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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墨痕 A 离开北京之前，阿重最后一次来找我喝酒。那天在北京万柳，周围是北京地价最高的几个楼盘，一平方米的钱够我们下两千顿馆子。阿重问我给多少钱可以让我放弃梦想。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丧气话，我记得特别清楚。 但那天我喝得也挺多了，想想北京成千上万盏亮起的灯，没有一盞属于我，还有些沮丧。我随手往天上一指，哪儿哪儿给我一套两居室，我就能放弃，这辈子再也不写了都行。 阿重比我能喝，他放下杯子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咱们都一样，所以才能体现出坚守者的可贵。 “坚守者，梵高先生？” 他点点头，把杯子里的酒晃了晃。叹了口气，然后继续说。他说他问过很多人，几乎所有人都有价码，对自己，或是梦想，只要到位了，就能买断。只有梵高先生例外，他更像一个孩子，梦想像是攥在手里的糖果，你不可能无缘无故让他松开手，你得告诉他外面有更好的东西，更值得他去拿。可是小孩又只懂糖果，何况手还在笼子里。 我知道写一个人得写他的一生，但我和他的交集只是在北京的两年。北京的年轻人很多，我们两个似乎不值得一提，但是这个故事是我的全部，也是梵高先生的全部。我想要讲出他想要的糖果，他注定会补足的我和阿重生命中缺失的部分，可我连他的坚守都不一定能描述清楚。我想讲得更久一些，更远一些，但我只能从两年前开始讲。 B 梵高先生真名叫樊家高，我能认识他还是因为阿重。 那天早上醒来刷朋友圈，看见阿重发了一张北京站的照片。图片上是北京站招牌上大大的“北京”二字，“站”字被截掉了。我在床上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评论了一条：“来了老弟？” 我都没有往下刷多少，阿重的回复迅速就来了。他说，“是的，刚到。”我盯着四个字想了两分钟，点开了和他的私聊，问他在哪儿，来几天，有没有空，一起喝点。 阿重是一起写作的朋友，之前他帮着我写过一个评论，我还欠他一顿饭。五道口。阿重看起来倒是随和的人，他就发来这仨字，而后告诉我喝点可能来不及了，但是下午有个文学沙龙，可以一起来玩玩。 他去地铁站接的我，走了小十分钟在一栋住宅楼的六层到了一个叫“失乐园”的地方。阿重告诉我经常跟他约稿的一个公众号今天在这里有一个关于“爱与性”的座谈，他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是他专门北上的理由。我觉得为了沙龙坐五六个小时的火车还挺牛逼的，但我没来得及感叹，就在门口撞见了梵高先生。 阿重给我们俩做了介绍，说都写小说，我们彼此点了点头，梵高先生是活动的组织者，看起来是个腼腆的人，没话找话地给我介绍“失乐园”的陈设。这里是一个青年空间，睡眠区有很多上下铺，还有食堂和休闲区，租这儿的一个床位要比同地段的单间便宜三到四倍。而且这里大多是年轻人，也不孤单。我也挺腼腆的，也不知道回他什么，只是跟在后面点头，跟着他继续往里走。 再里面是休闲区，休闲区有一个台球桌，几张沙发，和顶到天花板的书柜，一会儿沙龙就在这里开。说完这些梵高先生搓了搓手，仿佛终于做完了一件事。阿重告诉我，梵高先生是樊家高的笔名。这个笔名我似乎有一点印象。梵高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朋友们都叫他梵高先生，开始觉得不适应，后来也无所谓了，叫什么都行。这时候我才想还没自我介绍。我叫胡言，我告诉他。他听完把手伸过来郑重地握了握我和阿重，说是让我们坐一会儿，还有别的客人要接，然后走了出去。 