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藩 ，河北霸州人，生于1925年，逝于2012年，是国际上著名的机电工程科学家和文学家，曾任美国休斯敦大学、波士顿大学教授、世界顶尖级理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英国机电学会院士。在香港、台湾的很多顶级大学任电脑语言科学教授，有《系统导论》、《人工智慧语言》等科学著作，同时还出版了八部散文集，他写的多篇文章入选了港澳台的中小学语文课本。是声名响彻海峡两岸、港澳台三地的著名科学家和散文大家，国际声誉极高的文理通才。
对于这样一个名扬世界的霸州人，我们霸州本乡人却知之甚少。我在2012年编写《霸州历史文化丛书·名人卷》时，在文联主席胡树全、副主席陈赤军、作协主席闫伯群的力荐下才把陈之藩编入该书的“文化名流”篇目，后来又入选了《霸州名人馆》，成为我们霸州的宿儒乡贤。
为了写好陈之藩的传记，让霸州人对这样一位大雅俊秀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文联的牛占敏主任，亢苏敏老师帮我搜集了很多资料，闫伯群先生购到了陈之藩全部的散文集。我反复研读这些资料，和他八部散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不断地作笔记 ，不断地翻看调整。但是总也弄不清他到底是霸州哪村的人，因此也就不知道他的家世如何，他都受到过家乡亲友的那些影响，这些家庭家乡的背景对他的成长有那些作用。在他的文章里只搜集到以下信息。
一，他家离霸州东关十七八里，他们村有个“老爷庙”，也就是关羽的庙，他在这座庙改建的小学里上过初级小学。
二，他的父亲是大学毕业生，曾任霸县县立第一小学，即现在的东关小学校长。他曾随父读书 ，在小学后面的河边玩耍，河边有很多歪七扭八的老柳树。
三，他的爷爷很有文化，不但自己教育他，还让他爸爸给他专门请了宿儒秀士做古文学教师，在学习学校课程之外，还要学习古文和古典诗词。
四，1937年后，他家迁居北京，他父亲在北京谋得不固定职业，收入微薄，生活拮据。他在北京上中学。
当年撰写陈之藩传记时，听说他在香港，本来也想函调或电话一下他本人，了解一下情况。可就在酝酿中时，得到了他不幸去世的消息。分析一下我们想了解的情况，找香港的別人很难回答，只得做罢。遂转向霸州搜索。
为了搞清他是哪村的，好找人采访，我按照陈之藩书中线索，在霸州地图上以东关为中心，以十二里和二十里为半径画了两个圈，再根据民国二十三年版《霸县新志》在这个圈里找哪些村里有“老爷庙”，哪些村里有姓陈的大户，然后找人打听。打听过陈氏比较集中的任水、三奇，桑园……都言说不知。出书在即，只得有什么就暂写什么了，不免留下诸多遗憾。比如，陈之藩说他父亲是北京大学毕业，查民国二十三年《霸县新志》，北京大学毕业的只有陈瀛一人，我以为很可能是陈之藩之父，但又拿不准，也不知道陈瀛是哪村的，所以没有敢写入传中。
《名人卷》出版后，对于陈之藩的家世如何，总是我的一块心病，就断断续续地找人打听。2019年初春，我把上面说的“一、二、三、四”四条线索发到朋友圈，希望朋友们帮助查找。不久，接到霸州市党校秦盛老师的回复，说他姥姥家姓陈，是城西曹庄的，解放前陈家有个陈瀛，家是大户，文化水平很高。文革期间有一个叫陈之欢的回乡知识青年，是从北京回曹庄落户的，后来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走了。这陈之欢是不是陈之藩的弟弟？约我去打听。我一听，非常高兴，想立即前往。可因为秦盛老师还要上班，所以我们只能在公休日去干这样的“闲事”了。
3月30日星期六，秦盛老师约我在明珠超市门外集合，然后乘一路公共汽车去了曹庄。可是秦盛虽说是曹庄的姥姥家，但是他姥爷无子，因此曹庄也就没有经常交往的近亲。那天风很大，天还冷，我们倆站在曹庄村口一看，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可能都关门宅家避风去了。我们两人顶着风在街上窜行，也无人可打听。最后秦盛领着我到了他姥姥家的旧宅地附近，看一家开着门，就硬着头皮闯入，秦盛报了姥姥家的名号。终于找到了一位九十六岁高龄的陈尔学老人，论起辈分，秦盛应该和他叫舅。
