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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老师又让没交学费的学生站起来，起初班里有五、六个同学和我作伴，我还不太难为情。四块钱的学费，我已经站了十几次，个子瘦小的我，坐在最前排，以至于最后一次站起来，竟然不知道后边已经没有一个同学和我作伴了。老师苦笑着脸说：“你家鸡蛋还没攒够卖四块钱的吗？坐下吧!”我低头不语。
“她家母鸡抱窝，根本就不下蛋了!哈哈哈！”一个外号叫孙猴子的男同学大声喊着，教室里一阵哄堂大笑，我趴在桌子上哭了，老师用粉笔头砸向起哄的孙猴子。回到家，我哭着埋怨父、母亲偏心眼，为什么姊妹四个上学，连续几年每次都是我最后交学费?就是因为我最小吗？母亲唉声叹气说：“咱家学生多，学费没凑够，别哭了，再攒几天鸡蛋，再剥点麻，等逢土山集去卖钱，最近就把你的学费交了”。一提攒鸡蛋，我哭得更厉害了，两只下蛋鸡，又不是天天下蛋，四分钱一个鸡蛋，100个鸡蛋才能卖四块钱，哪天才能攒够。正说着家中的母鸡“咯咯哒”夸张地叫着，我止住眼泪跑向鸡窝，拾起还带着温度的鸡蛋，放在攒鸡蛋的小框里。然后又一次小心翼翼捧出来查数，一共才五十个，我失望极了。那天放学，阳光梦幻般耀眼，我来到小村后的田里割猪草，镰刀拨开草丛的时候，一窝又一窝的鸡蛋，映入眼帘，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谁家的鸡撂了这么多的蛋?我惊喜地捡起来一查正好五十，正好是我学费的另一半。我激动地挎着鸡蛋朝家飞奔，突然一个趔趄摔倒了，五十个鸡蛋甩出老远老远，我趴在地上哭了……“丫!怎么了!快起来上学了，睡梦了吗？”我被母亲叫醒，原来那是一场梦，我的枕头湿了一大片。晚上，母亲又向父亲说起我学费的事，父亲不语，生活的重担让还年轻的他早有点驼了背。他弓着腰，站到高凳子上去拿屋梁上担着的半捆麻杆，那曾是两大捆，象征家里唯一的余钱，让父、母亲过日子心里有了底。哥姐交学费已经剥了麻皮卖了一多半，这半捆麻是唯一的一点家底子，留由家中应急。那晚，父亲用水把麻杆潮湿，带油灯剥麻。潮过水的麻杆散发着清香，充满小屋，也给我带来了希望。为了卖出好价钱，父亲剥麻很仔细，宽度均匀，长短一致，理顺扎成小把，像小姑娘漂亮的发辫。父亲说，明天逢窑湾集，那里的鸡蛋和麻皮比土山贵一点，鸡蛋贵一分钱一个，麻也贵一毛钱一斤。母亲说窑湾离咱家三、四十里，等你步行到，人家也罢集了。父亲说明天早去，争取开集就到卖个好价钱。第二天，鸡叫头遍，天还很黑， 父亲就起床，右胳膊挎着鸡蛋，左肩上顺搭着麻皮，生怕麻皮包装起来，破坏了卖相 ，带着两张煎饼，穿着娘纳的千层底布鞋出发了。晚上放学，我一进家，父亲难得的笑意写在脸上，原来他把鸡蛋和麻卖了好价钱，多卖了一块多，明天就能给我交学费。母亲却唉声叹气，正低头用针在给父亲放脚底磨出的血泡……那天，阳光梦幻般耀眼，我兜里揣着四块钱的学费，用手捂着，朝学校飞奔，我一路都在想这一次一定不是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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