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11期，有删节 黄保真教授，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生于鲁西南的巨野县，洙泗之间、圣人故里。菏泽一中毕业后，于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后师从郭绍虞先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黄先生本硕连读，1965年毕业后留复旦中文系工作。1967年调入《人民日报》文艺部。1979年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93年举家南渡，开始执教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并担任国学研究所所长。黄先生在古代文论领域耕耘了一辈子，其代表作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与蔡钟翔、成复旺合著）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先生南渡之后研究未尝稍停，但遗憾的是，直至2015年病逝，再无专著出版。其学术谱系、愿景及规划都未曾被整理或发表，关于美学范畴、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研究和总论中国文论，甚至时政论文，等等，散金碎玉，纷落各方，甚至还有10多万字待刊稿，其中有体例非常完善的，如《〈二十四诗品〉臆解臆译》。黄先生最后20年都是奉献给了天涯海角的，不少学术成果是在海岛上取得的。近年，国学所现任所长周泉根教授主持带领黄先生以前的一众弟子，用数年功夫叙录其学术成果、整理其未刊之作，并请成复旺教授作序。文集编竣，得到海南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被列为社里的重点出版图书。社里组织优秀编校队伍，改以精装，责以专人设计书体。成果今已如期出版，曰《黄保真文集》，凡两册六卷，计七十万言，收录黄先生“五卷本”之外的文章共计六十七题，既有谈中国文化特质等宏观大问题，又有品评具体作品的小文章，既有文学思想史上专精的个案研究，又有关于学术研究方法的总体看法；或是关于中国文化如国民性、道教等的点评随笔，或是经典小说、诗歌和诗文评的精彩解析，还有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分期、发展和出路的深入讨论，尤其是对古典审美范畴、文艺思想家作了独到研究。 文集内容丰富，卷次清晰，版式典重大方，封面幽兰渊博，一瓣心香，万顷文澜。是编甫一问世，即有长者赋诗纪念：“耕年耜月任时秋，笑脸堪如马帐稠。崒峍书山多揽胜，窅辽学海喜遨游。李桃不识三春梦，经史偏遗五凤楼。提笔端知文品重，师心观止老黄牛。”（书家刘胜角教授）先生文友存乎海内，可惜“五凤楼”中人杳然；先生弟子遍于天下，无愧粲然学海道南来。刚剞劂印行，求书电函即飞驰不绝。主事者有意邀请海内学人来琼庆祝文集出版、研讨相关学术问题并怀念先生晚年风采，然时疫流行、寰宇不宁，只能函件往来，再由笔者采择成篇，向学界汇报。今选几家代表性的笔谈汇编如下，略下己意，兼以贯串。 与黄先生相差不到一岁的成复旺先生，在本集序文中谦虚地说“或不足以弁序此书，仅此……向黄保真先生做一个老朋友的纯粹私人的告别”。然曾共同编纂《中国文学理论书》，促膝切磋，相交莫逆，成老师对老朋友的回忆点评最是入怀： 他分担的清初那一章，包括顾、黄、王所谓“三大家”。这三位都是大学者、大思想家，各有丰硕的学术著作和宏大的思想体系，文学理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一般治文论者，往往以所谓“专业”的眼光，仅仅注意他们有关文学的言论；至于他们的学术造诣与哲学思想，则只从其他思想史、哲学史论著中摘取几句现成结论，在“生平简介”中敷衍一下而已。而黄保真先生不是这样，他是在考察了他们的全部著作、厘清了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之后，再由此出发去论述他们的文学理论的，故与其他同类著作面貌迥异。对于章太炎、王国维及其他许多人，他都是这样做的。可想而知，这样做要多花费多少时间、多付出多少艰辛啊！但是，认真想来：不这样做对吗？不这样做行吗？不这样做写出来的东西靠得住吗？当时有人问我“黄老师的学术有什么特点”，我回答四个字：“林茂水深。”而“林茂水深”谈何容易，那是长期潜心的学术建设和积蓄的结果。记得某年的春节期间，一位人大的老师告诉我们：“你们黄保真大年初二就到科学院图书馆去看书啦！”他是亲眼看见的。“林茂水深”，良有以也。（又见《天涯》2020年第二期） 先生学问，视野开阔，取精用弘，诚如成复旺先生所评价的那样——“林茂水深”。