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焚书坑儒：暴虐之下的公私分明，以时代背景而言，应该理解秦始皇

《大秦赋》播完了，但秦朝、秦法、秦始皇的热度却没有消沉下去，反而越来越高，中间是否有人推波助澜？不得而知，有兴趣的就去争论，就去阐述自己的观点，没兴趣的，无非一笑而过。

说秦朝和秦始皇，有个词汇是避免不了的，就是“焚书坑儒”，这是打在秦始皇身上的独一无二的标签，是后来儒家对秦始皇残暴行为不满的最严厉指责。这个词汇说的是两件事，一是“焚书”，一是“坑方术士”。

至于“坑方术士”为何变成“坑儒”？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秦始皇下达了“坑方术士”的命令后，其长子扶苏为他们求情，话语中有：“诸生皆诵法孔子”的说法，所以被西汉时期的儒生们，认定为秦始皇残杀儒家子弟。

根据考证，方术士这个职业，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燕国、齐国，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山东部分地区，孔子是山东人，这些地区正好是孔子影响力最大的地方，所以，方术士中，有读孔子书的人并不稀奇，当然，其中或许也有正儿八经的儒生。

方术士有一个别称，叫“神仙家”，这是修《汉书》的班固给他们定的称呼，班固是儒学大家，但他并不认为方术士是儒生，《汉书·艺文志》中说：“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平心意，同生死之域，而无怵惕于心中。”

在《史记》的表述中，儒家子弟司马迁也并没有说秦始皇“坑方术士”是“坑儒”。至于儒家的老祖宗孔子，他是知道方术士这个职业的，态度是趋于反对，他就说过“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样的话，他肯定也不会认为方术士是“儒”。

所以，“坑儒”是值得商榷的，但“坑方术士”确有其事，秦始皇一次坑杀了四百六十人是史实，这个没法躲。不过，本文不是为了争论秦始皇是不是“坑儒”，简单阐述两句就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找史料，然后根据自己的见解判断。

本文想阐述的是“焚书”和“坑方术士”性质上的不同，以及在这两件事中，秦始皇行为上不同的原因。简单来说，我认为，秦始皇在这两件事中，是做到了公私分明的，并没有超出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理解的法律范畴。

一：“焚书”是为公，秦始皇的决断，是在法律的框架里行事，行为上无错

“焚书”事件起于博士淳于越在一次宴席上向秦始皇建议效古法今，恢复分封制：“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而丞相李斯坚决反对，并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目的是为了禁止民间百姓用古法来抨击如今的制度和法律，禁止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在这次争论中站在了李斯一边。

即使李斯不出头，秦始皇大概也不会采用淳于越的建议，因为，秦始皇本就是废除分封制的最大支持者，淳于越的建议相当于在跟秦始皇唱反调，不过，秦始皇并没有把脾气发在淳于越等博士们身上，也没有因为有反对意见就大开杀戮，为何？

淳于越的官职是博士，在当时，博士的职责主要有三项：“一曰通古今，二曰辩然否，三曰典教职。”博士就是用自己的学识充当皇帝的顾问，这个职位本就有“议论政事及礼仪”的权力，秦朝还有专门的“博士廷议制度”，用来讨论国家大事。

博士的构成很复杂，可以容纳各家学说的弟子参与其中，用各家的学说就某些政事提出建议供皇帝参考，然后，皇帝选出最适合当前国策的有利建议实行，从这方面来说，秦始皇起码做到了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并没有歧视哪家学说，可比后来的“独尊儒术”开明多了。

淳于越和李斯的争论，以及秦始皇赞同“焚书”的决断，都是在“博士廷议制度”的框架下进行的，淳于越的见解和秦始皇有分歧，或许他的见解还触怒了秦始皇，但这是法律允许的，是淳于越拥有的职责和权力，类似的场景不止是只有一次。

西汉史学家刘向编写的《说苑·至公》中记载有一件事，博士鲍白令之就曾公然驳斥秦始皇：“所以自奉者，殚天下，蝎民力 。偏驳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 而秦始皇的反应仅仅是：“面有惭色”。

这个态度可不像是残暴的秦始皇，秦始皇不是应该刚愎自用？应该对反对他的人大杀特杀吗？可见，秦始皇是能纳谏的，即使并不符合他心意的谏言，其实，仅凭李斯曾写的那篇著名的《谏逐客书》中的意见被采用，就知道，秦始皇没有那么独断。