陈尓学老先生目明耳聪 ，属鼠，1924年生，爱好书法和绘画。室内存有《芥子园画谱》、《朱子家训》、笔墨纸砚，有自写的书帖和自画的兰花。是一位记忆清晰，颇知典故，颇为健谈，神态悠然的可敬老者。一提陈之藩，陈之欢，正打到老人的手背上，立即拉开了话匣子。据陈尔学老人讲，陈之藩因为属牛，故乳名“大牛”，比他小一岁，幼时和他一起上小学，学校就是在村里的老爷庙里。陈之藩家是地主，但也不算是特别富的大地主。陈之藩家搬到北京后，1947年他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兵抓夫还到陈之藩家住了几个月，那时陈之藩正在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机电系上学，他还到天津看过他。看来，在霸州最熟悉陈之藩的就是这位陈尔学老先生了。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要找的人，我和秦盛老师都很兴奋。
陈尔学老先生侃侃而谈，我和秦盛老师就手忙脚乱的用手机记录。他说：
陈之藩的爷爷陈瀛，非常聪明，十六岁中秀才，二十岁中拔贡生，经考试，选拔到山东临朐去当知县，临朐是沂蒙山区的贫困小县，陈瀛任职三年，政绩不错，被提拔到繁华大县馆陶去任知县。馆陶在大运河之畔，来往官员很多，陈瀛做为地方官，总要频繁接来送往。不知怎么接待不周，被上级官员参了一本罢了官。
后来清朝就垮台了。陈瀛又到北京去念北京大学。毕业后当律师，承揽京畿南路七县，也就是固安、东安（安次）、霸州、文安、保定（新镇），大城、永清的诉讼案件。那时，这七个县的案件属于一个法庭管辖，称“南路庭”。南路庭的公署在北京大兴县的黄村，陈瀛也就在黄村开业。据说，他接手的案子没有打不赢的。
对于陈尔学先生的叙述，我查核了有关资料。据《霸州旧志合刊》702页贡生栏目载：“清，宣统，陈瀛，乙酉科拔贡生，考取县知事分发山东。”同书710页学籍栏目载：“民国，陈瀛，国立大学文科毕业，按部章称学士，曾任京兆第一中学文科教员。见贡生。”陈尓学先生所讲与这些官方史志的记载事事相扣，件件相合，只是更加详细。可以认为陈尔学先生所讲都是基本可信的。倒是《霸县新志》的记载陈瀛是“宣统乙酉科拔贡生”有误。因为清光绪二十八年就废除了科举，宣统元年（己酉）根本就不可能有“科”了。再说“拔贡”是正式科举以外的专门“选拔”考试，从来不论科。如果是己酉年，也就是宣统元年陈瀛到山东临朐当知县，按陈尔学先生说当了三年调馆陶县，不一年清朝垮台免职，到是更靠谱。
关于陈之藩在书中以及陈尔学在叙述中，都说是在本村“老爷庙”里念小学的说法，我查证了霸州关于各种庙宇的记载，曹庄就没有纪念关羽的“老爷庙”，不然在我画的“圈里”不会不查问曹庄。据民国二十三年《霸县新志》卷二，十九页载：
那就是说曹庄虽然没有纪念关羽的“老爷庙”，可是有“三义庙”。三义庙祭祀的是刘备、关羽、张飞。因为关羽的名气最大，后来又被封为“关圣帝君”，所以民间把三义庙看成关羽的“老爷庙”也是常有的事。
陈尔学老先生讲，陈瀛有四个儿子，长子陈应道，次子陈应泽，三子陈应严，四子陈应熙。二子早殁，陈应严就是陈之藩的父亲。说着还拿出最近整理的家族谱系图给我们看。从图上看来，曹庄陈氏是于清乾隆五十八年由霸州三奇村迁居曹庄的。到“应字辈”的，有十七人。
老先生讲，陈应道，陈应严都是北京汇文中学毕业的。陈应道在唐肯任霸县县知事时期，曾任霸县建设局局长。因为官有不检瑕疵，被捕入狱。陈瀛找北京大学同学朱家骅帮助出獄，朱家骅那时候在政府里当大官。后来陈应道又以其亡弟陈应泽的名字赴官员选拔考试得中，被分配到内蒙古的归绥，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去当官，管三四个县。陈应严在“七七事变”前任霸县教育局长兼霸县县立高等小学校长，那时小学附有初级中学。陈之藩就跟着他父亲在霸县东关念书。陈应严思想开明，不但不干涉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还暗地里支持。以致他的学生中不少人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很多人走上了领导岗位，因此解放后和文革期间他都没有受到什么冲击。
对于陈尔学老先生讲的这段历史，我查证了一下相关资料。据《霸州旧志合刊（下）》714页，学绩表栏目载：
陈应道，男，北平中央法政专门学校。”“陈应严，山东法政专科。”
这虽然和陈尔学先生讲的他们都是北京汇文中学毕业不同，但这两个学校都是大专类学校，应该是在汇文中学毕业后，又考取的这些专科学校。只是那时家乡人不知罢了。
关于朱家骅，根据现有资料。朱家骅在24岁以前，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出国留学，都是学工科的，没有在北京大学上过学。民国六年，也就是1917年朱家骅24岁，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二年级文本科主任和研究所德文主任，因此，他不可能是陈瀛的同学。但是，陈瀛是北京大学文本科的学生，年龄比朱家骅还大些。这样陈瀛和朱家骅熟识，应该是因为朱家骅是陈瀛的老师，而且因为陈瀛年龄大、阅历广，他们虽是师生，还应是友人。其后，朱家骅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以致陈瀛儿子陈应道出事，陈瀛可以找朱家骅援手。
