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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8日，著名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在英国去世，享年86岁。 
很多人知道傅聪这个名字，其实是从那本著名的《傅雷家书》开始的。傅聪是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的长子，《傅雷家书》是傅雷写给长子傅聪的书信合集，被称为是中国“教子圣经”，傅聪就是书中那个“亲爱的孩子”。
傅聪的离世，终结了一个音乐传奇故事，同时，他与父亲傅雷的那些过往事也被翻开。这对父子的命运，其实令人唏嘘。1934年3月10日，傅聪出生于上海，他与音乐的缘分也是从上海开始的。在3、4岁就表现出了很强的音乐感受力，父亲傅雷感觉他在这方面有潜质，就让他学了钢琴。
幼年时的傅聪曾师从上海工部局乐队（上海交响乐团前身）指挥家、钢琴家梅百器，在其门下受教三年，现在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里有两张照片，是梅百器和他的学生，其中一个学生就是傅聪。
1954年，傅聪受中国政府派遣赴波兰留学。1955年，傅聪获得了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第三名以及“玛祖卡”最佳演奏奖，成为首位在这项赛事中获奖的中国音乐家。后来他浪迹五大洲，只身驰骋于国际音乐舞台，被誉为“钢琴诗人”。傅聪获《玛祖卡》最佳演奏奖 肖邦成了傅聪最重要的标签，他对肖邦作品的权威演绎举世公认，他的肖邦最真挚、最诗意、最纯洁、最动人。然而，他的艺术成就绝不仅限于肖邦。从巴洛克时期的斯卡拉蒂，到古典时期的莫扎特，再到浪漫派的舒伯特、印象派的德彪西，都在傅聪擅演的范畴。1966年9月的一个深夜，在上海的傅雷夫妇双双自杀，留下一份遗书，交代好夫妻俩的后事。在这份遗书里，却有这样一句话：“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然而，很多人可能曲解了傅雷遗言的意思，遗书上的指责应该有出于不得已的苦衷，傅雷始终对儿子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1954年，当时20岁的傅聪向父亲提出想去波兰留学。当时出国留学很少，且只有尖子才有份，他连音乐学院大门都未进过，只靠自聘导师加苦练，竟被文化部选中，派往波兰深造。傅聪在国外非常努力，开始在音乐节崭露头角，1955年2月，参加国际肖邦钢琴比赛大会取得第三名好成绩，这也是黄种人第一次在这样规格比赛中取得如此佳绩。而在国内，被誉为“最敢说真话的中国人”傅雷，正遇困顿，面对莫须有的罪名，傅雷坚持自我，绝不低头认错，于是遭受了各种羞辱和折磨。远在波兰的傅聪得知父亲在国内的遭遇，同时国内也逼迫傅聪马上回国，傅聪深知，如果自己此时回国，面临的就是和父亲同样的遭遇，更不要说还能继续弹琴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从波兰迁居到英国，当时的波兰与中国属于同一阵营，他想也许只有到不同阵营的国家中去，才能避开这个困局。当时大使馆还派人去劝过傅聪，但效果甚微。傅聪移居到英国的事情被傅雷知道，他整个人都呆住了，想不通这个自己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儿子，怎会跑去英国？艺术与国家之间形成了对立，整整两天两夜，傅雷茶饭不思，这是儿子对他的第一次打击。我们也可从《傅雷家书》中发现，他们之间的书信来往停止了一年。之后傅雷给儿子的书信中，更多侧重于家国方面的教育。有这样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艺术没有国度，艺术家有国度”，这字字珠玑，循循善诱，是对孩子最深刻的爱，即使身处艰难，也不忘为国争光。然后，第二次打击袭来。为了能继续待在英国，傅聪不得不选择加入英国国籍，得知这个消息后，傅雷预感到儿子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这件事很快传到国内，一群人冲到了傅雷家里打砸抢劫，试图找出“罪加一等”的证据，但翻来翻去都只有父子之间家国情怀的书信。经过三天三夜身体上精神上的折磨，傅雷夫妇终是不堪忍受，为了坚守文人的傲骨，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绝诀而去，夫人则紧随其后，甚至怕凳子倒地惊醒楼下人，她在地板上垫了层棉被……傅聪在两个多月后，才从一位法国朋友那里得知了父母双亡的噩耗，当即天旋地转，热泪纵横！傅聪后来回忆道：“我出走的时候，心情很复杂，因为那时候国内没有艺术，而我离开艺术就没法活下来！”他没有说出他真正的惊恐。他怕的是事业和身体的双重毁灭。其实在当时这并不夸张，和他一样享有“钢琴诗人”盛名的顾圣婴，在“文革”中被逼得和母亲弟弟一起自杀。恐惧和不安，使傅聪选择了出走英国。傅雷在遗书中谴责傅聪为叛徒，还另有苦衷：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傅敏。父母都“畏罪自杀”了，如果政治立场再有问题，让傅敏怎么活?
