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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关西机场正是黄昏，思绪还停留在成都双流机场。眼前闪过的景致和风物与家乡差异不大，甚至不如云南更有异域情调，于是有意地提醒自己，这里是日本了。 最近两年的中国，已成为赴日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这次七天六夜的跟团旅行。笔者没有机会走进学校和图书馆。如此走马观花，能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教育吗？当然不能，但匆匆看到的细节，也提醒我应该写一篇游记。  一、“花见、月见”里的日本风物 在机场外等候大巴，路边有一片草地，几枚疏竹点缀其间，简洁、素雅，稍大的一株上写有一字牌，过去一看是几个汉字：安吉竹。 自战国时代（公元十五世纪）起，日本遍种竹子，其中以浙江安吉的竹种最多。安吉竹相比南方常见的黄竹、楠竹更疏，由于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在日本多台风的环境下，这里的植物呈现出更适宜当地环境的面貌，竹子枝疏而节密。再如银杏，也不像蜀地的那样纤细挺拔。 中国的房产商自90年代起开始模仿日本的景观设计，安藤忠雄的“清水混凝土”搭配疏竹以形成的视角张力，遍及各大城市的楼盘。其实，日本人的建筑理念和景观设计来自唐朝的白居易。自平安朝以来，白居易成为日本人的审美教父和文学导师。众所周知，平安朝时期日本出现了两部开创性的文学名著：《源氏物语》和《枕草子》。这两部著作的精美、享乐和颓废都传承自白居易。日本乃至世界都认为“没有白居易，就没有日本平安朝的文学”。 而白居易的《草堂记》，是东方建筑和景观设计的源头性文本，被梁思成收录进《中国建筑史》，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设计理念，启发了在日本留学的美国建筑大师赖特，其建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山水别墅”，被视为白居易草堂在美国的现代翻版。 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国文人对于日本文化的喜爱和亲近，大多是一见钟情。比如周作人，他说自己对日本的第一印象终生未变，即天然和崇尚简素。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女子赤足。下榻旅馆的少女，十几岁的女孩子，赤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有天然的美；一是日本房子，小至四席半，无需家具配套，有床被子，加张茶几，便可舒适入住，简素实用。至今，日本的设计美学，仍随处可见这两大要素：自然，简素。 女人更容易喜欢日本，京都街头随处可见金发碧眼、身穿和服的鬼妹。除了审美，日本的文学也是女人开创的，荷兰学者Ian Buruma写道：“平安时代的男性学者都以汉文书写，而女人则不是，因此她们成为日本本土文学的先驱。”（《面具下的日本人：解读日本文化的真相》，金城出版社） 日本天皇的用语也是女性的，来自另一位天皇武则天。日本少有男性美，日本的文明是女性的，轻盈而光洁。 因为宋朝是轻盈的，如宋瓷，日本的一切亦是轻的，“连火车都使人觉得很轻”。（《天下事，犹未晚：胡兰成致唐君毅书》，台湾尔雅出版社）。 日本人对清洁的追求到了病态的地步。日本男人的仁丹胡，又名卫生胡。清洁不仅是对自己的要求，也要求别人。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后，立即对城市甚至郊区乡镇的清洁卫生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并将其作为第三条（共计十项）郑重写入“维持会”工作文件：“第三条是街道、家里、河上都要保持清洁”（卜正民著：《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商务印书馆）。 对清洁和美的极致追求，三岛由纪夫在《金阁寺》里有精彩的描述，小说写一个男人因为金阁寺太美了、而自己比较丑，最终选择了自杀。 这是现代人不能理解的。同样，日本人也无法理解外国人蜂涌而至的旅游观光。日语有个词叫“予定调和”，即预设的审美，相当于我们说的凑热闹，附庸风雅等。赏花，赏樱，怕的是有意为之。最美的樱花，是无意中抬眼，一株或一排樱花突然映入眼帘，让人不觉驻足。此时，天与地，花与人，物我两忘。这样的瞬间，可遇不可求。这样的画面，超越了预设的审美，是生命与生命的偶然相遇和碰撞。 中文里的赏花、赏月，对应的日语则曰“花见、月见”。其背后皆有着一份对四季流转中自然风物的爱恋，所谓“哀矜而勿喜”是也。 樱花如云固然美，中国人的踏青、赏梅也不遑多让。