我和阿重一人点了一杯柠檬水，他开始翻洛克的《政府论》，我盯着书橱想找一本适合我的。书橱挺有格调，里面的书尽是些以赛亚·柏林和福柯、德里达，少有的小说都是《伪币制造者》这种，而且都有浓厚的被翻过的痕迹，一眼还看不出失乐园的租客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沙龙很快就开始了，来的人比我想象中要多一些，房间都被塞满了。几个嘉宾包括阿重先后说了自己的看法。阿重问我要不要说上几句，我没吭声。我总觉得类似的问题人们已经讨论了一百年，很难有新东西，像是反复再嚼同一块口香糖。但大家的讨论很热烈，即使有观点对立，但所有人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说服别人。那天有一个嘉宾在伦敦，远程连线的时候网络出了一点故障。现场紧急调试的间隙，阿重还见缝插针地跟我和梵高先生玩起了自拍。 阿重一直是这个状态，梵高先生在他发言前十分钟坐回他的位置上了，而我时而看着阿重，时而看着手机。柠檬水早就喝完了，现在在体内翻涌着，而道路又被人群结结实实地堵住了，坐立难安。 “众所周知，世界上从来不会有幸福的couple。”这是梵高先生的第一句话，他一说完全场都安静了，我也象征性地听了两句，这就是他的论点，之后又绕着“人的喜新厌旧是从基因中带来的”，以及“人类的道德不会进步”说了近二十分钟。他的普通话带着很浓的广东腔，声音都从鼻腔后面发出来，总显得很雄浑。而且他说话说得极慢。也正因为此，他的话能准确的进入旁人的耳朵里。别人可能未必信服，但一定会听完。 他的观点很激进，但观众们听得倒是很认真。梵高先生讲到最后，坐在我对面的一个男人站了起来，他大概四十的样子，衣着简朴，甚至不那么整洁，但看得出来是他最在意的装扮了。他清了清嗓子告诉梵高，他在京郊打工，来这里很远，一个星期只有休息的那天可以来听，但他收获仍然很大。他只有一点想不通，他说他看《平凡的世界》，看《白鹿原》，里面的主人公靠自己的努力都成了更好的人，凭什么说道德不会进步呢？ 说完他把话筒交出去，然后坐了下来，话筒重新递给梵高。梵高讲了一串很大的道理，大意就是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但人类道德并不一定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步。同时我们理解的道德进步很重要一点只是因为道德律起了变化。 梵高说的每一句话都锋芒毕露，男人听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也不知道真的听懂了没。梵高讲的时候我一度想反驳他，想想还是放弃了。我总觉得梵高先生说的有些残忍，毕竟那个男人唯一放松的活动就是来这里听沙龙。但我还是什么都没说，毕竟我不确定如果梵高是错的，我就一定是对的。 那天后来没多久我就走了，走之前还发生了一件我不喜欢的事。最后组织者号召大家读诗，有时候我还挺喜欢诗朗诵的，尤其是配上音乐。但那天我忽然就逆反了，我看着梵高嘴里念出“为什么冰河期过去了，满地都是冰凌”，而全屋子的人都在抬头望着坐得很高的梵高，忽然觉得很没意思。我拍了拍正在玩手机的阿重的肩膀，走出了“失乐园”。 C 那天沙龙之后，浪荡的日子又持续了两个月。我试着寻找新的娱乐方式和生活方式，但那些都不能使我真实地快乐，在阿重的建议下，春天我找了一家出版社实习，也就是在那儿，我第二次遇见了梵高先生。 一天中午吃完饭，副主任敲敲门带进来一个小男孩，说是策划部刚来的实习生，跟同办公室的小哥是一个地方的，介绍完就出去了。小男孩有点害羞，感觉过来时赶鸭子上架似的。他个子高高的，胡子留的很像早熟的高中生，穿着也很学生。小哥问他几年级了，他说大三。大三来实习还挺早的，我心想，但我没打断他。接着小哥问他在哪儿上学，似乎能问学生的问题就只有这几样，再接着就只剩下学什么了。