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刘化田：郭增恺——从安次葛渔城走出的传奇人物

倚月临风 202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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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西安事变”最后在各方的努力下，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政治主张”，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必要的前题条件。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不单只是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三个人的博弈，同时还涉及到一些曾经起到关键作用的相关人士，郭增恺就是其中的一位。

郭增恺，曾经是杨虎城将军的幕僚，宋子文的亲信，还曾是周恩来总理的客人。作为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特殊人质，18年后，他的一篇《热风》感言，又曾在海峡两岸激起轩然大波。

郭增恺，安次县葛渔城人。郭氏家族原籍是山西省汾阳的名门，明朝初年迁徙到葛渔城，一直为当地的望族。清朝咸丰年间的郭毓秀、郭为霖为贡生。郭增恺先祖一生急公好义，慈善乡里，育有洪谟、洪群、洪文、洪逵、洪烈等兄弟7人。

一、参加革命

郭增恺，1902年出生。父亲早亡，他是遗腹子，幼年靠几位伯、叔抚养。早年就读民于北平师范学校。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参加了五四运动，因进行游行示威而遭被捕拘禁，释放后丢了学籍，在此时期就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等人。1920年，加入李大钊创办的“工读互助团”，继续寻求真理。一面给上海《国民日报》副刊写稿，赚取生活费，一面在北京大学旁听哲学系、中文系课程。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提出“真爱民，不扰民”的政治口号。当年的郭增恺被这种行为所感动，毅然投笔从戎，先后担任西北通讯社社长、冯玉祥的秘书。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下，东北国土迅速沦丧。东北人民自发的开展秘密抗日救亡活动。当时他们很渴望内陆爱国将领冯玉祥的支持，要求派人到东北考察并领导抗日救亡。冯玉祥遂派郭增恺作为他的代表去东北开展工作。郭增恺带着冯玉祥的使命和内陆民众为东北抗日筹措的经费（金条）出发了。不料，其行踪在北平被日本特务获悉，并通知了大连宪兵。刚抵大连，郭增恺便被日本宪兵逮捕。日本人对这个年轻人十分怀疑，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最后只好将郭增恺逐出东北。

当年的冯玉祥有职无权，他对郭增恺说：“我现在有名无实，你在这里很难发挥才干和实现你的政治报负。这样吧，我把你介绍到陕西杨虎城那里，你在他那儿一定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1933年，郭增恺拿着冯玉祥的推荐信，到西安找到了时任陕西省主席、西北绥靖公署主任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将军。当时，杨虎城正在满怀热情地想把陕西建成全国抗日的大后方。杨虎城对年轻的郭增恺十分器重，委任他担任西北绥靖公署参议，这固然是出于冯玉祥的推荐，更重要的是杨虎城急需如郭增恺这样有学识和阅历的年轻人为他工作。杨虎城多次只身带领郭增恺到下面视察，发现郭增恺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当年，杨虎城交给郭增恺一个艰巨的任务，让他专门去做宋子文的工作。郭增恺后来回忆说：“我和宋子文原本不相识，杨将军认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是英美派的代表，比亲日派进步，又与蒋介石有亲戚关系。杨将军目光远大，与宋子文相交，可让宋在蒋面前为他讲话。杨将军还想让宋子文为陕西吸引外资，以便开发西北。所以我按照杨将军的意思，为了与宋子文接触和应付，费了很多曲折和心思，逐渐与宋子文交往甚密。宋子文也认为我被杨将军所信任，便委任我为驻西安经济处处长，从而取得了宋的信任。这期间，我通过宋的关系为陕西拨了一笔巨款，开发西北铜川煤矿。同时，杨将军还让我四处联系一切对蒋介石不满的人，联合北方将领商议组成反蒋联盟，我曾多次到冀察、山东、山西一带为杨将军做工作。”

1934年4月25日，在郭增恺的积极推动下，促成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宋子文到陕西考察。杨虎城将军亲自陪同考察了历史文化遗迹，民众教育馆，并在西关外检阅了十七路军。通过这次参观考察，宋子文对陕西的经济社会发展留下很深印象，同时对杨虎城增加了好感，为日后杨、宋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印书事件

