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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的苏东坡受人推荐找到欧阳修，欧阳修打开荐信一看，竟然是自己的死对头推荐的人，心想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何能耐。 苏东坡少年未成名前，父亲苏洵带着他和弟弟苏辙去见张方平，张方平当时是以侍直学士的身份出守蜀州。 张方平见到苏轼兄弟，一番长谈后便赏识备至，以国士相许。并且推荐父子三人去见欧阳修，还亲笔写了一封推荐信。 其实张方平和欧阳修二人各负奇才，互不相上下，私人关系很僵，两人之间也从无书信往来。 张方平却认为欧阳修一定会为国惜才，而不会因为私人间的芥蒂迁怒他人，而以当时的情况苏轼兄弟非欧阳修不足以成名。 欧阳修见到信后，果然认为张方平与自己交恶，尚且向自己大力推荐，一定是旷世难遇的奇才。 见到苏氏父子三人，又看了他们所写的文章，惊喜之情比张方平更甚，天天在朝廷公卿贵官间宣扬三人的大名。十几天间，苏氏父子三人便由默默无闻而名震京师。 所以苏轼父子名虽成名于欧阳修之手，却也得力于张方平慧眼识珠，并且转介有方。 然而张方平、欧阳修两人之间关系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善，依然敌视如故，两人门下的朋友宾客也各成一党，壁垒森然，从不有所往来，以免有'脚踏两只船'的嫌疑。 只有苏氏兄弟游走于两人门庭，毫不避嫌疑，却能尽得两人的欢心。 然而苏轼兄弟两人一生，不论在文章中，还是在与友人交谈中，从未有一言半句涉及到张方平和欧阳修之间的私人关系，对两人也都终生执弟子礼。 两人死后，苏轼都亲笔撰写神道碑，赞誉张方平如孔融，欧阳修如司马迁、韩愈，赞誉极美而人不以为过。 苏东坡文章书法并为当时之冠，所以能得到他亲自撰文并写神道碑，不仅是死者之荣，更是子孙后代的荣耀。 苏东坡自己知道这一点，惭愧自己无法报答二人对自己的知遇之恩，用书写神道碑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所以苏东坡从不轻易为人撰写神道碑。 一次太后下诏让苏东坡为死去的大臣撰书神道碑，苏东坡婉词拒绝，太后体谅他的良苦用心，也不相强，其余大臣贵族见朝廷诏命犹不可，虽然心中羡慕，渴望至极，却也不敢讨此无趣了。 苏轼另外写过的神道碑只有范仲淹、司马光、范慎寥寥几人，都是他素所崇拜的社稷之臣。 【在历史的规则中披沙拣金】 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学宗师，尽人皆知，张方平其实也是一代奇人，他少时家贫，便向人借书看，凡书只读一遍，过目不忘，他在文学、政治上不逊于欧阳修。 两人绝交不相往来，却也都熟知对方的为人，所以张方平才敢于向他推荐苏轼兄弟而心不以为疑，欧阳修也不因是张方平所荐而心有所嫌，两人合力遂使苏氏父子名震当世，雄视百代，君子成人之美于兹可见。 张方平对苏轼的帮助也不小，一次他遇见苏洵，问苏轼在做什么，当时苏轼正在读《汉书》。张方平奇怪地问：怎么现在才开始读《汉书》。苏洵说他已是在读第二遍了，张方平大惑不解，问道：书还用读两遍。 东坡知道后颇受激发，感慨道：我天资不如人，还不能辅以勤奋吗。于是手抄《汉书》三遍，卒能成诵，而且东坡一生文章得力于《汉书》、《庄子》为多。 东坡在湖州太守任上遭御史李定、舒直诬陷，被逮捕下御史狱，祸在不测。当时张方平在南京，欧阳修已故，举朝无人敢为东坡鸣冤。 只有张方平派儿子带着自己的奏疏，到京师击登闻鼓为东坡鸣冤。奏疏语极慷慨激楚，虽因他儿子懦弱畏祸，书未上成。也足见张方平对东坡的拳拳之情。 东坡兄弟本着“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人”的原则，与张方平、欧阳修相交一生，也大有国士之风。 常人处于两派之间，必然依附一派，显示自己立场鲜明，这样做最起码不会被两派共同驱逐。 历代朋党之争无不如此，而人们的做法也都是一样，假如有试图两面讨好，八面玲珑的人，不被两派所共逐是不可能的。 东坡兄弟却感于两人对自己有同等的知遇之恩，所以还报两人也没有差别，独能往来两人门下，却没人以为有何不妥。 其实东坡兄弟也未必愿意置身这种两难处境，但已然如此，也只好诚心正意去对待两面的恩人。 朱熹创建理学，标榜的就是'诚心正意”四字，然而道学子弟能身体力行到此境界的没有几人，反倒是一向反对道学的苏轼兄弟一生处处都符合这四字。 可见，人之品行多在于人，多在于心。人不行，心不正想必读再多的书也只是“心如墨黑”。 关注@历史那面镜子 和我一起探寻历史故事中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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