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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诗词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开始走出长期的低谷，进入复苏或称复兴的局面。这是大家都可看到的事实，也可以说是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现象。的确值得大书特书写。但是当代诗词创作中存在着许多问题，从观念到创作方法到语言及风格等方面，都有值得思考的问题，艺术上也不无失范的现象。尤其是如何解决量与质的问题。当代诗词的生产量很大，如单从写作的数量来说，可以说超过唐宋，甚至明清。但诗词是需要淘汰、拣择的，大诗人的作品，也都是经过淘汰与选择的。 淘汰与拣择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淘汰，由于传播媒体如书写、传播途径的局限，古代诗词被自然淘汰掉部分，在整个创作量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时代越远，留下来作品越少。魏晋南北朝诗歌，大部分都散失了。现存魏晋南北朝诗，除了通过六种唐前别集保存下来的诗歌外，其他大部分的作品，是靠《文选》、《玉台新咏》等总集以及初唐人编的一些类书如《艺文类聚》等保存下来的，可以说是九牛之一毛。唐诗保存的条件，比魏晋南北朝好得多了，我认为这也是唐诗之所以在后世诗歌史上影响最大的原因之一。但纵使这样，唐诗的散失仍是很多，大诗人李白、杜甫，在当时都有编集，但留下来仍只是他们整体创作量的一部分。韩愈在《调张籍》诗中说，李杜的诗歌“留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这虽然是诗人的夸张之语，但也说明唐人知道，李杜诗歌保留下来的，只是他们全部创作中的一部分，并且很可能是少部分。至于唐代的那些没有结集条件的诗人，留下的作品就更少，好多人都留不下作品。我发现盛唐诗人普遍不重结集，他们自己好像就有一种放任自己的作品自然传播、任其沉浮的意识。这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他们对艺术的一种执着。相信自己的作品如真正好，就不会埋没。还有，是因为当时有一种诗歌入乐的机制，盛唐名家都很重视这种入乐，结集的意识给反而比较淡。是诗歌入乐和大众传播的机制，造成了像盛唐绝句这样的经典。我们现在看到的盛唐名家，作品留下来都很少。中唐以后结集之风才盛起来，但没有结集的诗人大仍是大多数。所以现在动不动就说唐诗只有五万多首，两千多家。不知道这自然选择的结果，曾经产生过的作品数量、存在过诗人数量恐怕要多好几倍。宋元明清诗歌保存下来多一点，但没有保存下来，在数量上恐怕仍然要超过保存下来的。有大量的诗人，因为政治地位与文学地位不高，经济条件差等原因，写了一辈子诗，却默默无闻，诗歌作品没有保存下来。结了集而没有保存下来的也很多。阮元在担任浙江学政时，主持编纂了一部《两浙輶轩录》，采集两浙各地诗人的作品。好多地方诗人的作品，就因为这部书而得以保存至今。可谓于两浙文人功莫大焉。但是我们通过对地方文献的研究，发现这仍然只是那个时期浙诗的极少部分。不仅被入选者的作品数量有限，还有很多没有入选的诗人。可见历代诗歌，留下来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这是当然很可惜的。但这种自然淘汰，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出精品的一种机制。可见我单纯地强调当代诗词创作数量之巨大，写诗人人群的庞大，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关键还要出精品。只有出了精品，有可以与唐宋元明清诗歌媲美、或者接近的作品，那怕只有很少一部分。才可以说中华诗词已经复兴。 淘汰与选择的第二种，则是主动的选择。我觉得这更是一种积极的出精品的机制。我们今天主要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如何在诗词的生产与传播，形成一种良好的机制，做好自我选择与集体选择的工作。 为什么说自我选择呢？因为作家是自己作品的第一个阅读者，也是第一个批评者。把握作品质量关的第一个人，就是诗人自己。首先，创作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我们吟一句诗，写一首诗，觉得不好，都会自觉地放弃。感觉到写不好时，不要硬写。要等待灵感，在等待灵感的同时，也可读读古人的诗词。说不定就会写出好一点诗句来。勉强写出来了，也不要舍不得丢掉。连次等一些的作品，也要随时淘汰。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初写诗的人，知道自己还写不好，所以毫不怜惜丢掉自己的好多作品。有了一定的创作经验，也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尤其是获得了一些名声的作者，却往往会放松对质量关的自我把握。盲目地产生一种自信。觉得我已经是诗人了，我能写诗，我写出来的当然是好的。别人说不好，还特别不高兴。尤其是结集流传之后，这种感觉更容易出来。所以我奉劝年轻的诗词家，结集还是晚一点好。其实诗词创作是一种带有灵感性、自然性的创造活动。写出一首好诗，不等于首首都能好。我们写了很多诗，积累了一些艺术经验，可是有时候仍然会觉得吟出来一句诗，觉得很不象样。我也曾看到过这样的现象，有些作者，读他的作品觉得不错。可是偶尔在一起，大家高兴起来联个句，组一首诗，率尔成咏，发现很粗率。惊讶他原来写得还可以的那些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其实自己也有这种情况，偶尔吟一句，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诗写得不好，为什么还要留下来？甚至印行传播呢？关键还是因为眼界不高，鉴赏力不高，不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好。