1935年底，张学良与杨虎城取得了抗日的共识。1936年春，张学良为了改造部队，让高崇民、刘澜波、孙大胜等化名写了几篇论抗日、联共并批评蒋介石、闫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的文章，最后合成一本小册子，书名《活路》。文章写出来以后，印刷成了问题。在当时言抗日有罪的政治形势下，社会上的一般印刷馆都不敢承印。为解决印刷问题，张学良找到了杨虎城说：“你是当地人，你想办法印出来。”杨虎城立即让郭增恺转交十七路军军务处去办理，并再三叮嘱处长王雅之要严守秘密。当时十七路军军需处有一台铅印刷机，有印刷工人，可以进行秘密装订，地址就在西安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在王雅之的亲自监督下，只用几夜的时间就印完了8000册书。王雅光先用自己的小汽车运到家中。次日傍晚，他借用申伯纯的小汽车把书运到高崇民家，由高崇民秘密发到东北军前线部队。其间，杨虎城派崔孟博带了2000本送到宜川，交给了三十八军军长林蔚如发给十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不料，印刷厂有两个工人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了。他们偷着多打了1份清样，交给了“剿总”情报处处长江雄风（蒋介石的特务）。江雄风奖励了这两个告密者，并立即报告了蒋介石派驻西安的亲信——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道刚立即召集特务头子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清等开会研究。经过再三研究，他们认为小册子是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编者也应该是十七路军系统的人；但小册子却又不像是东北人写的，而且宣传内容对象多处也指明是东北军。这样他们反复调查，最后把目标锁定为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当时首任宋子文的经济委员会驻西北特派员）。因为前不久，郭增恺刚给闫锡山发密电劝闫实践前约，相机联合韩、宋组织华北抗日同盟，这封密电正好被特务们译出，经蒋介石亲手密令批准：“限即日将郭增恺押解来京”，1936年5月6日晚，西北剿匪司令部特高课派25人，分乘5辆汽车将郭增恺先押至华清池，后于5月9日晚被押送到南京羊皮巷陆军监狱。直到“西安事变”，宋子文来陕时，才把郭增恺带到西安。郭增恺被秘密逮捕时，杨虎城并不知道此事，当听到消息后，人已经被送出陕西了。郭增恺被秘密诱捕后，部下将此事告诉了张学良。张学良坐飞机抵达陕、山交界处的韩城和杨共同商议此事。杨虎城当即电告他在南京办事处处长李志刚，请托冯玉祥将军出面营救。冯玉祥找到蒋先生问：“把增恺找来有什么事？”蒋先生很坦白地回答：“因为他在那里阻挠剿匪，煽动抗战。”冯玉祥说：“他从学校出来就在我那里做事，曾追随多年，我深知他的为人，我保证他不会参加任何党组织。”蒋先生答：“我只是弄清楚好啦！”。此时，宋子文也为此事从上海赶到南京对蒋先生说：“我已查明郭增恺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这么办？”蒋介石说：“我又不曾虐待他，叫他们好好招待就是了。”同年11月19日，蒋当局以留京任职为条件，由戴笠将军的一张“军事委员会”的任命状，接郭增恺出狱，并将他安排到中央饭店闲住。与此同时，杨虎城立即向宋子文、邵力子严厉指出：“郭增恺是我的朋友，是我推荐给宋先生做经济处长的，他犯了什么罪？蒋先生要想捕他还不容易吗？只要一个命令我就可以把他直接送往南京，何必秘密逮捕呢！”当时宋子文也对蒋介石秘捕郭增恺感到莫名其妙。

晏道刚把郭增恺秘密关押在南京以后，他将杨虎城约到“剿总”办公室，对杨说：“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剿共时，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吃了大亏，你对左右的人要注意”。杨虎城听了这番话，认为是在印刷小册子《活路》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同时又联系郭增恺被捕的事，感到一定是内部人员出了问题。他当即下达命令军需处和军法处迅速严查告密者。经过调查，查出了那两个告密的特务，当即关押，使特务失去了证人。郭增恺则被作为“共党嫌疑”秘密关押在南京军统的监狱中。

张学良与杨虎城

三、“西安事变”时期的郭增恺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在西安。南京政府内部围绕着是“讨伐”还是与西安方面谈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主和派经过一番努力，使主战派的何应钦等人在孔祥熙家里商议时不得不让步。最后决定两项决议，一.准许宋子文以私人名义，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介石。二.准许至12月22日暂行停止轰炸，但张、杨的部队在此期间不得南移。

