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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读】 江都 朱扬顺 作者朱扬顺先生：1937年出生，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共党员，经济学副教授。历任：丁沟中学教务副主任、江都广播电视大学校长、江都职工中专校长、扬州市树人中学校长、海南省珠江源高等技术学校校长；江都政协副主席，江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总干事。曾兼任江苏教委督导、江苏高教学会广电教育研究会委员、扬州经济学会理事、扬州电大思想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等。长期从事大专、中专、普中教学和管理工作。先后被评为江都“二十佳”知识分子、扬州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江苏电大优秀校长和优秀创业者、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复学的路熬过了。生命的底色里，增强了韧；情感的境界中，添加了爱。我更加坚信世上还是好人多。 上世纪中叶，一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1956年，朗朗乾坤，风和日丽，党中央提出了“双百”方针和“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当时我在厦门大学求学，正与同学们一道意气风发地“向副博士进军”。可是，第二年风云突变，从号召“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到“全面反击右派”的斗争，仅隔三五个月时间。我也由于“愚蠢”而中了“阳谋”，从“天之骄子”——家庭出身好、共青团员、学生干部（班长、系学生科学研究协会主席、学校校刊记者组组长），到被打入“右派”深渊，也只是一夜之间。更出乎意料的，竟然在1957年12月的某个时刻，我急火攻心，大口大口地吐血，经诊断罹患了肺结核病。在那个年代是谈痨色变的，我只得休学了。 我戴着右派的帽子，拖着肺病的身躯回到了家，一个苏北农村的家。母亲，种田；父亲，失业工人。我在读大学时，生活费靠甲等助学金，每月还有2元的补助费以供零用。可现在休学了，什么都没有了。政治的折磨，疾病的痛苦，生活的潦倒，前途的不测，几乎压垮了年方20岁的我。生路何在？所幸根据规定，大学生休学期间，还可以享受公费医疗，这给我提供了一线生机。我要活下去，即便是苟活。 经过大约半年的煎熬和有效的治疗，病情渐趋稳定，达到“吸收好转期”，但尚未符合复学要求。在政治上，却开启了一线曙光。在1958年4月份，学校寄来处分决定，鉴于我情节轻、态度好等因素，只戴帽子，免于行政处分。按中央规定，对右派大学生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处分为4档：一是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二是保留学籍，送往农村劳动考察；三是留校察看；四是免于行政处分。我庆幸之余，更增加了生的希望 。若干年后，方知仍属愚蠢，殊不知有了这顶帽子，犹如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终身受制。摘与不摘都一样，它焚毁了我的青春，改变了我的命运，那是后话。可这半年，为了生存，为了治病，我已卖了家里能卖的东西。接下去，又怎么办呢？ 绝处求生是人的本性。我在1958年8月，只得给扬州市教育局发了一封求职函。因为我初、高中都是在江苏省扬州中学读书的，对扬州比较熟悉。当然我也心存顾虑，市局没有熟人，这样冒昧相求成吗？谁知，很快接到复信，要我去面谈。接谈的是人事股阮股长，一位和霭可亲的女同志。她了解了我的情况和要求后，安慰我，一有需要就会通知我。开学后，我就被介绍到扬州市一中代课。