回答是天津，科班出身，就是中文。 天津？那怎么来这么远来北京实习？我插了一句嘴，给他递过去一瓶矿泉水。 老乡不好意思地笑笑，把水接过去，知道他是广东人后，他的普通话口音变得正常了起来，广东人讲官话就这样。 大三没什么课，一个星期只有连着的两天有课，除了那两天他都在策划部实习。京津高铁方便，一周来回一次也不算承担不起的开销。 那你住在哪儿？小哥问他，出版社不会包实习生的住宿，北京的租房又那么贵。 老乡把水拧开，喝了一口，向我点了点头，表示谢谢。“我有个朋友在五道口那儿开青年空间，我在那儿帮忙。他允许我晚上在那儿打地铺，象征性地收点钱。” 从他进来说第一句话我就隐隐觉得似曾相识，到这儿所有的线索汇集成一个模糊的影子。我恍惚了一下，但就是想不起来具体的事物，我问他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他点点头，告诉我就是那家青年空间，那天还有阿重，我是跟阿重一起来的。 我思绪一下被打通了，“梵、梵高？” “樊家高，笔名省略了一个字，就叫梵高，梵高先生。”他看向我又看向小哥，右手在后脑勺挠了挠，还有点害羞。 小哥沉默了几秒，问他网上常写时评的梵高先生就是他吧，他之前看过几篇，挺有风格的。 梵高先生听了更不好意思了，说写点评论也是赚点零花钱，他还是主要写小说。但小说周期长，收益也少，不像约稿来得快。这些他说得含含糊糊，生怕哪句说错了，跟沙龙上的自信截然相反。 之后他们又聊了聊哪家网站约稿的报酬更好以及一些文学趣味的问题。他临走的时候，我们还像所有成年人社交一样完成了加微信这道最后的礼仪。 一般有朋友来，常会约着下班一起吃顿便饭，所有人都可能是出版社的潜在作者。梵高先生说他还要赶回去上班，下午还有策划部要开的会，小哥看了我一眼，我懂他想说的是梵高先生跟我是旧相识，约的话我开口比较好。 但我那天聊得太累了，或者说我想起了那天他朗诵的那句“冰川期过去了，为什么满地都是冰凌”。如果今天是第一面，他给我的印象会好很多，但我仍然不想浪费一个晚上听他讲自己不顺利的故事或把我自己糟糕的经验念给他听，又或者装着像两个成功的年轻人，起码今天晚上不想，但想想多一个朋友总不见得是坏事。然后念叨着“常联系”，送他出了办公室。 D 梵高先生后来我又见了几次，在出版社举办的体育活动上，他什么都会一点。只是他的部门很忙，有时候连一盘乒乓都打不完就要回去干活，我则像他的另一个极端。上班则是看小说，偶尔做做公众号，然后就是生活，漫长而无休止的生活。 再一再二，到第三次则熟悉多了，虽然每次说的话不多，但也能算是半个朋友。我偶尔会想着什么时候要一起喝一次酒，但总是被这样那样的事给打断了，后来就彻底忘记了这茬。再想起来又是三个月过去了，那时已经快秋天了。 那天主任让我上楼给策划部交一份材料，我跑了两趟，交接的人都不在。第三次我不好意思再去问了，只能站在门口干等。等着发现几个小伙子搬了一个很重的箱子往上走，最前面的就是梵高先生。我走上去给他们搭了把手，跟他们走了一段。放下来后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樊家高，”我叫他。 他愣了一下，回过神来，“是你啊，发型变了，第一眼都没认出来。” 来北京后我就再没有剪过头发，隔上两个月就是另一个人。我把要交给策划部的文件交给梵高先生，我不想再跑第四次了，梵高将转身进去的时候我叫住了他，“对了。” “咋了哥？”他转过身。 我把烟盒从裤子口袋中拿出来，打开，伸到他面前，“你今天回天津吗还？” 他把我的手推了回去，告诉我他们主任不让在楼里抽烟，明天周末了，理应是要回去的。 我把叼在嘴里的烟倒着放回了烟盒，“别回去了，晚上一起去喝酒，反正今天回去明天回去都一樣。” 梵高先生有点意外，“就咱俩？” “也可以叫别人，你有什么朋友也能带过来。” 他摇摇手说他不是那个意思，而后又说都行，那就不回去了，但他可能要晚点，有个策划今天得交上去，要加一点班，让我等他一会儿。 