12月19日下午2时许，宋子文带着两个秘书和刚被他从军统监狱中“借”出来的郭增恺先到南京北极阁宋子文的寓所会面，然后，一行人乘飞机赶往西安。郭增恺后来回忆说：“双十二事变发生后，即1936年12月17日，宋子文深知我和杨将军有密切交往，他认为我是能在杨虎城面前说话的人，就借机把我从狱中要出来。一见面宋子文就说：“蒋先生有些事做的太冒味，不和别人商议就叫你受委屈了。我们大家即往不咎，这一次救救他吧。”宋子文在飞机上还对我说：“此行很困难，我料到张、杨的话很难说，你先争取杨虎城的意见，只有你能和杨将军说话，只要杨将军愿意，我们再一起做张学良的工作”。

12月20日，端纳和宋子文从南京返回西安。宋子文和张学良会面。张学良向宋表示西安三方面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立即通知随从宋子文来陕西的郭增凯，说明宋子文和他面谈。郭增恺当即向宋子文传达了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即：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方针的延续，希望宋子文先生权衡。22日，宋美龄、宋子文代表行政院长孔祥熙同意再赴西安谈判。张学良、杨虎城到机场迎接。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西安方面已经拟好了谈判条件，准备与南京方面展开谈判。宋子文在张学良的陪同下见到了蒋介石，并获准与蒋单独谈话。在西安期间，宋子文曾两次会见蒋介石，并向蒋递交了宋美龄、孔祥熙的信，报告了南京方面的情况。

郭增恺事后回忆说：“到陕西以后，我首先见到杨虎城将军，杨将军对我开始有戒心，以为我和宋偕行，又系在押犯，惟恐我替蒋说话。”当时我对杨说：“蒋之国策，我们早已反定，我是因为反蒋联共抗日被蒋关押，现在为联合抗日救蒋而陪宋先生前来西安，和平解决我是赞成的。既然扣蒋，就得有个具体做法，就得联系全国一致。”我当时就给杨将军分析宋哲元、闫锡山等人对事变的态度。杨将军询问我对宋子文的看法，我直言告诉他说：“宋先生有抗日的要求，当然，他此行是以救蒋为目的，他认为共产党的力量不是蒋的武力所能消灭的。蒋总想靠武力灭共，所以才有今天（被扣）。”杨将军对我说：“兵谏是为了要蒋停止内战，领导抗日，不会杀害他们，你可以告诉宋子文先生好好劝蒋，把我的话转告给宋子文。”当时我了解到周恩来现在西安，不管周的主张如何，他也是关键人物，你要首先找周。宋子文说：“周恩来到西安，事情就难解决了，我料定周不会和我们的意见相同。”我说：“共产党是主张团结抗日的，他们早就发表了抗日宣言，不会记私仇的，不妨去试一试。我认为共产党和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张、杨两位将军的工作是容易着手的。”

在西安事变中，为了营救蒋介石出了大力的郭增恺，随宋子文回到南京后，不但没有受奖，却被戴笠继续关押。因为南京方面把郭增恺当做了一个制约杨虎城的人质。

郭增恺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工作。他在30年代就同情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拥护共产党提出和平解决的政治主张，促成了宋子文与周恩来的接触，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宋子文的亲自斡旋下，郭增恺获得自由。抗战期间，郭增恺被胡宗南聘为第十七集团军顾问，实际上是被软禁在西安。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郭增恺担任宋子文的秘书、上海招商顾问、国民党广东省政府顾问。据《中华民国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一书记载：郭增恺于1946年1月至同年6月；又于1947年3月，曾两次担任行政院秘书。

1948年，郭增恺到香港定居，先后担任永安药堂、《星岛日报》顾问，从事专栏写作。

四、为祖国和平统一做贡献

1949年1月，宋子文去香港，随后侨居纽约。郭增恺作为宋子文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重要联络人就留在了香港。宋子文移居美国后，依然往来香港之间，经常和郭增恺交流对时局的看法。1956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郭增恺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客人，以参加国内各种庆祝活动的名义，经常往来于香港和北京之间，实际上是担任了周恩来与宋子文之间的政治联络员。“文革”时期也一样没间断。

1959年，郭增恺应邀到北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中得到一本反映祖国十周年发展成就的大型摄影画册《中国》。回到香港后，郭增恺立即将这本画册寄给美国的宋子文，希望他深入了解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后来这本画册被美国海关没收，宋子文和郭增恺得知后都十分惋惜。