淳于越和李斯讨论分封制的对错，以及“焚书”命令的下达，都是在合法的框架内讨论，决策也是在合法的框架里制定，是公事，秦始皇并没有因有不同意见而迁怒他人，一切按照制度来就是，无非他是皇帝，他的偏向能影响到决策的方向而已。

抛开“焚书”是否错误，秦始皇本人在事件中并没有做出什么不妥的事，他只是做了一个裁决者该做的事，也没有因此对反对者大开杀戒，行为上是属于公事公办，后人可以探讨“焚书”的影响，但不能以此来指责秦始皇残暴，真残暴？就该杀掉淳于越了。

二：“坑方术士”是为私，秦始皇的行为，对于皇帝而言，实在是正常

再来说被认定为“坑儒”的“坑方术士”事件，这件事前后发生的缘由和性质跟“焚书”就大不同，从头到尾就是秦始皇的私事。做了皇帝后，扫平六国的秦始皇，功绩已经到顶了，中央集权制的社会改造也在他的监督下逐一进行，唯一需要的是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想长寿或者长生不死就可以理解了，纵观古代的帝王，哪个不想长生不死？有这个想法再正常不过。于是，就有人借着秦始皇的这个想法来钻营，方术士之一的卢生就跟秦始皇说，咱能搞来长生不老药，给钱给资源吧。

秦始皇信了卢生的话，为了得到长生不老药，卢生说啥他都照办，还办了些劳民伤财的事，和严酷对待泄密者的举措，比如：“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

可世上哪真有长生不老药？秦始皇耗费巨资支持徐福出海寻找仙药，可徐福后来不都吓得不敢回来？打包票能搞到长生不老药的卢生自然也是完不成任务的，于是，他也跑了，这个性质就是，卢生骗秦始皇花费了时间和资源，却没能搞来承诺能搞到的东西。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发现被骗的秦始皇勃然大怒：“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

这事放谁身上也不能忍啊，何况还是一位掌天下权柄的皇帝，就连现代的骗子大多都知道，骗普通人后遗症不大，骗有钱人或有权的人，后果会很严重。别说秦始皇了，古代任何一位皇帝或权力人士，遇到这种事，都不会轻举轻放，杀人是必须的。

而卢生在逃跑前，跟包括侯生在内的部分方术士聊天时，诋毁过秦始皇，说秦始皇很残暴，喜欢杀人，不是个好皇帝，没办法，只能跑。类似言论就在这些方术士中间传播，还传得沸沸扬扬，秦始皇被骗还被骂，一怒之下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

这就是“坑方术士”或“坑儒”的缘由，总的来说，就是秦始皇找了一堆方术士帮自己办私事，结果，钱被骗走了，还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于是，杀人了。或许，现代人对于一次杀四百六十人觉得很残暴，可别忘记了，那会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代。

即使不了解历史的人，大概也都知道一个罪名叫做欺君之罪，任何王朝，不论明君和昏君，对于犯下欺君之罪的人和事，都是不会忍的，抄家灭族是常有的事，臣子一般也会支持，皇帝就是全天下最不能被骗的人，谁碰这个红线谁死。

因此，秦始皇虽然是因为私事杀人，但在两千多年前时的社会道德观念里，是大多数人会认同的，一次杀人数量超过秦始皇的皇帝，在历史上大有人在，秦始皇因为这事被惦记两千年，无非是儒家把“坑方术士”这事定义为了“坑儒”。

而儒是自汉武帝之后，被指定为官方唯一认同的，且是唯一意识形态的主流学说，世人皆学儒，秦始皇却“坑儒”，他不残暴谁残暴？可在我看来，和影响到国家政策走向的“焚书”事件不同，“坑儒”只不过是一起因私泄愤事件，没有对国家大事产生任何影响，如果不是儒学后来的地位，皇帝杀几百个骗子，谁会在乎？

综上所述，我认为，“焚书坑儒”这个词汇中描述的两起历史事件，连在一起讲述是不妥的，“焚书”是为了支持或巩固某项国家政策，而制定的法规，是公事，“坑儒”仅仅是秦始皇因被骗后采取的泄愤之举，是私事，但欺君之罪说是公事也未尝不可。

秦始皇在公事中没有恼怒，没有杀人，公事公办，反对者只要能说服他接受自己的见解，秦始皇不会真的刚愎自用，也不会刻意整人。而在私事中，秦始皇也只不过是展示了皇帝的权威不可欺，当然，这是以古代的道德准则认定的，也不可能拿现代的观念去要求一位古代的皇帝，总的来说，对于法家思想熏陶下的秦始皇而言，这些都是正常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