我那阵子不知抽什么风，特别迷古惑仔，我听完他的话把右手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在右眼眉间向前滑出去，“等你到天荒地老。” 我的模样把梵高先生逗乐了，他模仿我的样子也来了一遍，然后转身拿着文件进了办公室。 我还得往下写。我对梵高先生的了解其实不算多，怕冷场我在地铁上把他的朋友圈翻了个遍，那阵子还不太兴设置为“三天可见”，一路刷上去可以看到注册微信的第一天。 也挺累的，地铁上的网不太好，刷上去得不少时间。光看朋友圈的话他是个活在网络上的人，一天起码五条起步，大体都是看完了什么书什么电影，一张图带着两百来字的评论。除此之外就是他发表时评的网页链接，日期越往后，频率越高。他的写作是在往上走，这些约稿能给他带来不少收入，难怪那天在办公室里说他才大三就能经济独立了。夹杂着他还发过自己写的几首诗，我点进去读了几行就点出来了。 地铁开到了西直门，我不得不下来走上一段，大一大二很快就翻完了，再往后就是近一年的生活了。最近一年梵高先生的朋友圈我凭缘分刷到过一些，只觉得他活得挺累的，换句话说把我放到他的位置上我肯定受不了，但也没能细琢磨。我看到了一张图，停下了手指，这张图当时我就看到过。 是梵高发的自己一天的常规行程，早上五点半的闹钟，赖十五分钟起床，六点前完成洗漱，六点到七点背英语单词，七点到八点帮着“失乐园”做事并吃早饭，八点出发去单位，九点半到达，一个半小时的通勤时间在地铁上小睡一会儿，或者写一写关于时事的热点文，九点半到下午五点半上班，中午一小时的休息写严肃文学评论，下班后的九十分钟通勤同上午，七点到八点半吃饭、与朋友聊天、处理自己的事务，八点半到九点去厨房帮忙，九点到十一点写一些自己的东西，十一点到十二点阅读并准备睡觉。 当时刷到的时候还没什么特别的反应，两秒点进去就点出来了，只觉得这小伙儿还挺认真，毕竟很快就被朋友圈大潮给淹没了。加上我来北京读研之后，身边认真学习认真生活的人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了出来，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的人大有人在，但我往往只是觉得遥远，更像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或是塑造的典型。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个人一个小时后将坐到我的对面跟我喝同一杯啤酒，甚至还打了个寒颤。 再往下一点是一条发于晚上九点的朋友圈，内容是离今天结束只有三个小时了，但任务还有两篇评论，他临时又决定改一篇小说，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完成。 类似的还有几条，远远地看着我都觉得劳力劳心，过滤掉这些，剩下的也明快了一点。三个月前他分享过一张二维码，说喜欢他的读者可以进群跟他交流，当时我带着凑热闹的心情想加群看看，看看里面会说什么，但还是没扫，自己都觉得自己无聊。现在倒是冲动劲儿很足，可是二维码已经过期很久了。 除此之外，他还会发一些读者对他的鼓励和夸赞，例如“一定要写下去啊”、“写得真好，我也想像你这样”的截图。 大部分的内容大同小异，翻着翻着也就到头了。我想看的一条朋友圈没能找到，我再次把手机往上翻，整个八月都没有。那条朋友圈是一天游完泳我看见的，梵高先生说他很羡慕那些轻而易举就能获得权威认可的同代人，感觉自己付出了所有的努力还只能活在阴影下，而别人轻易就浮出了水面，然后自省不该如此的虚荣。我想刷上去找到这条，已经怎么也寻不到了。 E “那什么，群里活跃吗？” 梵高先生没明白我的意思，向我扬起了眉毛。我把手机点开那条朋友圈，把二维码展示给他看。 