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些官吏：他们执法严明，不讲情面，不受贿赂，不怕权贵，廉洁奉公，但他们的执政手段却非常狠毒残酷，充满血腥和恐怖；他们受命于危难之中，治世于混乱之处，但他们所到之处，总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使乱域安定，秩序井然；他们大都出身卑微，而且有着放荡不羁的被正统思想视为另类的成长经历，但他们没有一个不是靠实干发迹于仕途而盛极一时，然而，他们大都没有得到好下场。
大史学家司马迁在著《史记》时，把这类官吏打进了《酷吏列传》，予以鞭挞。而司马迁的名气效应和中国文人习惯于顺应前贤观点的学风，又使往后的史学家纷纷仿照司马迁的做法。于是，这类官吏便被继《史记》后的各类历史书扣上了一顶不光彩的“酷吏”帽子，压制在历史沉重的贬斥之中，得不到应有的历史的评价。由此也极大地束缚了后世官员的严厉施政，生怕自己沾上“酷吏”这个恶名而为人不齿。
诚然，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必不可少。但怎样来借鉴和运用，我们却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史学家的观点。 纵观我国的历史著作，自孔子著《春秋》，首开褒贬之笔法著史起，后世史学家便一直沿用这一春秋笔法著史。这样一来，历史著作实际上给人们提供的是两种东西。这就是历史“故事”的本然义和所叙“故事”的认知义。通俗地讲，历史著作是在告诉人们历史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而所谓以史为鉴，则是要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以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提高来者的自身素质和处世与执政水平。这也是史学家著史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和对自己作品的最大期望。
史学家总是殚精竭虑地力求给后人提供的这个历史的认知义或曰历史方法论，也是史学家历史认识论的反映论，总是会要打上史学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史学家本身所处的阶级立场、自身经历及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烙印。同时，史学家也是社会的人，他们总是要主动或被动地服务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否则，他们的著作便难以传世，甚至本人也会遭来杀身之祸。正因如此，史学家对历史的评价也就难免偏颇。
就《史记》来看，全书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个部分。“本纪”讲帝王兴衰，“世家”记侯王成败，而所谓的“酷吏”，无论其地位曾有多高，那也只能记载在“列传”中的《酷吏列传》里。这种分类，就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等级观念。不仅如此，充满全书的“英雄史观”、“天人感应论”和“历史循环论”等唯心主义观点，也都反映出作者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的认识局限。事实上，各个时代的史学家都从来没有摆脱过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局限。这些都是我们在学史究史过程中应该注意的。
虽然如此，但并不意味着历史的鉴戒作用的丧失。因为历史活动的本身便具有借鉴的功能，更何况历史所具有的继承性和连续性特点，使很多问题表现出一脉相承和一贯相通的性质，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惊人的相似反复出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史明理的理由。由此也就更加要求我们必须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分辩与剖析，不能简单地以历史是非而是非，这样才能较好地实现“古为今用”。过去的是或许恰恰是今日之非，而往昔之非也可能正是今日应该倡导的是。
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人们较为熟悉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三纲五常”是维持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下，君对臣，大对小，上对下，父对子，夫对妻的约束才是正纲天理。否则，便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这个理论体系对稳定社会，促成中央集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导致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迟缓和各种社会时弊的产生。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中，就广开检举揭发之门，提倡群众监督和民主监督，对权力进行立体约束。由此。我们也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巨大胜利这便是正确运用历史的一个范例。可见，不被史学家的观点所束缚，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从而正确地运用历史，对解决社会问题，迎接新时期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何等的重要！
有了以上的认识之后，那么，让我们再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看看长久被历史学家捆绑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酷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官吏，从而对他们的历史功过是非，慎思明辩，或扬或抑，或法或戒，决定行止。因为，正确地认识和运用历史的各个部分，都能对我们解决现实问题予以启迪和智慧。
