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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8世纪前期海河水系的“内河航运”和“河海联运” （接前）地理位置、渤海逆潮等特征，决定了天津成为北京的漕运、海运仓廒，老城鼓楼东面悬“声闻于天”的匾额，反映了当时天下货物汇聚于此的繁华。 17-18世纪社会经济发展，使国内市场已经开始突破区域性地方市场向全国性市场发展，具体到海河流域，不仅流域内部物资量增加，与流域之外物资交流的外向型经济需求也在增加。 1、粮食内部调剂及外部输入 海河水系的农业区主要分布在太行山以东、燕山山脉以南的平原地带，所以流域内粮食贸易十分普遍，成为京师腹地、直隶地区后，人口更为密集，再加明清小冰期、摊丁入亩政策实施等因素，粮食不足成为一个很大的民生问题。如遇海河水患，一些州县就只能从外地籴入，如河间府辖各州县“贩粟者至自卫辉、磁州并天津沿河一带，间以年之丰欠，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1]。广平府沿滏阳河两岸的农村，因水源充沛、土壤肥沃，粮食产量较高，一般年份皆有余量出售，秋收之后：“土人亦有舟载粟、豆至天津，车贩米藕至临清者”[2]。 不仅海河流域内部贸易增加，与流域之外物资交流也在增加，如冀中平原西部的栾城县，清前中期全县耕地中40%种粮食，60%种植棉花，“稼十之四，所收不足给本邑一岁食，商贩于外以济之；棉十之六，晋、豫商贾云集，民竭终岁之勤，售其佳者以易粟，而自衣其余”[3]。康熙时北京的米粮“从口外来者甚多”，因价格便宜“京师亦常赖之”[4]，“热河八沟素产米谷,内陆商贩,前赴采买者多”[5]所以康熙、乾隆年间，为了解决直隶省内多地缺粮问题，一再宣布取消口外、关东米粮贩运到直隶的禁令。 清代前中期从省外输入的主要是粮食，且多从口外、关外输入，正如崔旭诗中所写“百货懋迁通蓟北，万家粮食仰关东”[6]。 2、尾闾地区海盐通过内河航运进入腹地 海河水系滨海地带主要为为长芦盐运司各盐厂所在地，通过内河水运转述流域腹地。据清代周庆云《盐法通志·运道》所记，长芦盐运有四大主干河道，并由四条干流再进入下一级支流分流到各县腹地，在运河和自然河流交界处，多需要将大船改为小船： （1）是北运河道，以天津为起点，北至通州张家湾； （2）是淀河道，以天津为起点，西至保定县张青口和清苑县，在张青口换小船再至固安县，在霸县换小船可至永清县 （3）是西河道，至衡水县小范镇、任县邢家弯，在衡水县换小船再至平乡县下庄桥。 （4）是南运河道，至大名县龙江庙。 津盐量丰质高，有“芦台玉砂”之誉，明清是冀、豫两省食盐主要供给地，《津门杂记》：“天津产盐甚丰，上裕调需，下应民食，直豫两省一百八十余州县皆赖之”[7]。 3、流域物产通过水运销往京师及流域之外地区 明代北直隶地区棉花种植迅速扩大，一则是边防军需供给的需要，二则是“一条鞭法”的推行，可以将棉花出售折银纳税。当时南北的棉花贸易路线，徐光启记：“今北土之吉贝[8]贱而布贵，南方返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9]，可见主要是内河航运。清代前期直隶省棉花种植已经占到总耕地十之二三，“冀、赵、神、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十之八九”，[10]这么大的种植比例，商业性质十分明显，不仅输出南方，甚至还出口朝鲜“更以其余，输溉大河南北、凭山负海之区，外至朝鲜，亦仰资贾贩，以供楮布之用” [11]。依然以内河航运为主，销往南方。 流域内煤、铁、瓷器等笨重物品，主要依靠河流运输。如深州县“秋后贩粟……所需铁石、煤炭诸物皆有子牙河船运”[12]。献县“崔庄多枣，动辄成林”，枣作为主要商品输出“南随漕船以贩鬻与诸省，土人多以为恒业”[13]。古城县“邑当水陆孔道，冠盖往来，商民杂处”[14]，东光县码头镇“前滨卫河，商旅辐集”[15]，吴桥县承担着运河和腹地之间物质贸易：“商贾凑集，宝货俱陈，东南物花之美下邑得而有之，不可谓非吴之利焉”[16]。 京师位于海河下游，所需木材、煤炭、瓜果、蔬菜等，或因为笨重、或易腐烂，难以长途贩运，便要仰赖海河腹地各州县供给，这些物质也多走水运。以木材为例，永定河、滦河上游山区都有木材通过河道漂运供给北京，《张诚日记·第一次旅行》记载滦河上游一条支流岸边堆积着大量枞树，伐木工人将捆好的木材推入水中、顺流而下，在转入另一条河道，一天之内就可以抵达北京。 清对南北物质贸易政策也有宽松，如允许漕船携带各地土产往来贩卖，据《钦定大清会典》卷十三《户部·漕运》所记，当时天津卫的运军空船南下时，每船可随带北方盛产的梨、枣和豆类等货60石，在漕船北返时，每船“许随载土产物百石”，并享有“经过关津免其输税”的特权：“凡优恤运丁,每船北上许随载土产物百石,头工、舵工、水手共二十六石,回空随载梨枣六十石,经过关津免其输税。”。因为贸易量增加，康熙元年(1662)钞关从河西务移到天津，在北门外设常设机构——北大关。 地缘位置决定了南北之间以北京为中枢的河海连运，必然以天津港口为联运枢纽，即在天津港由海船换成河舟继续进京。