先生问学，既以古为邻，又与时俱进，晚年一直关注出土文献，累积有十多万字的笔记，然他最念兹在兹、毕生耕耘的还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他对该学科知识体系的性质、特征、分期等总体性问题以及攻治这一学科的态度、视野、方法等问题，都有高屋建瓴的思考和建议。先生每每感慨当下学风之“三不通”，即古今不通、中外不通、文史不通。于中外古今之间，他非常反对在中外范畴或精神传统之间强调人的格义，特别主张回到古典生态用古典话语原其原、本其本。于文史之间，始终关注史哲话题，如“仁与勇”“天与性”“礼治秩序”“一体二用”“象数之学”“太一生水”等。于文论史，既主张回到文论话语本身，又要求跳出文论史，将文论置于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中去考辨。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前副院长袁济喜教授得书之后月余即著文《“生也有涯，无涯惟智”》，对黄先生置文学理论于文学史和文化史背景的笔法、学风最是推许，节选如下，既是评论，也是回忆：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他和蔡钟翔老师、成复旺老师治中国古代文论，善于将四部之学中的子史与集部中的诗文评相结合，善于从哲学史、思想史与文论史的融合角度去分析与研究……这样的观点与视野，在当时的文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那些动辄以专业性、文学性来进行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人，否认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特点，不啻于坐井而观天……那个特定年代，正所谓冰凌始解而未解，柳条将舒而未舒，而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一些观念不加以清理，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无法取得突破，所幸的是，黄老师当时对于这些敏感的问题毫不回避，大胆讨论，对于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的探讨。文集中的两篇《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质疑》之一、之二，即体现出这样的探索精神。 我们七八级的本科生，以及后来上这门课的研究生，深受此书的沾溉。记得黄老师讲授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时，将道家老庄，以及魏晋玄学王弼思想用来解析此书的结构以及基本美学理念，脱开了以往将《二十四诗品》作为风格类型和文体论的套路，益人心智。后来。黄老师将他的课程内容融进《中国文学理论史》的第三编第三章中的《司空图的诗歌哲学》一节中，内容是从哲学入手来阐发《二十四诗品》，在当时发人之所未发。这一节也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中最出彩的章节之一。这种治学理念后来一直为黄老师所光大，在他1993年调入海南师大之后，撰写的《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养气说”》等论文中，也彰显出这一特点。在晚年所著的《二十四诗品臆解臆译》这部未完成书稿中，也贯穿着这样的研究方法。……在释“大用外腓，真体内充”时，引入老庄与王弼玄学的体用范畴来解释，材料丰富，判断有力，与他早年对于司空图诗歌哲学的研究方法既相互接续，又有所推进。……黄老师到海南师院后，写的文章……达到了老熟的境界。 袁先生是中国古典文论、东方古典美学领域中的疏凿手，其评论既亲切自然，又深刻简要，且富有历史感。先生还提及，杨春时教授在4月知悉文集出版后深情地写了些海南师大时共事时的难忘经历。杨先生和黄先生曾一度分别是海南师院文艺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带头人，他在朋友圈中说：“黄老师是我在海南师大的同事和挚友，为人真诚，有正义感，对学问极其认真，热爱教师职业，退休后坚持上课，腿残后扶拐杖还在上课，直到最后。每回海南，必要与他一聚，席间谈论甚欢。天人相隔，无尽思念。”主事者询及可否略作展开笔谈一番，杨先生彼时虽身在东洋旅途，却慨然允笔，不日即著成一文，文中多是黄先生南渡后一些不为人知的事，从中可照见前辈学人的风范： 出于对黄老师的敬仰，我刚刚到海师报到，就去拜访黄老师。第一次见面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但以后他的家就成为我常去的地方，不知道多少个夜晚是在聊天中一起度过的。黄老师一身正气、胸怀坦荡，我们一见如故，无所不谈。