但当下中国人对异国樱花的趋之若鹜，而失去了对自身传统的珍惜。日本人不禁诧异：我们的赏樱是从中国人赏梅学来的，为何大老远地跑这里来。 奈良时代以前，日本把梅花视为万花之首，浮世绘里即有大量的赏梅图。 其实，传统中国也有相同的表达，《国语》言：“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 “花见”、“月见”，强调的主体是花，花见人。在日本，处处皆有美景，而美景不过是用以养眼养心的，若是“观美而眩”，心驰于外，则辜负了上苍的恩赐和大自然的美意。 咖啡店外穿和服的女子，京都本地穿和服的女子 二、日本是儒家社会吗？ 从大阪到奈良的大巴上，导游重点提到的几点注意事项，会让对儒家经典稍有些熟悉的中国人有相拥而泣的冲动： 导游说，大家进出寺庙大门，千万不要站在门中央拍照，不要用脚踏在门槛上（这不正是《论语·乡党篇》夫子所言的“立不中门，行不履阈”吗？）。 金阁寺因动画片《一休》而闻名中国，京都金阁寺得名于山西五台山金阁寺 导游又说，下榻的温泉酒店里有和服便衣，大家一定要从左往右系带子，否则的话，日本人看见会问候您一句：“请节哀顺便”（这不就是孔子的华夷之别吗？——“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左衽，在日本严重到了要问候你“全家死绝”的地步？！）。 导游又说，日本的大街小巷清洁如一，日本没有一个环卫工人，全靠国民的自觉，在所有企业里，部门领导都会以身作则，常常主动加班，公司周围的街道卫生也会兼顾（这不就是子曰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君子之道吗？日本人称领导为太君，相当于我们的电视剧里称苏东坡苏大人）。 而我们在外边吃饭，无论在快餐店连锁吉野家，还是随处可见的“居酒屋”，饭桌上均有佐餐的一大罐糖姜（这不就是孔子所曰的“不撤姜食”吗？） 当我们吃完饭，老板娘把我们送出屋外，直到我们最后一次回头，她仍在门外挥手致意（这不正是孔子所示范的“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 …… 凡此种种，日本人把孔子的教导落实在行动中、内化在了血液里。但是，由此认为日本是儒家文明则谬以千里。 明治维新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吉田松荫年轻时以讲孟子而闻名四岛，其《讲孟余话》一开篇，即彻底否定孔孟的忠孝观念。他说，孔子、孟子周游列国，事别国的君主，大违武士道从君如一、从君而死的精神。而荀子的“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对日本人来说更是大逆不道。 在日常生活中，虽然朱子传人贝原益轩所著《儒门养生训》在日本家喻户晓，人人遵从儒家的养生原则，而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国民。但在家庭伦理和男女关系中，才真正看得出日本根本不是儒家社会。 在中国，大凡传统文化保留更好的地区，一般来说妻子地位偏高，诸如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港台地区等等。而在日本，妻家亲属在丈夫眼里几无地位可言，流亡日本30余年的著名作家胡兰成认为，这是因为日本学的是唐代的中华礼仪，而没有习得宋朝的平民之礼。 东京“汤岛圣堂”也许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孔庙。但是，孔子对日本普通百姓来说，却是遥远而陌生的。每到升学考试的季节，圣堂挤满了学生，传说3米高的孔子像可以保佑学生金榜题名，这样的迷信与中国无甚不同。 上世纪初，易学大师高岛吞象深刻影响了日本步入现代文明。传说中，不通《易经》者不可以入内阁，这是日本高层政治圈的规则之一。而日本的公务员考试，并不考四书五经，道家的《列子·汤问篇》却常常进入试题。 《汤问》篇的“夸父逐日”“愚公移山”“偃师献技”等篇章，让我联想到了日本对科技的精益求精。所谓“儒家道德、工匠精神”，是很多日本企业的经营理念。可见，日本对于儒释道文化只是选择性地吸收。 考古和文献都可以证实的是，日本皇朝的创立者是崇神天皇。史书载，某一年天灾频频，瘟疫流行，崇神天皇烧裂龟甲问神，这正是商人的占法，并留下了甲骨文。崇神天皇处于中国的西汉年间，汉儒言：“夏尚武，殷尚敬，周尚文”。日本人尚武、尚敬，而不尚文。即不尚“郁郁乎文哉”的修饰，这正是日本人崇尚简洁、素雅的精神源头，这与曾经“文过饰非”的中原文明大异其趣。 日本的经济繁荣是因为“脱亚入欧”，这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流行的腔调。荒诞的是，日本人却羞于提及。最近几年流行的超级畅销书《日本边境论》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作者内田树是神户大学教授，也是一位武道家。他认为，日本自认是中华文化圈和西方文明圈的边境，在华夷秩序中属于“东夷”，这是日本人给自己的文化定位。 