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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作者·潘石 “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王家惠的《红楼百问》付梓，令我记起了曾读过的这两句诗。天才少年李贺用这样的诗句赞扬他的老师，我借用李贺的诗句表达对家惠的推崇。特别是“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尤为贴切。曹雪芹的《红楼梦》问世后，对它的评论研究，从脂砚斋就开始了。二百年来，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红学”研究纷至沓来，以至于形成了一门独特的学科。但是，红学研究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难免枝蔓旁生，舛误种种，穿凿附会，演绎索引，甚至把红学研究政治化、庸俗化。6年前王家惠向我谈起，他想挥去眼前的云遮雾罩，只从《红楼梦》的文本出发，把《红楼梦》限定在文学作品而不是其它诸如政治、历史小说之类，不是从《红楼梦》中走出去，而是回到《红楼梦》中来，对小说阅读中遇到的种种疑问谜团，或者不同版本的释注诠解，以及小说中故事人物情节乃至细节的迷惑不通不解之处，提出置疑，边读边问，边问边答，他给自己想的题目叫《红楼百问》。当时我还在报纸副刊编辑的岗位，与他多有合作，这一次又是一拍即合，并相互约定：一定坚持从文本到文本的原则。我们还约定，从约定的时间开始，每周一问，连载刊发。君子一言，从2008年开始，至今6年有余，王家惠谨守诺言，笔耕不辍。而且不是百问，是510问，洋洋洒洒100余万言，在红学研究领域另辟蹊径、别开生面。 在我国，很早就有了“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调侃。一部小说，在历史上——不仅仅是文学史，有如此影响的大概绝无仅有。但是，就一部小说、一部文学作品来说，由于它的作者自身的原因，由于它成书的年代和历史背景，由于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种种原因，局限与不足总是难免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还有它的诠注者们，也难免失之纰漏、遗憾，乃至舛误。就比如一座华丽的大厦，从远处看，整体看，可能是完美的。但是走近了，或者走进去，总会发现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当然，前提是正如这座大厦值得我们走进去欣赏一样，这部小说的魅力与价值足以征服我们，让我们坐下来，静下心来，一遍一遍的，爱不释手的读，饶有兴趣的读，追根究底的读。我想，这也正是王家惠写作《红楼百问》的原因与目的。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红楼百问》的问世，其震动与影响尚难估量，但其填补了红学研究的一项空白，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特别是对那些喜爱“红楼”却“读功”不足的普通读者来说，是一部难得的阅读参考书。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许多红楼读者的手边，都少不了这部《红楼百问》。释疑解惑的同时，知识与学问也在丰富增长着。当然，对一些研究者来说，许多课题或诠注，也不得不重新审视定夺了。 后记·作者王家惠 六年前，一家企业约我去讲一讲《红楼梦》，我整理了一份讲稿，还没去讲，便接到一个电话，一位河北省文学界的朋友到了唐山，约我去喝酒。时任《唐山劳动日报》副刊部主任的潘石兄也在座。席间，潘石兄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刚刚整理了一份关于《红楼梦》的讲稿。他便要求先在报纸上发一发，我说讲稿在报纸上发不太合适，若要发，可以另写一个东西，尽量通俗一点。他说可以。于是回来我便写出了几问，请他看一下，他看了倒还满意，于是这一部东西就连续发了下来。开始定的题目是《红楼百问》，当时想怎么写也不会超过一百问。可是没有想到，越读书问题越多，一路写下来，竟然成为《红楼五百问》。 开始写的时候没有什么统一的计划，只是想把过去的一些思维定式打破，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以一种平常心来重新读一下这本书，发现什么问题就写下来，自己能够解答的试着解答，不能够解答的看看别人说过什么，介绍过来。想得很简单，可是一旦写起来，就发觉远远没有这样简单，它涉及到了所谓“红学”的方方面面，非我所能胜任。但是事情已经做起来，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于是硬着头皮来努力完成它。多亏热心的读者们，是他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有的给报社打电话，有的当面对我讲，谈他们对于这个专栏的感触和想法，使我认识到这些不成熟的文字还有人看，有人关心，甚至有许多人在一期期地剪报。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热心的读者，我不会坚持六年之久。 第一个原则就是文本意识。 《红楼梦》这部书的遭遇很怪，从它一出现，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究竟写的谁家事情，由此形成了所谓“旧红学”和“新红学”。旧红学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认为它写的是康熙朝的政治，他把书中人物与康熙朝的政治人物一一挂钩，得出结论是这本书意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一部有着民族主义意识的书。