当时市场经济方兴未艾，海南省和海师都是百废待兴，也存在着许多突出的问题，我和黄老师在许多问题上是一致的，对一些老大难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建议和改进措施，触动了一些人和事，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90年代的社会思潮复杂多变，海师与海大的一些学者常常聚会，开展研讨、交流，他也踊跃参加，我和黄老师的见解也大多一致。由此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躲在书斋中的书生，而是一个有社会关怀和良知的知识分子。黄老师是一个好学者、好教师。……本来黄老师的夫人主张他回北京养老，或者到国外女儿家住，可是他坚持不去，经常一个人住在海南，他说：“我就教书这一个爱好，还不让我享有？”最后一次见面，他已经拄拐杖了，我问他是否可以休息了，他回答说“我喜欢上课”。简单地一句话，道出了一个老教师的情怀。 杨春时教授后因故去了厦门大学，黄老师则一直留在海南，他最后是从海南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这个职务上退休的，半月板老化之前，体力精神俱佳，每以宏愿示客。退休后，中文系的阮忠、单正平、宋剑华和周泉根等老师先后都殷切地请他继续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即使罹患足疾，也坚持在家讲论，五尺客厅，即三尺讲席，一直舌耕至回京看病的前半年。据我所知，学校并未正式返聘过他，刘和忠院长曾亟欲延后，奈何退休手续已办讫。先生退休后组织的诸如《道德经》《二十四诗品》等课程多非学校计划内，不仅没有课酬，还得备茶点，纯粹是个人雅好、弟子雅集，黄老师自得其乐，悠悠然不知老之将至。 2002年，原华中师大中文系主任阮忠教授调入海南师院，并很快主持中文系的工作。虽然已经退休，但阮主任一直视黄先生为中文系的宝，逢年过节都要去看望这个学术前辈，既代表单位，也代表自己。文集出版后，作为古代文学领域研究的多面手、大方之家，这样评价黄先生的为人为学： 黄先生生前，有两个意愿：一是编撰一部文学理论通史，贯通古今、中外和文史；二是把自己散见各刊的文章汇集成册。遗憾的是这两个意愿都未及完成，先生即抱憾而终。而在这二者中，黄先生最在意的是前者，对于后者似乎没有特别上心。或许那时候他觉得身体尚好，来日方长，故将文集事置后。何曾想病魔侵袭，诸事居然沦为虚话呢？而黄先生的文学理论通史至今也只有沉思后的纲目和翰藻鳞片，令人叹惋。早年在桂子山，读过《中国文学理论史》，今又捧读新集，处处可见他重申关于文学理论通史的构思、古代文论的范畴以及文学与诗学的关联主张。这“关联”二字也是我素来关注的，虽然我研学重在古代文学史，但与先生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相系，不能分离。我很赞同先生对古典生态的尊重，赞同他扬弃西学理路，回归本我本然的学术立场，先生的论文保持古典文论原色都基于此。黄先生曾着力于味、韵味、风味、味外味等审美范畴的探究，在他论文的旁征博引中，能够感受到的不仅是它们彼此的关联，而且可以感受到它们与文学、文化的关联，从而获得新的审美体验。先生谈文学、文化……这与他对文学理论通史的思考一脉相承。 文集的主编在“编后记”中说道：“历史从来就不全是温柔乡。黄老师更多的往事，并不愿多谈。余生也晚，袁老师、单老师、易老师比我更有资格为黄老师这辈人立传述学。”三位老师，袁即袁济喜，单即单正平，易即易闻晓。易教授曾躬耕江右袁州宜丰九岭山，向慕书斋生活，笃志要投黄老师门下，做稽古之学，后因先生南下，遂在他引荐下转赴杭州大学求学，从硕士到博士，书信不绝，易老师的成长一直颇受黄先生关爱。文集付梓之前之后，易教授皆与其间，情长反而言短，他取《会山堂二集》中一节示笔者以为笔谈，如次： 先生早从郭绍虞氏治批评史，学成入京，与蔡钟翔、成复旺先生相推重，思立一派之学，合撰《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凡三百万言。其学深思辨而重文理，繇其统而得其要，凡中国文论之范畴、命题、谈说，自先秦以迄近代，源流纲绪，演变传承，一编在手，百代寓目，固文评不舍之津涂，为学者所依之典例。盖上世纪八十年代，论理方兴，犹魏晋之通玄妙，孰方今之薄性灵。新纪以还，转尚考证，文献效功，裒辑为能，考一字以为奇，发片笺以为宝，质之文义学理，则哑然扪舌而已。乃使《文选》徒作，《诗品》见笑。先生每斥其非，慨然自任，今诸生犹拟其形容云。夫章太炎之论国故，始小学而终诸子，非以文献考证为足，而思想之可贵，乃文化之所本。故先生之学，通于形上之辩，穷乎终极之理，尤于老庄文义，多所抉发，不特以文评视之可也。 易老师行文精雅而寄意遥深。审美无功利而合目的，学术超功利而大义存焉。读书人虽常自嘲“为不古不今之学问”“以无用之学遣有涯之生”，云云，其实这半是牢骚，半是自慰，真读书人，“二分梁甫一分骚”，文苑儒林概莫如此。