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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城六朝考古散记

 取经的兵 2020-12-26

鄂城六朝考古散记

       湖北省鄂城市(1983年,撤销鄂城市、鄂城县,将黄冈县黄州镇并入,合并成立省辖鄂州市。)古名武昌,为六朝时代(221-589年)的长江中游重镇,也是孙吴建国时的第一个正式都城。20世纪50年代以来,湖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鄂城发现并清理了大批六朝墓葬,还勘察了六朝武昌城——“吴王城”的遗址。1980年起,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应湖北省博物馆和鄂城县博物馆之邀,先后三次到鄂城作考古实习,并对近30年来积累的考古资料进行系统整理。

     一、关于鄂城的历史地理背景鄂城位于武汉市之东68公里的东邻黄石市,南接大冶县,北濒长江,与黄冈(今黄州)隔江相望。境内山岭纵横,湖泊众多。市区之西有西山和雷山,雷山西侧又有一条自南向北流入长江的樊川(今长港)。其地形与南京西部的清凉山(即古石头城所在的石头山)及其西侧的秦淮河入江通道(原为古长江的夹江)非常相似。

      鄂城的西南有梁子、鸭儿诸大湖,古代当可经樊川和梁子诸湖直通夏口(今武昌),对于水军活动非常方便。东南境亦有洋澜(古名南湖)、慈湖、车湖、彭塘、走马诸小湖,直至黄石港。鄂城的南境多高山,其中谢埠之南有古武昌山,亦称五王山,可能是吴山的音转。山之西有鄂王城,相传是周夷王时楚君熊渠中子红的封地。这些高山又与大冶县盛产铜铁的诸山相连,如两县交界处的白雉山出铜,“自晋、宋、梁、陈以来,置炉烹炼”(《太平寰宇记》);附近的铁山则富于铁矿,西南的铜绿山更是春秋战国以来的古铜矿遗址,考古工作者已予以发掘。即使是鄂城近郊的西山和樊山一带,在古代亦产铜、铁和银。由于铜铁资源对于孙吴的军事活动和贵族生活都极为重要,所以孙权都于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见《古今刀剑录》)之说并非出于虚构。

       近年来在鄂城西山的古井中也出有黄武元年铭的铜釜,铭文的全文为:“黄武元年作三千四百三十八枚”,还有“武昌”、“官”的字样,说明系孙吴官营手工业作坊的产品,其产量之大亦表示了当年武昌铜铁工业的盛况。今鄂城的西山和雷山在古代统称樊山,亦名袁山。由于紧临大江,并扼樊川的入江口——樊口,故为古武昌的西部屏障。早在赤壁之战前夕,刘备曾用鲁肃之计,派关羽率水军万人进驻樊口,并派诸葛亮亲赴柴桑(今九江市西南)见孙权,并商抗曹大计。其后,樊口就成孙吴水军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并在樊山设有“樊山戌”。20世纪50年代修筑武(昌)大(冶)铁路时,湖北省的考古工作者曾在樊口一带发现了大批吴墓,可证该处确系吴时要地。但是,古武昌终究只是三国初期特殊政治军事形势下的一个临时性都城,她作为孙吴的政治中心在荆州时,她对孙吴政权的作用很大,并曾从建业(今南京市)迁了千余家居民来充实武昌。至荆州入吴,三国形势稳定后,其作用就逐渐减少,吴都亦迁回下游的建业。

      后来,孙皓虽再一次迁来武昌,终因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而作罢。著名的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就是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不过,终孙吴之世,古武昌一直被作为“西都”,常以亲王和大将军一级的重要人物镇守。先后镇守者有太子孙登、齐王孙奋以及大将军陆逊、吕岱、诸葛恪和陆凯等人。[B]当时武昌郡的辖镇包括武昌(今鄂城)、沙羡(今武汉市境内)、下雉(今阳新县富水南岸)、阳新(今阳新以东)、柴桑(今九江市西南)及寻阳(今九江市)6县,即西起今武汉市,东迄九江市的沿江约七百里之地。[/B]在江北岸的今黄冈县附近还筑有邾城,经常驻屯三万军队,以加强古武昌的防务。在东郊江边的燕矶风火山和屏风矶上,以及樊口附近的烟墩,都分别建有高耸的烽火台,与西起西陵(今宜昌市附近)、东迄吴都(今苏州地区)江边的许多烽火台相呼应,如有军事警报,一夜之间即可通过烽火传遍孙吴的长江全境。吴亡之后,古武昌的地位虽有下降,但仍不失为长江中游的重镇。西晋中朝设江州后,武昌郡也是江州十郡之一(其余九郡以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晋安、桂阳及安成)。西晋末,江州又增设寻阳郡,辖柴桑、寻阳两县,武昌郡的辖地也相应减少。

      大将军王敦及太慰陶侃、庾亮和庾翼均以荆州刺史的身份镇守武昌,重臣温峤、傅综、庾冰和谢尚也以江州刺史的身份先后镇守武昌,可见东晋政权对武昌的重视。东晋晚期,武昌一带归入权臣桓温的势力范围,桓氏被灭后,东晋政权也进入尾声。但是,通过桓温等人的北伐,江陵和襄阳的战略地位大为上升,作为武昌近邻的夏口也更重要起来。至南朝设郢州治于夏口后,武昌的地位就逐步下降,虽然武昌郡仍然存在,但刘宋时仅辖武昌、鄂、阳新三县,齐梁时稍增一、二县,属郢州管辖。589年隋灭陈后,武昌郡被撤销,降为武昌县,归属州治设在夏口的鄂州管辖。从此,古武昌其地位被夏口(今武昌)所取代。

     古武昌又是孙吴时江南最早的佛教传播地点之一。据有关记载,南方的翻译佛经事业开始于武昌,大盛于建业。如天竺沙门维祗难于黄武三年(224年)携〈法句经〉的梵文本来武昌,由他的同伴竺将炎和支谦二人共同译成汉文。其中支谦早在汉末建安年间即避难到武昌,后来偕竺将炎同入建业,被孙权拜为博士,与韦昭等共同辅佐太子。

      又据〈武昌县志〉记载,在县南六里原有佛寺昌乐院,系孙权迁治武昌的前一年(220年)所建,由于此寺要比孙权为康僧会所造的江东最早佛寺——建业的建初寺早27年,可称为江南最早的佛寺。县志又载,在县东一里有宝宁院,是孙权吴都武昌时所建,附近还有吴废帝孙亮所建的惠宝寺等。至东晋,名僧慧远在樊山建西山寺,附近又有寒溪寺,相传陶侃为文州刺史时,曾得到印度阿育王所铸的文殊菩萨金像一座,初送至武昌寒溪寺,后被慧远迎归庐山。南朝时,樊山间有无相寺,为梁邵陵王肖纶所建,附近江边还有涧饮等,说明这一带的六朝寺院较多。在当地出土的吴晋铜镜和青瓷器上,也发现有浅浮雕的佛像。凡此均足以说明当年武昌佛教之盛。1975年7月出土于鄂州市五里墩鄂钢工地的佛像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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