该校顾老师请产假，时间56天。代课到期后，我又拜访阮股长，希望能有继续。她稍作犹豫，旋即说，有一小学需要代课教师，时间只有一个月，而且是在农村，你愿去吗？经了解是汊河小学于老师因跌跤受伤，请假一个月。她教的是中级班，代课金是每月24 元。我满口答应了，须知代课总比要饭强啊！我真感谢阮股长的施救呢! 在汊河小学的最后一天。傍晚，迎着初冬的夕照，我踯躅于汊河街头。明天，我又将走向何方？我不敢想，但又必须想，因为我要活命，更要复学。突然，迎面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是我高中的政治课老师，孙宪老师。他一眼认出了我，就问：“你不是在厦门大学读书的吗？”我像弃儿见到亲人，泪水夺眶而出，哽咽着作了简要汇报。他问我下面有何打算，我说再找阮股长谋求下一个代课机会。孙老师略加思索后说，那就到对河的邗江中学代课吧，手续由我们到市局代办。原来，孙宪老师已从扬中调到市教育局任教研室负责人。邗江中学于1958年创办，暂栖高旻寺内，校长由邗江县委文教部陆耀民副部长兼任，学校行政工作由教务主任孙宪代理。啊，在我的生命中竟然出现了贵人，搭救得又那么及时！ 我在邗江中学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短短的8个月，获得了久违的安定、舒心，体验了珍贵的师生情谊。课余饭后，常陪孙老师漫步河边，欣赏“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自然风光。高旻寺的晨钟暮鼓，也似乎淡化了我的俗念。但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家，我得从幻境中回到现实，解决好生存、治病、复学这三大难题。特别是复学，按规定，休学只能两年。尽管孙老师一再安慰我：你已经读到大三，万一不能复学，可以按照大专毕业生安排，做初中教师。当时我的心结是：在哪儿跌倒，就在那儿爬起。我更想到，我对党是忠诚的，学校校刊被定为“反党工具”，我虽是记者组组长，但只是一名学生，组稿、写稿是遵命而已。我一定要复学，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事后想来未免自作多情，但当时却是一心争取复学的动力。 暑假前夕，我来到苏北人民医院进行复查。朱云龙主任是我的主治医师，他一看摄片，就用那特有的泰州腔说道：“伙家，不行啊！仍是吸收好转期。按复学要求必须是硬结钙化期！”我顿时懵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失去了就永远离开大学门了。想到这里，我的泪水径自流下了。朱医师知道我的情况后，也是不断叹息。静了一会儿，他突然把手一挥说：“伙家，我大胆做一个‘外行事’，给你出一个含义模糊的证明，闯一闯，就看你命大还是命小了。”他在证明上写为“好转硬结期”。后来凭着这根“稻草”，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连闯几关，终于我的“命”被搭救了。30年后，我在江都市任政协副主席，一次参加扬州市政协常委会，见到了与会的朱医师，特地向他追述往事，深表谢意。他谦逊地说：“伙家，真记不得了！”是啊，好人未必记得曾经做过的好事，但却激励着多少人做好人、行好事啊！ 复学申请被批准了，我即将离开邗中，告别孙老师了。当时，我未必知道，申请得以批准是有贵人暗助，更不会想到返校后又历经难关，几乎被勒令“打道回府”。我尤为昏头的，对现实中的一系列问题竟然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一年的代课金能省下几个钱？母亲养的一二十只鸡已大半给我治病增加营养，能留下几只可卖？我赴校的盘缠呢？以后每月的生活费呢？其实，我不是没有想，而是不敢细想啊！在向孙老师辞行时，他对有关情况都仔细问了。最后，他问我的父亲有无特长，我说以前在上海长期做茶房，粗通厨艺。孙老师立即与施桥中学廖校长通了电话，并告诉我，邗中下学期将迁往施桥，与施中合并，他也返回市教育局，“刚才已征得廖校长同意，让你父亲到邗中教工食堂做厨工，这样至少每个月能补贴你一点生活费”。