那时我们已经喝得三五成了，喝了酒梵高先生整个人放开了很多，就跟寻常年轻人一样，阳春白雪的聊，下里巴人的也聊。我问他： “群里面活跃吗？说话的人多吗？” 梵高明白我的意思后，已经被酒涨得通红的脸又深了一个色度，他自顾自地又喝下一杯，声音放小了一点：“有吧，还挺活跃的，会给我一些建议，他们对我帮助还挺大的。” “帮助？什么帮助？”我换了副认真的面孔，让他知道我没在开玩笑，“能拉我进去吗，我也想学习。” “什么学习，没有没有。”嘴里这么说着，梵高还是低下头操作起了手机，“多交流吧。” “叮咚”一声，我已经在群里了。 “我还蛮依赖他们的，”梵高先生接下去说，“我写完的初稿，都会发在群里，包括想到的思路跟他们说上一遍，对我也是一个完善的作用。” “不会有看热闹的吗？” “有啊，当然有，但那些人不会对你产生损害，而帮助的人是实打实的帮助。” 我想了想也是，告诉他我挺羡慕他的，还没有一个读者来找过我。 梵高先生给我倒满了酒，说这是一个过程，作者与读者相互寻找的过程，得慢慢来。他告诉我他有个室友在哪个杂志看了我的名字，写的一堆情侣去柬埔寨挽救自己爱情的故事，男的叫猴子，女的叫仙女？他室友特喜欢。 “男的叫哈奴曼，女的叫阿普萨拉。” 梵高先生连点两次头说对，名字太拗口了他记不住。听闻喜欢我的读者是个男的我有点沮丧，不过聊胜于无。 “这样啊，我还以为这年头，没人看不知名作者的短篇小说了呢，大三那年出第一本小说的时候，我跑遍了南京才找到一家卖我书的书店。那个架子上摆上了四本，我就守在那四本旁边，看有没有人来翻。好容易有人过来，我就在那儿搔首弄姿，或者鼓起勇气问他这本书写得好不好，就差告诉他我是书的作者了。搞得自己特别像书托儿，现在想想还挺傻逼。” “书托儿？我第一次听见这词，那天后來有人买了吗？” “屁，两大老爷们，翻了翻，都放回去了，那时候我就估摸着这个时代的人都爱炒股，不爱看书了。” 梵高没有接我的话，“你大三就出第一本书了？” 我并不是为了炫耀才提这茬的，他一问我反而有点局促，“运气好罢了，当时我还在想什么时候能著作等身，我发小笑我，说把那些卖不出去的书叠起来，著作等身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梵高先生又喝了一杯，告诉我他也想出书，但没途径，出了怕也没人买，变为废纸。 “市场越来越小了，评论集的读者更少，你们策划部的人不也很少推评论集嘛，都不赚钱。” 他放下玻璃杯摇摇头说他知道，但他也写小说，写评论是为了糊口，他看重的还是小说。 “小说？搞评论的不都觉得小说不高级嘛，哪有倒过来的？” “也不是吧，不是高不高级的问题，是受众的问题。评论是给专业读者看的，意义太局限了，不像小说这么大，而且小说到现在地位这么高，不正是因为承载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意义吗？” 我想了想他的话，他接着往下说，他其实也不想这样，但没办法。他说他其实写了有几年了，很多轻易成名的作家不知道没有背景的写作者获得一个机会有多难。没有认识的编辑，只能盲人过河。即使写出来好的作品，好多版面早已被名家约稿占据了。他很久都没有发严肃小说的机会，没办法只能写评论，写热点，写所有可能接到的活儿，希望被更多人看见。 心里知道梵高先生说的不是我，但我还是像个偷取了果实的窃贼，有些尴尬，他问我印象中他也是个写评论的吧，我点了点头。 “是啊，很多认识我的人都这么觉得，也有朋友跟我说，让我爱惜羽毛，不要写这么多。我哪里想这样，如果有的选，谁不想过巴尔扎克那种一年写写长篇就能活的生活？很多人没有选择的。” 说完这一长串，一杯啤酒被他灌了下去，之后他“哈哈”干笑两声，说喝多了，开始乱讲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都是一步一步熬下去的，作家不是个比快慢的职业，比的是长短。