惜当今学林，职业化又科层化之后，硕博选题，坛坫报刊，不睹梗概遽找空白去填，“文献效功，裒辑为能”，难免琐碎、饾饤，远不如杨公骥、李泽厚、黄保真等生于忧患、长于纷扰的二三十年代出生的学者，境界究竟阔大。两相比较，在老成人看来，怕不免有孟子所谓大丈夫之道与妾妇之行的区别。盖学问沦为无趣、无味、无义之“三无产品”耳！ 单正平教授也看到黄先生那辈学人对形而上的追求和为人生世道的努力。单先生是思想与学术兼擅、著述与文章并美的作家型学者，他不避杂家称号，横通诸多领域，尤其长于品藻人物与时代，直言傥论，耿介诙谐。单先生五十年代生人，与黄先生的经历交叠甚多。单老师那辈学人亲历诸多历史大事件，观察省思的角度肯定更确实切近。文集出版后，单先生是最兴奋热心之人，本次笔谈主要是在他提议下促成的，自己则写了几乎可视作那一代学人总判词的评议，题曰“黄保真先生的幸与不幸”，节录于下：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幸与不幸。黄保真先生这一代学者之幸有三：其一，他们在50年代入读大学时，遇到了好老师。这些老师的好，一是有传统的学问根底。我记得看过一则轶闻，说北大的吴祖缃先生可以背诵《红楼梦》。二是那些先生大都有些民国范儿，耿介、谦卑、放达、恭谨、严肃、温婉……种种精神风度气象的微妙影响，可能不输于具体的知识观念的教导。黄先生从郭绍虞先生读研究生，基础雄厚，功底扎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总体把握和深度理解，当在同侪之上。其二，受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影响至深，在学术追求上都有高远志向，以建立体系，总结规律，从事宏大叙事为最高追求，不屑于零散琐碎的实证考据。相对于晚清以降到民国时期的自发形成的学术秩序，这种有意识形态规训制约的新学术潮流，确也有架构新学科，开拓新视野的作用。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即是最好的例证。90年代我多次拜访刘泽华先生，他和黄先生是同时代人。刘先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他创立的王权主义学说，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其三，这一代人的学术研究虽然颇受政治影响，但也没有遭遇学术体制化的困境弊端。回顾近30年的学术，真正有重要创获的著作，大都产生于前十多年，黄先生他们的批评史，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斯为单先生之直言傥论，亦单先生与黄先生相交之基础。黄先生从不讳言对单正平教授的为人为文的欣赏。故我辈又不妨解作黄先生内心最深处的旨归其实正与单先生两厢泊拢。如果说黄先生与易闻晓教授，有较清晰的师生之分际，黄单两代人似乎更像平等之道友。道友而愿诤言，虽天人相隔，亦真道友也。道友中还有一位文达三教授，也是海南师大文学院曾经的系主任，他论王维诗画关系深得后辈名家如蒋寅教授的推许，其别议“雪里芭蕉”亦新慧之解可定于一尊。文先生常年寓居五指山，自称“现代隐士”，然湘湖士人，自南宋以来多慷慨激烈之气，文先生关怀天下，可谓“三分”梁甫“两分”骚了。剩下那“一分梁甫”算是手批《道德经》，与黄先生一样许老庄而不重诗教。虽不重诗教，“两分牢骚”却无外乎“风人之旨”。他拿到文集后即说：“论道德、文章，保真先生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敬重他，怀念他。”还说，一定要写点东西，他与黄先生密切交往凡二十年，深感他无论为人、处世、治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一个“真”字。本欲从往来信件中钩沉出一些细节，临纸方觉下笔难，告知笔者虽领命而不能交卷。文公坦荡耿介，不愿曲笔修饰。这又是另一种“不言”。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夫子说，“天何言哉”；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孟子说，“予岂好辩哉”。然子贡感慨：“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读书人的行状，彼此之间都难以名状，难怪苏轼要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诚不吾欺也！那就不妨援方东美元宵咏梅的诗句为本文画上休止符，并以此纪念文集出版：“一心璀璨花千树，六合飘香天地春。” 《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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