班固《汉书》里《酷吏传》中的义纵，是一个具有代表性质的著名的酷吏。 义纵年轻的时候干过打家劫舍的勾当。他有一个姐姐是医生，因为跟汉武帝的母亲看病而跟皇室拉上了关系，博得了王太后的好感。太后心肠一热，便叫儿子汉武帝封义纵做了个中郎官，担任上党郡中令的职务。没想到，这个漫不经心的封赏，竞使义纵显示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义纵上任后，办事敢作敢为，干脆利落，把管区治理得井井有条，被评为第一。很快，义纵被升为长陵和长安令。他执法严明，太后的外孙犯了法，也照样逮捕法办。当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正着手惩治权力腐败，大刀阔斧地铲除社会时弊，而这种伟大的改革，正需要义纵之样的敢于吃螃蟹的人来充当开路先锋。义纵又被提升为河内都尉。义纵到河内，便把当地的土豪——穰氏家族全部杀掉，河内的治安一下好了起来。往后，哪里难治理，朝廷便派义纵到哪里去。 当时，南阳负责守关的都尉，叫宁成，是一个假公济私、腐败透顶、无恶不作、凶残成性、没人敢惹的恶霸。当地人说：“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哺乳时的老虎是何等凶残，而宁成较之则更甚。南阳简直成了恶人的天下。老百姓受尽敲诈勒索之苦，而又只有忍辱偷生的份儿。于是，义纵又被委任为南阳太守。义纵上任时来到关口，宁成这个比老虎还凶的恶霸，吓得只敢侧着身子走，恭恭敬敬地迎送。义纵早就知道他的德行，很生气，睬都不睬他。一到郡里，义纵便把宁成抓起来问罪，抄了他的全家。郡里还有两家大土豪，一见这势头，也敢快逃到外地去了。 后来，因为定襄郡法纪废弛，治安混乱。义纵又被委任为定襄太守。义纵一到定襄，就先镇压监狱里二百多重犯，并且把私自进监狱里探望这些罪犯的宾客亲友，也有二百多人，统统抓了起来，一天之内就把这四百多人全部杀掉。这样一来，极大地震慑了犯罪，荒废的法纪迅速得到了整肃，连那些平时常干不法勾当的人也因害怕而帮助官府维持起治安来了。
史书上所谓的酷吏，其经历和作为也大都和义纵相似。抛开著史者对这些官吏的评价，今天的人们肯怕没有人会说他们不是好官。可就是这样一些好官，史学家们硬是给其扣上了一顶足可以把一个人打进十八层地狱的“酷吏”帽子，这不是一种目光狭小的极不公正的偏执么？
首先，这些所谓的酷吏的历史功绩可圈可点。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次伟大的社会变革进程中，他们都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种作用，用今天的话来讲，那就是强有力地惩治了腐败，维护了合法政府的权威，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汉武帝刘彻统治的五十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然而，汉武帝继位之初，当时的西汉王朝却是权力分散，法纪混乱，腐败滋生，经济萧条，政治黑暗。很多诸候仍是“连城数十，地方千里”，权倾天下。这种情况下，随时都有再次暴发“七国之乱”的危险。地方恶霸也是宗族强大，武断乡曲，既欺凌农民，也破坏封建法度。削弱诸候权力，打击地方势力，保证中央集权，是汉武帝改革成败的关键。这项艰巨的任务是谁来完成的呢？是义纵他们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吏。没有这些官吏，就没有汉武帝的改革成功，也就没有西汉时期中华民族的巨大发展。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委任“酷吏”最多的一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我们不难想象，当历史把一个女人推上了皇帝宝座的时候，这对当时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是一种怎样的震动！这个帝位，将要受到多大的威胁！然而，武则天却不是一般的女人，除了她是女儿身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就是狄龙杰这样的大才也看到了这一点，甘愿终生辅佐，为女皇效力。面对来至各方面的威胁，武则天当然知道，不把那些威胁王权的势力消灭，便是自己的不幸。而处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武则天的不幸将是整个国家的不幸。必将引起国内混乱，外敌入侵，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而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把皇权牢牢地巩固下来，保证国家的稳定，正是史书上的所谓酷吏起了关键而巨大的作用。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曾出现过所谓的酷吏，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特定历史时期下，社会的厚望与呼唤，需要他们出来义无反顾拨乱反正。他们全身心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染就了最高统治者头顶上那顶明君的桂冠。而当社会由乱到治的时候，在封建帝王眼里，他们的作用也就随之荡然无存了，他们的生命也就到了尽头。等待他们的命运便是“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封建社会就是这样。但他们的历史功绩却是抹杀不掉的。恰恰相反，他们悲惨的人生，更加衬托出了他们不灭的形象。
其次，透过这些历史人物不同寻常的人生作为，不但不能说明他们是人性湮灭的酷吏，相反，却充分展示出了一种嫉恶如仇的浩然正气和大胆泼辣、表里如一的人格魅力。他们是一幅大无畏的气冲牛斗的壮士图，与那种明哲保身、首鼠两端、口是心非、隔岸观火的官宦嘴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幅壮士图面前，一切能够明辨是非的人都会久久沉醉在那种除恶务尽的酣畅淋漓的快感之中。 是他们把那些比老虎还凶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绳之以法，受尽欺凌的老百姓才真正出了一口恶气，才在重重的黑幕下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而这，正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和真动力。就此而论，他们对恶势力进行的毫不留情的血腥镇压，扫除的是社会发展的障碍，解救的是广大被压制的善良的人性。这是一种壮举，它把嫉恶如仇的人性的光辉张扬到了极致。