说完我觉得我有点虚伪，又不甘心沉默下去，隔了几秒，小心翼翼地问： “那你一直在写？” “我一直在写。” “写——”我用右手在空中画了几个圈。 “噢，写的是我父辈还有祖父辈的故事，穿插着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写了有十万字了，因为一直在反复改，还没有很多。” “十万字很多了，而且家族史是宏大叙事吧。”我想说的是刚开始就写这么长的作品，发不出来不是白费了心力，但想想他刚刚的话还是忍住了。 “内容是家族史，形式上想有点变化，我现在的想法是把玄幻、推理、悬疑、言情、后现代、现实主义、先锋各种类型流派的手法都杂糅进去，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即使每一类别不能都做到最好，但以后的人看了它如同看索引一般，知道哪一部分是吸引他的，然后去看更好的作品。” 我费了几秒消化他的话，然后又是一杯啤酒，他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操作起来太难了，这话我也没跟他说，我只跟他说“挺好的”。 “挺好的，那你不是快毕业了，时间够吗？对了，你考研吗？” “考研？我还没想好，我觉得研究生读三年有点太浪费时间了，不知道。” 九月开始准备，离开考也就三个月了，现在说没想好估计就是不考了，劝人考研跟劝人结婚一样荒谬，我没立场多说什么。 “你呢？你准备工作了？我的学校不行，你的学校应该可以帮你留在出版社吧。”梵高先生又把玻璃杯向我伸了过来。 “但愿吧，”我告诉他，其实我的本科也不行，靠研究生才洗了学历，但話也到此为止，再说下去又像是劝人考研了。我跟他说他也一定可以，我大部分是在混，在生活，他可是实打实地为出版社做了很多的贡献。而且哪有单位实习一年多还不能留用的呢，也太不合情理了。 梵高先生朝我笑了笑。像阿重说的那样，随着年龄的增长，焦虑已经越来越重地占据在了我们的生活中。后来我知道那句话是说给梵高先生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不过那是后来的事了。 那天最后我们都多了，但也都没多。我在走前扯了个谎，说毕业论文想做青年作家研究，他愿意的话可以把写的初稿发个几段给我看看。梵高先生说好。 F 他后来没发给我，酒后的话没人真正当真。而我呢，也没好意思把谎再扯一次，清醒状态下也骗不了人。 但我还是看到了，在那个群里。我两个月后才意识到我也在那个群里。我把那个群从免打扰中拉出来点进去，在一片讨论声中看到了几个文稿，早一些的都过期了，只有最近的一个可以打开，一个文档两千字，读完只用花上五分钟。 甚至连五分钟都不用，我看完后想了想那次喝酒梵高先生告诉我他想要造成的效果，然后又看了一遍，脑子里这才勉强留下点东西。 这个片段讲的是一个小伙子去上班，迟到，被部门领导斥责，小伙子想辩解但是没有。我也想多讲一点，但故事就这么多。一定要往专业上凑，可以算是自然主义，他把万事万物都朴素地铺陈了一遍，说难听点就是流水账，或是学生气太重了。 我从高三开始写作，写作的前五个年头里，都被人用“学生气重”批评，我对这个词有一种主观的反感，我对自己的评价不是很确定。我从文档中点出去，读者群里说好的说不好的都有，但都很泛泛，下面梵高先生也出来表示了虚心接受，我愈发地不能确定。 我从电脑上抬起头，叫了一声小哥。 他坐在我对面，低头写着或者看着什么，叫他第二遍才回我。 “咋了，胡言？” 我起身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给他扔了一根南京，告诉他我给他发了一篇文章的一段，让他看看。 他一手点上烟，一首扒拉开窗户，点开文件，问我这是我写的还是给咱的投稿。 “都不是，你先看看吧。” 我把烟也点上了。 这根烟抽得很慢，小哥那边烟抽完，小段才看完，他把烟掐灭，食指轻轻在鼠标上敲了两下，把整个身子都放到椅背上。 “胡言，你跟这个人关系好吗？” “怎么讲？”我也把烟掐灭了。 “如果你跟他关系一般，糊弄鼓励他几句得了。如果关系好，趁早跟他讲。” “讲什么？” 对面小哥停了两秒。想了想措辞。 “叫他别写了，他不是写作的料儿，当然自己写着玩不打紧，但他应该不只是想要这样吧。” 但清明那天没有梵高先生，沙龙也极其无趣。我俩在沙发上玩了四个小时的朋友圈和自拍，阿重和老板很熟，我不想加入讨论，他又不好意思先走。 沙龙姗姗结束后阿重去问老板，老板告诉我们梵高先生马上毕业回广东了。 “他还是回广东了？”阿重问老板。 老板点点头，“那边压力小点。” 阿重礼节性地表示了遗憾，老板也应和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机遇和选择是强求不来的。他俩之间仿佛有一套语言系统，我插不进去，我也没追问。阿重后来还是告诉我了，在几个小时后的酒桌上。 我就着酒给他讲了我这半年的遭遇，我告诉阿重我这半年仿佛在做一场盛大的无用功，我就像被村子里推选出来前去屠龙的勇士，我知道等待我的只有失败，但我仍不得不努力训练努力战斗，给村民们希望，然后牺牲。我认为有些东西能跟阿重聊，他能懂。某种意义上他也是这样的人，或者他也在做着这样的事。今年是他考博的第四年了，如果今年仍不成功，还会有第五年、第六年，但他仍然做着属于自己的坚持。 听了我讲的，阿重许久没有说话，我们俩干了两次杯之后他告诉我，“你不是做一场盛大的无用功，你是成功的，只是没像你想要的那么成功罢了。要真正说起来梵高先生才算。” 阿重说得没错，成功但又不那么成功，这就是我怪他们以及恨自己的地方。我不能像别人一样靠写作就能获得所有人的认可，在圈子里站稳脚跟，说任何话都有人认真听。我也没法像阿重一样，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坚持自己，去与自认为错的事物对抗。我甚至像梵高先生一样不管不顾地做一场盛大的无用功的勇气都没有。我什么都没说。 “梵高先生？”他怎么了，他不是回家乡了吗？我问阿重。 “我之前跟他聊过，他说要是毕业梦想还养不起他，他就要赚钱养梦。找一个生活成本低的地方生活，写作。回家不用考虑房子的事，这应该是原因吧。” 我有点难过，意识到上次面试可能真成了最后一次见面了。我告诉阿重，那天我们在候场室一起抽了根烟。那边人不让，我们就去厕所抽完了，那天他没拒绝我，看我掏出煙就接过去了。我们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就干干地抽了两分钟。抽烟就这样，不是尼古丁真正有多大的作用，只是让人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不会闲着罢了。 “不至于啊，”阿重打断我，“你要是想见，我现在拨个视频就能把他给你弄出来。” 我冲他摆了摆手，给他碗里夹了块肉。 “他回去写作了？你知道他在写的那个吗？” 我没把那个是哪个说出来，但阿重明白了我的意思，他把肉放进嘴里，吧唧吧唧，边嚼边说，“知道啊，写父辈的嘛，我看了。” “你也看了？” 阿重说了一声嗯，摇了摇头。 “那他——” 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阿重接过去了，我们都知道我要说什么，“你知道他家里的故事吗？” 我没做声。 阿重告诉我，梵高先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开始写作多半是童年和青春期的积累，撑死了父辈是文艺青年，这就算顶了天。梵高先生不同，他家学渊源特别深，他家几辈都是专业作家。 他爸是八十年代中期最尊重文学的那几年冒头的，那个时候发表一首诗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围着你祝贺，他爸就是那个时候写的小说。