这一种红学人们习惯称为“索隐”派，其中也有许多不同意见，单只写的谁家事这个问题，就有明珠家事说、顺治与董小宛说、张侯家世说等等。不管什么意见，他们认为这本书写的是别人家的事情，这个认识是统一的。 到了一九二一年，著名学者胡适发表了他的《红楼梦考证》，论证书的作者是曾任江宁织造的清初著名诗人曹寅的孙子曹雪芹，曹雪芹写的是一部“自叙传”，也就是说它写的是曹雪芹家自己的事情。这个学说一出现就引起极大反响，“索隐派”的旧红学在它的攻击下溃不成军，直到今天，红学界几乎还是这一派的独家天下。这一派新红学人们习惯上称为“考据派”。 无论索隐派的旧红学还是考证派的新红学，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没有把《红楼梦》当作一本小说来读，他们往往忽略小说文本所呈现给我们的意义，却力图寻找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这就很不对头了，因为《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它在创作过程中当然会吸取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素材，也会含有作者家事的影响，这一点毫无疑义。可是这些东西一但进入小说，它就再不是原生态的东西，而成为一种文学的创造，我们所要欣赏研究的是这种创造物，而不是它的素材。这就好比我们到饭店去吃饭，我们只须注意欣赏菜品的色、香、味、形、器等等方面就行了，没有必要一一探究每一种调料的来源和产地。因此我在写作当中，始终注意把对于文本本身的理解和研究放在首位，绝不做那种漫无边际的索隐和考据。这是一种很艰苦的工作，因为对于文本本身的解读，虽然有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过，但是迄今收效甚微，我们可以回想近年来在社会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红学事件，不是索隐派就是考据派的成果，文本本身的解读几乎就没有产生过什么轰动效应。但是这个工作总得有人做，我不自量力，来做这个工作，只能说是一种尝试。 第二个原则是女性视角。 不论是旧红学还是新红学，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是都想把这部小说与政治挂钩，似乎只有与政治挂上钩，它才具有“伟大意义”。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具有五千年的政治史，所谓中华文明，就是一种以政治为中心的文明，政治一直被作为社会生活的头等大事。直至今日，领导们在布置一项工作任务时，也习惯强调“这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就意味着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可是曹雪芹的伟大之处，正是在当时那样一种政治的高压之下，把探求的目光转向人、人情、人性这些更为基本的层面，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红楼梦》归入“人情小说”这个范畴，可说确实独具只眼。曹雪芹在小说的开头就反复申明此书毫不干涉时政，“大旨谈情”，就已指明了这种创作取向，这是一本写儿女真情的书，简单地说，是写一群美丽少女的悲惨命运。这个问题的意义绝不可低估。中国历来是男权社会，中国的主流话语历来是男性话语，女子历来是没有话语权的另一半。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女子的话语也极其微弱，诚然，我们有大量的闺怨诗，但大部分闺怨诗都是男子代拟，写的是男子眼中的女人，说的是男子的话。即使在一些写女子的名篇中，比如著名的《木兰辞》，也不过写了一个女子做了男人的事情而已，其实质仍是男子话语。在小说世界，女人更是可怜的一群，仅以几部名著为例，《三国演义》中让人记得起的女人只有一个貂蝉，那仅是一件政治斗争的工具，连自身个性都没有写出来。《西游记》则把女色视为办道的障碍，一概屏绝。《水浒传》的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都是反面角色，一百单八将中倒是有三个女性，但一个是母大虫，一个是母夜叉，只有一个扈三娘还算不错，却把她嫁给了王矮虎，一个武艺平常却极度好色的东西，以至有人怀疑施耐庵吃过女人的大亏，与女人有仇。惟独《金瓶梅》写了一群女性，但大抵是淫乱之辈，如鲁迅先生所说“如有狂疾”。惟有《红楼梦》是真正站在女儿立场，为女儿说话，说女儿话的一部伟大著作，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一个女性话语系统。这一个意义绝不容低估，记不清是哪一位伟人说过：妇女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标尺。曹雪芹以滴血之笔写出一群美丽少女的悲惨命运，启发人们去想些事情，这个意义可是太大了，要阐明它非这一篇小文所能办。所以我在写作当中始终注意由曹雪芹自己的切入角度切入这部作品，努力理解他这一女性话语系统的深刻意义。 第三个原则是地域特色。
著者简介：王家惠，河北唐山人，一九五六年生人，著名作家、剧作家、红学家，现任唐山市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唐山绝恋》、《唐山大地震》，中央电视台拍摄三十集电视连续剧《曹雪芹》、陕西新世纪影视公司拍摄三十集电视剧《唐山大地震》、舞台剧《孔子突围》、《大唐曹妃》、红学专著《红楼五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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