据当年统战领导童小鹏回忆：1961年12月12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召开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之后，他想给张学良将军写封信，但是如何把这封信能够送到台湾，平安转交给被“管束”中的张将军，是个很难解决的难题。后来，他终于想到了郭增恺的夫人。郭夫人和张学良很早就相识，领导认为她是最合适的特殊信使。当年，居住在香港的郭夫人欣然同意，她带着周总理的亲笔信赴台北。由于未获准见张学良将军，一时很难完成这件特殊使命。不久，郭夫人获知皈依基督教的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小姐，每星期都要去教堂礼拜的的信息，她提前把周总理的信夹在一支口红中带到教堂，利用做礼拜的机会，把这支特殊的“口红”交给了赵一荻小姐，顺利完成了这项特殊“信使”的任务。

周恩来总理对郭增恺这位从“五四”运动时期就相识的老朋友十分重视。从1956年至1970年的近十多年间，只要郭增恺来北京，周总理几乎每次都要接见他，通过他了解宋子文和台湾其他人的情况，认真倾听海外人士对中共的看法。

宋子文也十分清楚郭增恺的大陆背景，经常通过郭增恺转达他对周总理的问候。当年，北京方面也曾希望宋子文先生能向李宗仁那样落叶归根，并通过郭增凯向宋子文传达了这个信息。遗憾的是，1971年，宋子文因病突然去世，从而中断了双方的联系。对于这段往返北京与香港之间的秘密联络工作，郭增恺以“默默耕耘，不求闻达”这句话为座右铭，生前从未对外提及。

宋子文

五、一篇文章引起的风波

1955年，郭增恺出于对杨虎城将军的感情和对历史的责任，以少有知情者的身份写下了长达20万字的《一个没有交待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九周年感言》的文章，并在香港《热风》杂志上连载，使西安事变的真相以一个新的角度，第一次系统地公布于世。郭增恺的文章一经刊出，就戳穿了蒋介石长期隐瞒的真相、编造和歪曲历史事实的许多谎言，由此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震动。

当时，在台湾的蒋介石脑羞成怒，为了维护自己的脸面和谎言，他利用了被自己软禁30年之久的张学良。1956年11月13日，蒋介石单独召见专门负责看管张学良的保密局少将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读书及身体状况。同时命令刘乙光向张学良宣布两项禁令：一. 不准听取中共广播。二. 不准和警卫人员接近。紧接着又下达了让张学良写出“西安事变”回忆录的指令。

1956年12月18日，刘乙光到达台北，把张学良写的回忆录长涵面呈蒋介石。同月20日，蒋介石又传唤到刘乙光，命令他将郭增恺写的文章交给张学良，让张在回忆录上加以驳斥：“这篇东西（指郭的文章）对我们俩都有很重要的关系，必须给以辨明，以示后人。”

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的任务，张学良只好将回忆录写成两个小段，同时又写了一篇文章交了差。

蒋介石拿到张学良声讨郭增恺的这篇檄文，忐忑不安的心总算平静了一些，没有逼迫张学良再写，因为他已经取得了张学良为他在历史上的一张保险单——《西安事变回忆》。根据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了解，只要张学良自己写出的文章，致死也不会再翻案。因为当年参与谈判的杨虎城已被杀害，张学良又成了“笼中之鸟”，今后西安事变的历史就可以由他任意写了。但是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30年以后，宋子文用英文写下了他亲历“西安事变”的经过，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向全世界公布，戳穿了他煞费苦心编撰的《对张、杨训词》以及《西安半月记》等谎言。

自1957年初，无奈的张学良又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开始撰写涉及更广范的回忆录。很快这些内容也传到了北京，在相关人士中引起震动，很多人出于对张学良的同情与了解，从根本上否定了回忆录的真实性，认为完全是台湾方面伪造的，只有周恩来总理心知肚明。他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上，欣然接受杨虎之子杨拯民的建议，在北京成立一个高规格的“西安事变”资料征集组织，开始了对这个事件的认真研究。

应该肯定，是郭增恺《一个没有交待清楚的问题》的文章，引发了海峡两岸国共双方对“西安事变”的再次关注。郭增恺对西安事变做出的贡献不仅在当时，更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