但过了那个时段，这阵风过去了也就没人问了。但他爸还是坚持写了一辈子。 再往前数，梵高先生的爷爷是写样板戏的，可以想象得到，他的生活自然要比父亲还要艰苦。他要写吃饭的文学，还要写梦想的文学。他的生命中发生了很多事，但一件也没有让爷爷放下手中的笔。 阿重说了这些我大概能明白了，是否成名，能不能扬名立万对梵高来说并不重要，但这些像童话一样引他走上这条路。他逃脱不出来，我能理解，搁我我也逃脱不出来。 “那他的父辈们没给他什么建议吗？不都做了一辈子文艺了？”我问阿重。 阿重说具体他就不知道了，不过可以猜想的是梵高先生爷爷的父亲没给他爷爷建议吗？他爷爷没给他父亲建议吗？阿重没说下去。 我也没说话。我们俩相对着愣在那里，我仿佛能看到梵高先生十年后，三十四十岁的样子。下班回来后把老婆孩子都哄上床，再偷偷从被窝里爬出来，坐到书桌电脑前，打上一两千字，再爬回去睡觉。 我不说话的表情有点吓到他了，阿重开了口，“胡言，你知道梵高先生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吗？” 他得到肯定的时候？我随便猜了一个。 不是，是他看见他真实地影响到别人的时候，那时他会意识到自己是有价值的，自己做的事是有意义的。他觉得他的写作可以做到，这是他坚持的理由。 我又想起了他念的那句诗，有点后悔刚认识时候对他的偏见。有些人崇高并不是因为他们站在更高的地方，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崇高。阿重之前告诉我梵高先生最喜欢的诗人其实还不是北岛，诗句也不是这句。他最喜欢的是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如果我去得更多一些，应该能见到梵高先生念“月亮升起来了，但还不是夜晚”的样子。梵高先生跟阿重聊过，说人们都说孩子是七八点钟的太阳，青年人是正午，工作之后很多人就是黄昏了，他们一生的基调都已经随着工作被定下了，之后就是漫漫长夜。但他不想这样，他奢求明日高悬，或者即使不能，也希望就算月亮已经升起，但也远还不是夜晚。 I 那天快结束的时候阿重问我，我家那边有卖糖的杂货店没有。 我把酒喝干净了告诉他，没有，我生在城里，都是超市了。 他说小时候他家旁边还有，把展示柜摆在外面，不是全封闭的，而是像笼子一样一根根围起来的，里面都是糖果，小孩把手伸进去，就能摸到糖果。 “所以你小时候经常偷？” 阿重白了我一眼，说他想说的不是这个，小孩可以把手伸进去，可以摸到糖果，能感受到想要的东西近在眼前的快感。但仍然有笼子的阻碍。他只要攥着糖果，就没办法把手取出来，要把手拿出来就必须放开拿到的糖果。 我点了点头，问他到底想说什么。 他说我们就像笼子前的小孩，糖就是梦想，我们把手拿出来了，但梵高先生不肯。他得先尝到甜头，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放弃糖果，他愿意一辈子都把手放在笼子里。 毛姆笔下的高更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他必须画画，他就像溺水的人，游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游下去，否则就会死。 高更和梵高年轻时关系挺好的，后来就不行了，但他们对自我和梦想的追求，我猜大概没差。 月亮升起来了，我也已经不在游泳了，我说不清我是否上岸了，但我仍然能听见还在海里的人啪嗒啪嗒拍打浪花的声音。 你们加油游下去吧。 责任编辑 张 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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