明治维新强调的是中体西用，所谓“东洋道德、西洋技术”。1884年中法战争清军惨败，福泽渝吉窥得机会，匿名发表《脱亚论》，而应者寥寥。到了甲午战争，日军用新式进口武器对垒清军的旧式进口武器，甲午战争的胜败关键在于此。此后，导致中日强弱异势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对战争的解释。 中国知识界当年对甲午战争的解释，深受传教士影响。其实，福泽渝吉的“脱亚论”只被少数的日本右翼军人追捧，而主流社会的“兴亚论”被有意识地忽略了。 日本人学西方，首先学来的是民族主义，称之曰“大和民族”，并一步步演变为中央集权的军国主义，最终换来了两颗原子弹的沉痛代价。 船桥晴雄是日本著名的企业管理顾问，著有《日本长寿企业的经营秘籍》，已译成中文。该书的前言里，有人问日本的经济腾飞，是否因为学习西方的管理制度？船桥晴雄断然否认，他说，日本的经营智慧全部来自儒佛道的东方价值观。 而日本的南方是菲律宾，菲律宾是二战结束后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半个多世纪前，几乎全民改宗西方信仰，政治上照搬美国制度，彻底实现了“脱亚入欧”。现在的菲律宾人，英语讲得和美国人一样好。尤其近几年，欧美的牧师也需要大量从菲律宾输出人才，这，也许才值得亚洲国家好好学习。 桧树皮建造的坡屋顶可以经受台风，据说建筑工艺来自中国，而中原已失传（其实并没有） 三、“被嫌弃的松子”与殉道的圣徒 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奈良到京都，寺庙2400座，神社2000多座，世人称京都“三步一寺庙、七步一神社”。 在寺庙和神社里，除了游客，便是日本的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 在东大寺，孩子们轮流爬过佛殿里的一个小洞。据古代传说，一位母亲因为孩子痴呆而求救于法师，法师让孩子爬过树洞，即变聪明了。 东大寺里，教师让孩子们有序地钻过小洞 这个故事当然是编造的，其真实的目的，在于养成孩子们的敬虔之心。在著名的一休和尚曾经修道的京都建仁寺，几位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在禅师闭关的室外静坐聊天。在抄经室，几页书写工整的《般若心经》，想必正是出自这些孩子们的手笔。 学子们抄写的《般若心经》 日本人对于宗教的态度，可用两千年前的中国老话来表述，即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术，即是儒道，即中道。日本人对世界各大宗教皆采取中庸的立场，宽容得没有底线，更没有门户之见。像曾经的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里发起了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而奥姆教的信徒们只需要换一个名字，又可以重新登记为合法的宗教法人。而融汇释道儒的创价学会、天理教这样的新兴宗教，势力大到拥有了自己的财团和大学。 建仁寺里的小学生 如果说，发源于商文明的神道教已成为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佛教在日本是大众宗教。那么，日本精英阶层的信仰，还存有武士道的影子吗？ 以风行日本的武士电影为证，相对中国的武侠片以招式为卖点，日本武士片演绎的一贯是意境。 当然，日本武士电影是好莱坞大片和美国西部片的灵感来源，比如《星球大战》的情节来自黑泽明的《战国英豪》，《荒野大镖客》抄袭黑泽明武士片《用心棒》等等。但如果我说，中岛哲也编导的《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这部著名的歌舞片所隐喻的，正是武士道精神在现代社会的消失，很多人可能不同意。 芥川龙之介说：“融合释迦牟尼涅盘之教与孔子平天下之道，更加之以东方神秀之灵气，养热烈如猛炎、峻严如冰雪之大和魂，以至于今者，实我武士道如斯之谓也。”这是日本作家对武士道的精准提炼。 在电影里，松子在爱情生活中的“无我”与飞蛾扑火般的热烈，正是武士道精神的呈现。其实，电影的时间线索和太宰治的名言，一直在暗示着这部作品的象征意义。 武士为藩主殉死的冲动，其历史渊源于何时，曾有历史学家认为来自商代的人殉制度。但，日本人对基督教殉教的圣徒充满了敬意，是极为真诚的。 三岛由纪夫引述汤因比的话说：“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在罗马得以扩张，是因为那种渴望以死殉义的目标与意义的存在。” 同样，武士精神的传承，至少也有人认为，需要“江山代有圣徒出”。对此，川端康成在给三岛由纪夫的通信中问道：“日本的圣塞巴斯蒂亚诺可能出现在什么时代，又会是谁呢？”。 字字心惊，令人不忍卒读。几个月之后，这位世界闻名的美男子、武士道的圣徒剖开了自己的肚子。