如果真的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好，就不会不忍痛割爱，更不会轻易示人。我一直认为创作不仅是创造力的问题，还有鉴赏力的问题。鉴赏力提高不了，创造力也会受它拖累。鉴赏力高了，自己创作的第一关就把住。不让败句、差作留下来，更不会把写得不好的作品拿出来。古人把这叫做藏拙。 那么怎么提高鉴赏力呢？我觉得这是个关键，除了坚持创作，积累艺术经验外，就是大量阅读历代诗人的作品，并且要带有一种主动研究的方式去阅读，吸取古代诗人的艺术经验。一般来说，创造力是一个恒量。鉴赏力则是一种变量。鉴赏力是可以不断地提高的。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就说到“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说明鉴赏力养成的一个方法，就大量地阅读作品，尤其是经典的作品。关于鉴赏力与创造力的关系问题，我在《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的绪论中有比较具体的论述。 除了创作过程中淘汰与选择外，创作之后的自我选择也是很关键的。古人限于书写与出版的条件，结集是很困难的。这一方面屈了一些有才的、有好作品的诗人；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自然淘汰的机制。就算是有结集流传的条件的诗人，凡是态度严肃，鉴赏力高的诗人，也都对自己的作品做严格的选择。黄庭坚与陈师道两位，黄庭坚中年结集时，删取了大量的少作，所以他早年的结集叫《焦尾集》。陈师道则自叙在见到黄庭坚后，觉得自己前面的写诗的路子不对，也多弃其早年之作。古人都是力求以精品示人，以精品传世。有时偶尔有不好的作品传出去，甚至也流传了，但自己觉得不好，也会产生愧悔的心理。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有一首诗，就是说后悔自己早年词作的流传：“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自注中说：“年十九始倚声填词，壬午岁勒为六卷，今颇悔存之。”这种悔其少年流传的心理，在古人那里还是很普遍的。黄侃的诗词，在我们看来已经写得很好了。可他临终之际，戒以勿刻其诗词。别人不理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以骨牌为喻，说：“设时无天九，则地八未始不可以制胜，然终为地八而已”。这就不仅今天的水平来衡量，还以古人的水平来衡量。前人对诗词艺术的这种严肃的态度，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所以，可见诗人自己的选择，主动地、积极地淘汰自己的作品，是精品产生的第一种机制。历代诗人都很重视对自己的作品进行选择。 除了自己的选择外，评论界的评论，选本、选家的选择，可以说是第二关。相对前面的自我选择，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叫做集体选择。这一关在时间上没有限制，选择者也没有限制。是当代，也可以是后代。八十年代诗词刚复苏时，那时的普遍水平虽不像今天这样高，但是我觉得选本的工作反而做的比较好一点。那时候有几个选本比较流行，对诗坛发生了影响。现在创作人群爆增，诗词生产量爆增，诗词传播的媒体之多与传播速度之快，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是选本的工作，却大大地滞后了。我觉得这跟我们不重视选本，或者选的态度不够严肃，学术质量不高是有关系的。选本我觉得可以多种多样的。各地区、各社团、各群体、各种主题、各种题材，都可以有选本。到底会有多少种类型的选本，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研究。但是我觉仍要有多种见一时诗词之全，一代诗词之全的好选本。即全国性的诗词选本。可以有两种，一种数量大的，几千首，甚至上万首。以保存当代诗词的精品。但是数量大了，千万不能按人头分配，这样仍然不容易让高质量的作品出来。还有一种是数量少的选本，仍走《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这种路数，以供大众阅读，在社会大众中传播。这个量不能大。因为大众对精品的接受，是有一个量的规定性的。真正能在大众中，甚至在诗坛上流传的好作品，它的数量是有限的。这里似乎有一个接受美学的问题，我们还没有研究清楚。但无论是大型选本，还是轻型选本，都要破除平均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人为的因素，以作品的艺术质量为标准。唐诗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靠唐人的各种选本流传下来的。这些选本现在还保存一些，我们把它叫做“唐人选唐诗”。不仅唐人，宋人，元明清人，也一直在选唐诗。到了今天，我们还在选唐诗。所以集体选择，没有一个时间与空间限制的。总之，我们一定重视选本，要有相当数量的高质量的当代诗词选本问世。要有精品的选本，要有选本的精品。我觉得这对推动当代诗词在大众中的影响，对多出精品，提高诗词创作群体普遍的鉴赏力，是很重要的。 精品当然首先是创作出来的，但选择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说精品既是写出来的，也是选出来的。我把选诗的意思扩大，认为作品创作过程本身也一种选择，并且引入鉴赏力与创造力的这样一对概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创作的本质。至于从创作本身来看，如何产生精品，当然关键还是要提高群体的创作水平，提高群体的艺术鉴赏力，尽量减少存在于创作、选择与评论中的艺术失范的现象。在这方面，我仍然认为，学习古典诗词的艺术经验，是首要的事情。诗人必须同时是评论家，要对古代诗词、古代的诗词理论有深入的学习，甚至要有所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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