据民国二十三年《霸县新志》卷三《行政》五十五页载：“教育局长，陈应严，霸县，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文中霸县后面的日期是任职日期。民国二十二年是1933年，也就是从此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陈之藩的父亲一直任教育局长，兼霸县县立高等小学，县立初级中学的校长。这一点和陈尔学老先生的讲述相同。
据陈尔学先生讲，陈之藩家不是“七七事变”后，立即迁居北京。因为陈应严是县里的教育局长兼县立小学、中学的校长，又支持抗日，所以事变后还在霸州坚持抗战工作。一直到1939年，局势恶化了，一家子才上了北京。
这个讲述是有历史依据的。1939年，中共冀中区党委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动员参加抗日的民主人士，暂时离开抗日部队，到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投亲靠友，以躲避日寇的残酷扫荡，保存革命力量。这时离开雄县、霸县、新城边区根据地转移到京津的还有霸县抗日动员会主任刘恩纯、霸县抗日政府县长边孟炎、魏大光的表舅张乙臣、张丙臣等多人。
据网上载的陈之藩生平资料，“陈之藩小时候家里很穷，麦熟时还要背着小镰刀去割麦穗。到农历过年时，和大妹妹到街头挥毫卖春联，为的是躲上门讨债的债主。12岁那年考入北平进德中学就读，毕业后再考入北平市第五中学。”
这一段文字说明，写此文者不甚了解陈之藩的家庭，对于陈之藩的著作没有细读，对当年的历史背景也没有细致的思虑。如果陈之藩的家庭很穷，那个时候他能去北京念中学，及以后念大学吗？应该说，在卢沟桥事变以前，陈之藩家不但是地主，而且是“官宦人家”，是一般人家都比不了的富户。至于说麦熟时也下地割过麦子，那在农村地主富农家也是很正常的。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地主就不劳动，每天吃喝玩乐。那时的地主也很少吃到大米白面肉，不懂得干农活也是当不好地主的。文中还说“背着小镰刀割麦穗”，这镰刀没有“背着”的，割麦子也不是“割麦穗”，这说明写文章的人不懂农村也没有干过农活。关于过年卖对联的事，是陈之藩散文中写到的。可那是1939年陈之藩一家到北京后，因为陈之藩的父亲没有固定的工作而生活窘困，经常靠东赊西借度日。并不是因为陈之藩小时候家里就很穷。显然，写此文章的人没有详细研读陈之藩的文章。
按陈尔学老先生讲，陈之藩家是1939年去北京的，那时，陈之藩已经14岁了，那么他12岁念初中，就应该是在霸县念他父亲管理下的霸县县立小学附加的初中班。1939年去北京入北平进德中学应该是插班。
陈之藩的叔父陈应熙，文革时期的1968年被从北京遣返回乡，同时来的还有他的儿子陈之欢，父子俩在老家霸州曹庄“插队”住了十年。1978年恢复高考后，陈之欢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生物学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农学院当教师，后晋升到副教授。在园林花卉方面很有造诣，出版了多本专著。退休后义务为北京的社区、公园、市民服务，有很好的口碑。
陈之藩的大伯父陈应道的确去了呼和浩特。这从冯玉祥“五原誓师”的资料中可以得到印证。据百度“五原誓师”条目载，五原誓师的“碑文有‘国民联军’，‘国民联军记念’，‘记念冯玉祥将军’。立碑署名的有冯玉祥、马鸿逵、刘必达、陈应道、王崇仁等。”
对于 陈尔学老先生讲陈之藩的大伯父在唐肯任霸县知县时出事下狱之事，据资料只能做如下分析。唐肯在民国初期三次任霸县县知事，最后一次任职霸县是1922年，如果陈应道在1922年前“出事”，1923年被救出獄，1924年或1925年考试后分配去归绥任职，那么参加1926年的“五原誓师”是完全合于推理的。
这一事实还使我产生了一个联想。冯玉祥1926年五原誓师是以他的老西北军为基础的。当时冯玉祥部队的骨干韩复榘部就驻扎在归绥附近的包头，陈应道和韩复榘的老家都是霸州，陈应道是冯玉祥座上宾，韩复榘是冯玉祥部主力，两人应该很熟识。到1933年陈之藩之父陈应严任霸县教育局长兼霸县县立小学及附中学的校长。多次随财政局长兼建设局长刘恩纯去山东找韩复榘募集教育资金。可以推断陈之藩的伯父、父亲和韩复榘都很熟。
（此文已经发秦盛先生、闫伯群先生检视，并根据二位先生的意见做了补充和修改。——樊文稷注）
2020.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