在三岛的葬礼上，川端康成反复说道“死的应该是我”，并在几个月后自杀。诚如其导师芥川龙之介的名言：上帝最让人同情的是不能自杀。 在威尼斯的圣塞巴斯蒂亚诺教堂，有圣塞巴斯蒂亚诺被乱箭穿心的著名油画。这位古罗马倾国倾城的美少年，罗马皇帝许之以半壁江山，而他虔信基督教，情愿被绑在树上，被乱箭射死以殉教。 1967年，即《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提到的昭和24年，三岛由纪夫出版《叶隐入门》，他在书中萌发死志，他说“《叶隐》是提倡自由之书，是提倡热情之书”。由此，二战后被禁止的武士道圣经《叶隐》一书得以翻身，并跟随他走向了世界。 而日本儿童教育的秘密，尽在《叶隐》一书。 神道教众多的祭日融入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图为春日神社里弹琴的女子。 四、儿童教育与学习型社会 “穿厚点，别着凉”，这是中国母亲、或者美国妈妈常说的话语，即便是晚春或初秋的天气也会这样说。日本妈妈从不这么说。日本的小学生制服显示，即使冬天，孩童们也要赤裸着小腿。 “尊重儿童的天性”、“把最宝贵的给孩子”，诸如此类的教育理念在日本没有市场。在过去的日本，教育儿童勇敢的方法是：让他半夜去刑场提一颗人头回来（《日本与日本人》，小泉八云著，九州出版社）。 另外，诗人冯至1944年在美国杂志上读到一段记载： 在中日战争的初期，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不久，某西人在上海看见一辆卡车载着一批日本小学生到了附近的某一地方。那里在前些天有过一场惨战，许多阵亡者的尸体尚未掩埋。某西人以为，这些小学生是被率领着去参观战场，哪里想到他们下了车便跑到尸体中间，教师命令那些儿童们任意抚摸那些残缺的尸体，以增强他们的胆量……（《冯至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这样的教育方法，出自《叶隐》一书： 武士之子，乃有武士之子之教养方式。首先，幼少时即鼓荡勇气，抑或戏言，亦绝不施以欺骗或其它。幼少时若养成其有胆怯之气，易铸其一生之疵弊。 所谓“鼓荡勇气”，如《黄帝内经》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样养大的孩子，首先是不容易生病。 这与斯巴达的军事化教育虽有相似之处，但精神内核完全不一样。那么，这样的教育可以达到何等的效果呢？ 新渡户稻造所著《武士道》一书中，仔细描述了一位八岁的幼童为了家族荣誉而剖腹自杀的场面。作为基督徒的新渡户稻造，希望把武士道精神介绍给英语圈的外国人，但外国人能理解吗？《日本边境论》的作者认为，非常困难。
免费赠阅的《武士道》杂志 不过，古代中国人也许能理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有8岁为相的甘罗，更出现过相似的慷慨赴死的少年。比如杜甫之叔杜并，12岁时潜入公堂，手刃陷害其父的奸党，与之同归于尽，以少年之躯挽救了整个家族。 日本武士把薄薄的《叶隐》比附为中国的《论语》。的确，书中一些修身内容借鉴了孔子之道，但过于繁芜，比如关于“如何打呵欠才体面”、“武士怎样照镜子”等等，属于圣人不可能去谈论、而需要自由发挥的部分。 至少在基础教育方面，日本沿用了儒家的传统教育。东京著名的精英中学开成中学，其创办者高桥是清，曾担任日本大藏大臣，他留下的教育理念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所中学每年超过一半的学生考入排名日本第一的东京大学。学费一年五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三千一百多元。 现在，众多国家在提倡阅读，倡导建立学习型社会。在日本，专家学者的演讲市场一直较规范。靠忽悠大众的模式、比如各种网红，在日本少有市场。在京都和东京的街头，随处可见名家讲座的海报，比如日本近代文学馆举办的暑期文学班，请来各路知名学者作家，专讲明治时期文学，听讲费很便宜，六天共六百元。
文学讲座的海报 日本能剧兼有教育大众的功能，大多取材于本国历史，也多有取材于中国历史的，比如《张良》一出曲目，即体现了日本人理解的学习之道：张良遇黄石公，被授以姜太公兵法。在能剧里是这样表现的，张良在路上遇见了黄石公，刚好黄石公鞋子掉了，他命令张良去捡起来，张良捡起来，他进一步要求张良给他穿上，出身贵族的张良在给老人穿鞋的一瞬间，突然“茅塞顿开”，终于理解了上乘兵法的精髓。 这故事神乎其神，本人至今没有理解。 （编者注：张良在日本中世文学艺术作品中，与中国人眼里的形像殊为不同，其被塑造为一位勇猛的武士。）
浅草寺旁的神社里，等待着上台表演的能剧演员 《时代教育▪教育家》 报道这个时代的教育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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