鬼神作崇，因而祈神求雨。各地求雨的作法不一，古鄂州人求雨的方法是放火烧山，古语称作“燔山”。《搜神记》就记载了鄂州祈雨这一风俗，并称“天若亢旱，燔山则雨”。鄂州城附近最高的山唯有西山和雷山，两山逶迤相接，北临长江，西滨长港，特别是雷山脚下的樊口港，是梁子湖通长江的咽喉，港阔潭深，水急流险，古人疑为藏龙之所；西山东麓的江浒又有“龙蟠矶”，人称“龙蟠凤集之乡”。在这一带燔山火，大概最易于激怒蛰伏于长江中或深潜于樊口港里的卧“龙”，因此易收到起龙致雨之神效。所以，每遇旱灾，古鄂州人必在西山、雷山一带燔山求雨，久之，把“燔”叫作了“樊”。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经常过江游览樊山，并对樊山之名的由来进行过考证，在《樊山记》中作过“樊山，或曰燔山。岁旱燔山，起龙致雨”的记载。考之鄂州历代州府县志，历史上确有不少的郡守县令曾到樊山祈神求雨。河港因此亦名樊港，由之上溯又有樊湖，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苏东坡在考证樊山山名之来历时，还注意到另外一种说法，即“或曰樊氏居之”，意思是，樊山之所以姓樊，是因为曾有樊姓居民聚居此山。按中国地名最基本的命名规律，乃移“人”之姓名于“地”。虽然，苏东坡对此未作肯定的结论，只是将这种廉洁和前面曾经提到过的“燔山”之说客观地并提，表示“未知孰是”，但当时民间有这种说法，则是可以肯定的。今鄂州确有不少“樊”姓居民，且多聚居于长港两岸。也有人认为，樊山之“樊”确系移“人”之姓而来，不过，开始很可能不是“樊”，而是 “袁”。如庾仲雍《江水记》云：“谷里袁口江津，南入历樊山上下三百里”。这里的“袁口”指的就是今“樊口”；《九洲记》、《水经注》都说，鄂县城南有“袁山”；宋代武昌县令薛季宣作过一首《袁山春望》诗，有“密雨作春社，袁山暂登临”之句，其“袁山”皆指“樊山”。随着历史的推移，“袁”系地名逐渐湮没，而“樊”派地名则幸运地保存下来并延续至今。还有文字记载说“樊山”又曾叫作“来山”，“来山”从何而来，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说，“樊山”这个地名确因樊氏居之而得名，那么，这个“樊氏”窨指的是谁呢？据说，汉高祖曾给其爱将樊哙一块封地，这块封地即在今之鄂州一带，樊山即在其封地辖内，并因此而得名。这个说法是否可靠亦不得而知。不过，史书记载，鄂州有两处景点直接与这位樊大将军有关。一是樊山路旁有一石，石上有窟，世传樊哙磨旗于此，并得窟，故名“磨旗石”；二是樊山脚下怡亭边有一石，其石势如今之沙发椅，相传樊哙率军渡江候船时，曾憩息靠背于此石，因名“靠背石”，《搜神记》也记载了一个与樊哙有关的故事：三国时，吴王孙权驻军鄂州，到西山打猎时，遇见一老媪，对他讲：“我是汉舞阳侯樊哙的母亲。魏国将要攻打你们吴蜀二国了，我将帮助你打赢这一仗。”言讫不见。果不其然，不久，曹操亲率83万大军大举进攻，孙权与刘备合作，赢得了赤壁之役。孙权感念樊山奇遇，特立庙祭祀樊姆，名“樊姆庙”。《武昌记》也记述了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说是孙权在雷山打猎，黄昏将归时，遇一老媪，问他有何收获，孙权兴高采烈地回答：“刚刚猎到一只豹子”。老媪便讲：“为什么不把豹尾竖起来呢？”汉制，天子出巡，队列中应竖豹尾以示威仪。老媪言“竖豹尾”，自是寓意孙权有帝王之兆。孙权闻此言，当然非常高兴，便命人在西山为之建“大姥庙”。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孙权或其手下人编造出来，为孙权登基称帝作舆论准备的，但立庙于樊山却是事实。苏东坡的《樊山记》也提到了这座庙，不过名称变作了“圣母庙”，他叙述十五年前自己第一次来武昌时，曾在庙墙上见到过“得一豹”三字，当时字迹比较模糊，这次再来，三个字已经见不到了。可见，至迟在宋元丰年间（公元1080年前后），这座庙还是存在的。清代县志也有关于这座庙的记载，并称庙在樊山之南的。上述两个故事至今仍在鄂州流传，并且收进了《鄂城民间故事集》。
樊山、樊口、樊港、樊湖一带，又通称“樊上”。但“樊上”所指甚广。唐代诗人元结因避难隐居“樊上”，实际上是在樊山之中。宋代浙江酒商潘大临一家寓居的“樊上”则是“樊口”，潘家所酿名噪一时的“潘生酒”因之又名“樊口春酒”。元代丁鹤年亦栖居“樊上”，但他的栖居处却在昔之南浦、今之洋澜湖畔。
鄂州之“樊”，古今皆有不小影响。特别是苏东坡，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对山中水畔的野叟渔樵，更是久久不能忘怀。离开黄州好多年后，他还在一首题画诗中深情依依地回忆：“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并发抒自己由衷的感慨：“山中故老应有招我归来篇”。十分有意思的是，苏东坡对樊口、樊山的和赞许推重，对后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明朝黄冈人占谨之在鄂州任职，受东坡先生影响甚深，后来干脆弃官归隐，徙家鄂州樊上，每暇辄育“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两句诗，真是地地道道的“樊痴”了。
由于樊上地区山川险要，地理位置特殊，“左控淝庐，右边襄汉，插御上流，西藩建”，因而成为历代军事家争锋之地。樊山襟江带湖，拔地而起，沿江一面陡峭险恶，成为扼守江面的自然屏障，素称“楚东门户、吴晋重镇”。汉高祖刘邦为巩固其疆土，曾派灌婴筑城设防于山下。三国时，孙权除大兴土木、营造城池外，还特地在樊山设烽火了望台，派兵驻防，称为“樊山戍”。此后，历代一直沿袭下来，唐称“樊山府”，南唐则叫作“樊山砦”。樊山脚下为樊港通长江之河口，其地背山临水，扼长江，锁樊川，镇武昌，是驻扎水军停泊战舰的天然避风港。《三国演义》写道，赤壁之战前，刘备曾派大将关羽、张飞、越支等率水师屯兵樊口，与周瑜会师西目，配合孙权控制长江中游。据《读史方舆纪要》载：“汉建安13年，刘备败于当阳，用鲁肃计，留夏口，进屯鄂县之樊口是也。”清末，洪秀全、杨秀清等亦率太平军，利用樊上地区特殊险要的地形，在樊山、樊口一带与清军周旋。
由于樊港隔绝东西，樊口一直与鄂州市区隔港相望。1949年以前，樊口叫樊川乡，属黄冈县管辖。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鄂城后，为便于管辖将樊口划归鄂城县，一度为县政府所在地。后来相继设樊口区、樊口镇。自1958年起，鄂州人民配合水利和交通建设，先后建成了樊口铁桥、新河铁桥、樊口大闸闸前公路桥、樊口电排站公路桥和薛家沟公路桥，五道彩虹飞跨樊口新河老港，勾通了武汉至鄂州、鄂州市区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1983年樊口成为鄂城区辖的街道办事处，也是全市工业发达、商业繁荣、教育兴盛的地区之一。今日新樊口，处处盎然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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