历史和现实也都一度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官办什么样的事，立身与从政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的整体。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对此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其正身矣，于从政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人的自身素质是干任何事情的基础，你要想修明政治，首先就要自身过硬。真是一语中的。由此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那种横扫邪恶如卷席，斩尽凶狂如破竹的历史官吏，不正是他们自身具备一身正气、不惧邪恶和敢担大任、勇往直前的素质体现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的人生也就凝成了琥珀，在岁月的风霜雪雨中变得越来越璀璨夺目，晶莹剔透。不管后人能否发现，都是珍奇。
在俺看来，历史上的所谓酷吏，其实是名副其实的大英雄！
史学家之所以反把他们斥之为酷吏大加挞伐，说到底，不外乎是指责他们入仕前的出身卑微与“不安份”和从政后杀人太多，肯定了这些就不“仁义道德”了。史学家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本文前面论述的跳不出封建社会的伦理常纲外，他们还忽视了历史的因果关系。在恶人当道，腐败成风的社会里，一个无权无势，并对那种社会现象深恶痛绝而又不甘受欺压的人，除了“不安份”地报复之外，还能做什么呢？这种报复性的反叛，丝毫不损他们的形象。相反，恰恰说明了他们对恶势力的刻骨仇恨和来自自身的对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苦难的真切了解，这也是他们除恶务尽的执政作风形成之重要原因。他们从政过程中，确实杀人不少，但他们杀的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恶霸凶徒及其附庸。尽管有的罪不致死，但留在世上肯怕也干不出什么好事来。在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要铲除社会毒瘤，除了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哪还有什么其它妙招。可见，这些被史学家斥为酷吏的人物，实则是历史上一面高高飘扬的驱云逐雾的大旗。在这面旗帜上，我们同样看到了岳飞那赤裸脊背般的精诚。
岳飞等民族英雄，他们一生只干了一件事，这就是舍命卫国；义纵等历史“酷吏”，他们一生也只干了一件事，这件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铁拳反腐。国家需要舍命卫国的英雄，国家同样需要铁拳反腐的英雄。他们都应该受到赞扬。
呜呼！斯人已逝，何以为怀？感古思今，联想到今天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其精神尤为使人怀想。如果能涌现出一大批类似于这些历史英雄的人才于当世，像他们那样执法如山、敢于碰硬、生死无惧，严惩腐败分子及其爪牙，真是国家与民族之福矣。 毋须更多的赘言，腐败不除，关系党和国家生死攸关的改革大业便难以成功，中华民族便难以复兴，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事实。
找准问题产生的原因，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腐败的死灰复燃，并在社会上大范围的弥漫，衍变成当今社会的巨大毒瘤，根本原因在哪里呢？俺认为，这个根本原因，既不是我们的教育不力，也不是我们的法律不行，更不是因改革开放导致资产阶级思想跑进来作的俑。而是我们缺乏一支强有力的反腐队伍，没有对腐败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力量，不能对腐败产生足够的震慑。使腐败分子在利益与风险之间，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并不为风险所惧。越是反腐力量薄弱的地方，腐败越是生生不息，越演越烈。致使这些地方，法律的力量十分苍白。腐败分子不仅胆大妄为，穷凶极恶，并且还罗织了准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民权民生和政府的合法权威受到严重威胁。有的腐败分子，侵吞了巨额的国家财产，搞垮了企业，坑苦了群众，竟还敢公然鼓吹私有化，妄图把他们的非法所得合法化。如此等等。这些十恶不赦的腐败分子，已经猖獗到了何等程度！跟历史上那些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凶神恶煞又有什么两样？真是有过这而无不及！
我们不能指望对腐败分子进行一番正面教育，就能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也不能指望制订一套法律，贴在墙上，就能使他们金盆洗手，从此做个好人。越是这样，腐败分子越是无所畏惧。且看哪个腐败分子，不是参加教育比谁都积极，法律问题，比谁都清楚。善心改变不了恶魔，只会适得其反。菩萨皇帝——梁武帝萧衍就是生动的一例。他在位期间，采取劝世从善的佛教理论治理国家。不但大建寺庙，全国尊佛，而且自己也是身体力行，虔心事佛，不忍杀生。就是朝廷要处理一些重犯，他也会好几天不高兴。他的国家，从早到晚，佛号声声，梵音袅袅。然而，佛祖却没有使恶人放下屠刀，而是给恶人提供了一个作恶的安全环境。到头来，菩萨皇帝不但毁掉了他的国家，自己也饿死台城。这个历史教训是多么深刻！由此警示我们，对待腐败，决不能心慈手软。不是我在，就是彼亡！
有着优秀民族精神的中华民族，从来就不乏忧国忧民之士。今天，我们进行的反腐败斗争，不但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也一定有一大批这方面的人才。关键是我们怎样去发掘和重用他们，给予他们正确评价和政治地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要从正确评价历史“酷吏”开始，肃清其历史负面影响，还原其英雄本色，肯定他们的历史地位，讴歌他们的历史贡献。这样，不是更能给我们的反腐人士壮胆，袪除思想顾虑，担负起反腐重任么？这样，不是更能培养和壮大抓铁留痕， 踏石留印的反腐和治腐的人才队伍么？这样一来，就算腐败分子不能彻底铲除，也会把那些残留的腐败分子吓个半死，哪还敢再伸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