同时，随着航海业发展，西方与北京之间联系也要借道天津港；环渤海的东北地区与河北、山东之间的河海联运、海陆联运，天津也是枢纽。 1、与南方地区的河海联运 康熙二十三年(1684)，先开放海禁、后又弛粮禁，除辽东航线，沿海的鲁、江、浙、闽、广等商船也不绝于海途，天津城内开始出现闽、广商人开的栈房，服务南来商贩。天津逐步形成了两个洋货街：一在北门外，一在东门外。道光四年(1824)崔旭在《津门小咏》记：“沉檀珠翠来闽海”、“百货都从海舶来，玻璃大镜比门排，和兰琐伏[17]西番锦，怪怪奇奇洋货街。” 关于天津与南方的海运，《读史方舆纪要》静海县条目下记载：“海在县东北百五十里，与山东、辽东接境。元行海运，以天津海道为咽喉要地。前朝亦尝通运于此。嘉靖三十八年，辽抚侯汝翼，以辽东大饥，议移粟天津。其入辽之路，自海口发舟，至广宁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中间若曹泊店、月沱、桑沱、姜女坟、桃花岛、咸可湾泊，各相去四五十里，无风涛、盗贼之虞。从之。寻复罢。《志》云：天津一隅，东南漕舶鳞集，其下去海不过百里，风帆驰骤，远自闽浙，近自登、辽，皆旬日可达。控扼噤要，诚京师第一形胜处也”[18]。这些货物到天津后大多再通过内河航运输入流域腹地。 2、与境外国家河海联运 历史时期我国海外贸易一直存在，宋代已经远及东南亚、阿拉伯、印度、东北非洲20余国；明代开始禁止商人海外贸易，实行封建政府垄断交易制度。清初40年间沿袭禁海政策，以至“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准入口”，政局安定后于1684年宣布开海禁，但指定为对外贸易口岸、严格限制海外贸易。清代前中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日本、朝鲜、琉球和南洋诸国的传统的贸易；另一方面是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 在天津逐渐成为我国北方商业贸易中心的同时，自明季以来欧洲一些国家的商人和使者，愈来愈认识到天津地理位置的优越，多从海路到天津，或推销洋货，或者经过天津到北京从事政治活动。随着王朝与海外联系的加强，天津国际地位不断增强。如清顺治十二年(1655)[19]，荷兰使节过天津时写到：“……该地区三条河流的三岔口，在这儿耸立着一座坚固的碉堡[20]……”，雍正八年（1730）的沙俄大臣萨瓦·务拉迪维奇等也都把天津看成是中国著名的海港，由海上直达北京的咽喉，英国使臣马噶尔尼还请求清政府要在天津等处通商。 3、与环渤海湾地区的河海联运 清代环渤海地区以天津为枢纽的河海贸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与滦河流域的水陆联运，二是与东北地区的“奉天海运山”。 首先，与滦河流域的水陆联运。天津港对于滦河水运覆盖区的意义，明人便有阐述：“岂惟兵食有赖，即应属州县，岁殊丰歉，粟有出入，且商舶凑集，百货可致，将变为富庶之区”[21]。清代直隶形成的三大产棉区：西河区（主要包括大清河、滹沱河、滏阳河流域地区）、御河区（津浦路沿线及南运河地区）和东北河区（京奉铁路沿线及滦河、北运河等流域）[22]，从其名称、范围即可看到内河航运在其中的作用，至20世纪30年代东北河区商品棉有70%输入天津出口[23]。 其次，与东北地区的“奉天海运”。清初东北地区通过渤海湾、天津港口与内陆之间的粮食贸易，以康熙五十四年（1716年）前后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此前，主要是内陆粮食输入，满足东北军需；此后，随着东北农垦，变为粮食输出京津冀等地。康熙二十五年皇帝已经“闻有运盛京粮米于山海关内者，又泛海贩粜于山东多有之。”[24]东北粮米海运多至天津大沽再运至河北腹地，有时也准许粮船过大沽口沿着海河河道直接内河航运到静海、河间和保定等地；或者由大沽口直接进入南北大运河：“运赴直隶之大名、广平，河南之临漳以及山东德州、东昌、临清、济宁一带粜买”。 此外，山东半岛、华北平原与东北地区之间的海运皆以天津为枢纽。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盛京一带歉收，清廷派遣“盛京户部侍郎亲身由海前往山东，会同山东巡抚将附近地方米石多多发出，由海运至三岔河”，在运至盛京贩卖；康熙三十三年（1693年）二月，康熙帝“亲幸天津，访海道，自大沽口达三岔口较便。”（待续）  [1] 樊深：《河间府志》卷7《风俗》，嘉靖十九年刻本，第4页A。 [2] 朱世纬：《永年县志》卷11《风土》，雍正乾隆间增刻本，第8页下。 [3] 桂超万、李鈖修：《栾城县志》卷2《五产》，道光二十六年刻本，第7页上下。 [4]《清圣祖实录》卷240，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庚寅，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214页。 [5] 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卷5《地粮》，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7页下。 [6] 崔旭：《津门》，吳惠元修《续天津县志》卷19《艺文四·诗》，同治9年（1870）刻本，第46页A。 [7] 张焘撰，丁绵孙、王黎雅点校：《天津风土丛书·津门杂记·盐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8] 棉花 [9]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蚕桑广类·木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校注本，第969页。 [10] 方观承：《棉花图·跋》，石碑现存河北省博物馆。 [11] 方观承《棉花图·跋》，石碑现存河北省博物馆。 [12] 吴汝纶：《深州风土记》卷21《物产》，光绪26年（1900）刻本，第1页。 [13]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3《槐西杂志三》，民国二十九年石印本，第7页。 [14] 丁灿：《续修故城县志》卷4《风俗》，光绪十一年刻本，第37页下。 [15] 杜甲等撰：《河间府新志》卷5《官政志·关隘桥梁》，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第11页上。 [16] 任先觉：《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河政》，清康熙十九年刻本，第9页上。 [17] “琐伏”(Sofa)系阿拉伯语，原指阿拉伯出产的一种毛织品，后广泛指外国的各种毛织品。在乾、嘉时，欧洲的毛织品在我国沿海一带盛行。 [18]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3《直隶四·河间府》，中华书局1955，第582页。 [19] 《清史稿·世祖纪》记“顺治十三年……朝鲜、荷兰……均来贡”，但外人记载多为1655年(顺治十二年)。 [20] 建于三岔河口北的炮台。 [21] 袁棻：《滦县志》卷2《地理志上·漕运》,1937年铅印本，第57页下。 [22] 董丛林、苑书义等主编：《河北经济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页。 [23] 李洛之、聂汤谷：《天津的经济地位》，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0页。 [24]《清圣祖实录》卷128，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丙辰条，页13上。 作者简介：张慧芝（1969—），女，汉族，河北井陉人，历史地理学博士，教授。1988-1995年在山西大学学习，获历史学学士、史学史硕士学位，师从崔凡芝先生。同年留校旅游管理专业任教；先后到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进修学习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2002-2005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学习，师从朱士光先生，论文选题为明清时期黄河中游环境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获历史地理学博士学位。同年调入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工作。2007年-2010年在四川大学城市史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师从何一民先生，合作课题为清代直隶地区城市研究。2011年8月至今，任教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近年主要在海河流域水环境变迁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历史地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等相关领域展开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河北省社科基金、天津市教委重大调研项目等多项，撰写学术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投稿邮箱：523090170@qq.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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