说罢，他又从办公桌内拿了一张私人购买的国债券到校会计室抵押借款10元，递给我说：“钱不多，路上花吧。”沐浴着师恩，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别了，老师，您给了我满满的爱，可我却要去品尝别一样的人生了。 终于复学了，我又回到了厦大中文系学生宿舍。再上芙蓉二楼，别是一番滋味！我原来的1955级同学已毕业，正是“人面不知何处去”了；而今我插入的班是1957级，反右后入校的。这个班的班主任蔡景康，原与我同级，当时他任甲班班长，我任乙班班长。正当我庆幸命运开始转变时，岂料，第二天下午，班团支书赖某到宿舍通知我：“你的医生证明经厦大医院复查了，不合要求，收拾一下，回家吧！”这一棍几乎打昏了我，我力求解释，得到的是他嗤之以鼻，和冷冷的一声“不行”。说实话，后来的一切证明赖某左得可爱、可鄙、可恨，是我在厦大最应该记得的一个反面角色。我知道对他无理可讲，无情可讨。晚上，只得去找蔡景康。他要我第二天到厦门找一家大医院再出一张证明，以便向系党总支书记庄明轩去请示。其良苦用心我是领会的。唉，又得去闯关了。 第二天我去了厦门市中山医院。那位医生听了我的诉述，非常同情。他说，无需再拍片子了，结论不会改变，“那我再出个证明，给你试试看”。于是，他写道：“经检查，该同学病情可以担负正常的学习任务。”我与这位医生素昧平生，连姓甚名谁都未请教，就承受了他的关爱。我把这张证明递给蔡景康，请他向庄书记转达，我再也不能失去复学的机会了。很快，景康通知我，系里批准“留下来”，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接着，另一个难题又迫在眉睫，要缴伙食费了，咋办？我就向班上提出申请，说明我以前是享受什么什么的。可是，赖某不假思索地答复：“人民助学金是帮助人民的，你是什么人？不行！”无路可走了，只得又去找蔡景康。后来，他告诉我，庄书记知道我的家境，同意仍然享受甲等助学金，只取消每月的生活补助费。天啊，总算安顿下来了。庄书记早我两届，我担任中文系学生科协主席时，他即负责系学生党支部工作，对我是比较了解的。当然，他们对我的关心、照顾，我又岂能仅从私交上去理解呢？人与人怎么就不一样呢？ 复学的路熬过了。生命的底色里，增强了韧；情感的境界中，添加了爱。我更加坚信世上还是好人多。我在坎坷路上，遇到了多位贵人，既有认识的，如孙宪老师，庄明轩、蔡景康以及那暗助我的系秘书邱觉民等学友；也有不相识的，如阮股长、朱云龙医师、厦门中山医院的那位不知名姓的医生······ 即使我复学后插入的这个班，开始时，他们从定义出发，对我冷漠、歧视，但逐步地对我了解了、正视了。如党小组长廖亚轮，常避开人眼，约我到僻静的厦港散步，谈古说今，研讨学业，还和我合作写过几篇诗词研究的文章。曾给我颇多慰勉的同学陈松都、陈丰、洪胜生等成为一生至交。连在上杭县毕业实习时，负责监督我的团支委蔡德崇也成为我的密友。班上毕业留校的许长安、许锡昌两位教授在我多年后返校探望时，特地设宴招待我们夫妇俩。严格说来，那位左得出奇的团支书赖某也无非是被“新礼教”吃了，又去帮助吃人的可怜虫。承他几十年后，还特地托人向我问好。 印象尤深的，复学后一年多，庄书记与廖亚轮到我宿舍来，向我宣布摘去右派帽子，并给予一番鼓励；毕业前夕，系里又委派廖亚轮来征求意见，要我留校先担任中文系资料员，到适当时机再教课。我婉拒了。因为愚蠢的我尚未觉醒，还幻想着离开这伤心之地，去做自由鸟呢！ 逝水流年，沧桑陵谷。我已是耄耋老人。60年后，终于写就此文，以偿心愿。既是为了记述当年复学前后的辛酸，更是为了感恩搭救过我的和关心过我的好人。 最后还想附笔感谢几位老师和同学。他们是为我落实政策而操劳的学友：我原班的团支书、留校后担任厦大工会副主席的何乃川教授，我原班的室友、留校后担任中文系系主任的赖干坚教授，原厦大学生会主席、留校后担任校党委统战部长的许宏业教授；特别是在我平反后召唤我返校任教的两位恩师：原中文系系主任郑朝宗教授，学校教务长王增炳教授。 致敬致谢我生命中的贵人们。铭肌镂骨，没齿难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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