傅雷、傅敏父子 1979年，傅聪回到上海，出席了上海文联、上海作协为傅雷夫妇举行的追悼会。2013年10月27日，已79岁的傅聪和傅敏（左）
傅聪站在墓碑后心情悲痛 傅聪后来回忆道，第一次回国，大概是1956年，我在家里觉睡得很少，跟家里人有说不完的话，特别是跟我爸爸，简直是促膝长谈呵！整晚谈的是各种各样的题材，音乐上的，哲学上的，真是谈不完！跟爸爸聊天的时候，他那种特别的感觉就是父亲和儿子真的变成朋友了！他对我说的很多话都会肃然起敬，我讲的音乐上的道理他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水平。对他来说，这不是父亲和儿子的问题，而是学问的问题，在学问面前他是绝对谦虚的！对父亲，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受煎熬的心灵，他的孤独，他的内心挣扎，他与社会不能和谐，他的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还有他本人在感情上的大波大浪。出国前我去北京的时候，他曾经用诗一般的语言写信给我，像写忏悔录似的，写大自然怎么样冰封，小草怎么样在严寒折磨之下长出来，应该感谢上苍。可惜那些信都没有了，假如还在的话，可能是所有家信里最感人的！我觉得我离父亲对我的期望还有距离，有很多地方我没有做到，这是非常惭愧的！有些原因是天性上的，他比我严谨得多！我想我做学问也够严谨的，可在一般生活小节上他也极严谨，写字台永远是一尘不染，所有东西都有条有理。从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有点矛盾，你从我父亲的文章也能看出来，有一股火一样的热情和气势，可他写东西的逻辑又是那样严谨。这一点我觉得他跟肖邦很像！肖邦也是每一样东西都考究得不得了，严格得不得了，没有哪个作曲家像他那样严谨。作为傅雷之子，《傅雷家书》的主角，在这套家信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傅聪一直反对将自己的回信辑录在书中公之于众，他认为自己没有父亲的笔力和修养，且年少文字稚嫩，不忍与父亲相提并论于书中。傅聪说，父亲一故世，欧洲就有好几个杂志的负责人问我这批书信，因为在国外很多朋友知道爸爸给我写了许多信，我那时的妻子也收到他不少信。有个出版社多次问我，愿出高价，我都拒绝了。原因是我觉得爸爸的这份家书是有永恒性价值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我不愿让它成为任何一种好意或恶意的政治势力的工具。对于《傅雷家书》，傅聪说：“我不敢看很少看。为什么？我不忍心读啊！一翻家书，我就泪如雨下，就整天不能自持，就整天若有所思，很难再工作下去。可是事实上《家书》里说的话都已经刻在我心里很深很深。特别是父亲的遗书，我现在一想起它，眼泪就忍不住了！那里边真是一个大写的“人”字！父亲那么朴素，很简单，很平凡，可他有真正的人的尊严。”第一次婚姻 在来到伦敦1年零8个月时，傅聪在家书中向父母透露了一个喜讯，他爱上了美国小提琴家梅纽因前妻的女儿弥拉。这个消息让傅雷夫妇有说不出的欢喜和兴奋，傅雷马上给傅聪写去长信，告诉他应当如何选择终身伴侣：“深思熟虑，然后决定，切勿单凭一时冲动”；“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本质的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有了这三样，其他都可以逐渐培养”；“对方把你作为她整个的世界固然很危险，但也很宝贵”。1960年，26岁的傅聪和21岁的弥拉举行婚礼。小两口最初的共同生活是甜蜜的。弥拉是一位阅世不深、单纯天真的姑娘，就是脾气有点急躁。傅聪辛勤地练琴，忙于演出，往往使她感到孤独。婚后三年多，弥拉有喜了。孩子尚未出世，傅雷便已给孩子取好了名字：生男孩就叫凌霄，生女孩就叫凌云。傅雷夫人则忙着织毛线衣。一个中西混血儿出世了，傅雷夫妇盼望着有朝一日能与未曾谋面的儿媳、孙子骨肉团聚，常常梦见弥拉、凌霄忽然出现在上海江苏路的家中。然而，“文革”撕碎了一切美梦。傅聪和弥拉的婚姻持续了十多年，宣告家庭破裂，用傅聪的话来说，缘由是“终因东、西方人秉性差异太大”。傅聪在极度的苦闷之中，有过一次草率婚姻，他选择了一位东方女性——南朝鲜驻摩洛哥大使的女儿。第二次婚姻很不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结婚3个月便无法共同生活了” ，仓促的结合，导致迅速的离异。他又成了形单影只的独行者。终于，一位中国女性的琴声引起他共鸣，她叫卓一龙，琴为媒，同为钢琴家，同为炎黄子孙，傅聪和卓一龙相爱了。他们开始了共同的生活。1974年，他们的儿子出生，傅聪已无法再请父亲为儿子取名，就用当年父亲“备用”的另一个名字凌云，作为第二个儿子的大名。与卓一龙结婚后，傅聪漂泊的“航船”，才停靠进了平静的港湾。一家四口一直生活在伦敦，其乐融融。他在弹琴之余，喜欢看网球。遗憾的是，在琴声中长大的凌霄和凌云，虽然喜欢音乐，却没有一个继承他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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