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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山寺在山西东北部大同市灵丘县的红石楞乡，觉山山坳之中，寺以山名。自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创立以来，历经辽代皇帝赐钱十万缗重修，此后明清屡有重修，方有今日规模之胜，颇有“深山藏古刹”之悠远意境。
觉山寺现存建筑共有三条轴线，三进院落，依山傍势，南低北高。由南向北，东轴线依次为魁星阁、碑亭、东面梆点楼、西面梆点楼、金刚殿、弥勒殿；中轴建筑依次为山门、左钟楼、右鼓楼、天王殿、韦驮殿、大雄宝殿；西轴建筑依次为文昌阁、砖塔、藏经楼、罗汉殿、贵真殿和其他配厢。塔东南侧有一眼古井，为北魏创寺时凿汲，井深与砖塔高度等同，塔西南山岩上建有一小浮屠，其借山势与砖塔的高度相同，被称为“塔井三奇”。
觉山寺小巧玲珑，布局紧凑，却风格迥异，其与北方一般寺庙的建筑规制不同。寺内最为珍贵的是创建于辽代的舍利塔，舍利塔平面呈八角形，塔内底层中间有八角塔柱，与塔体内壁形成回廊，十六面墙上都绘制壁画，塔壁南北开门，门左右绘制四尊菩萨。壁画内容均为佛教题材，包括佛、菩萨、飞天、天王、仕女、官员、高僧、明王、鬼众、神瑞动物等。 
回廊空间比较逼仄，光线昏暗，塔外壁开假窗，塔内八面无窗不透光，仅南北两门打开有少量的光射进来。所有墙壁上有大量划痕，当属晚清以来所为，多处见墨书或刻划的人名及某某到此一游，严重地破坏了壁画的完整性和艺术价值。
舍利塔南门东侧文殊菩萨，头顶有覆瓣莲纹华盖，周饰云纹。菩萨头右侧有墨书题记“大安三年六月初六日谷旦”，确证了觉山寺塔的创建年代以及壁画的时代。
舍利塔塔内八个壁面、四个门洞左右和塔柱八面壁画，艺术风格存在明显的不同，根据杨俊芳《灵丘觉山寺舍利塔壁画》一文的分析，认为塔内壁画大致有四种风格：第一种是塔门上方的飞天和门洞左右的四尊菩萨属于一种风格，线条遒劲，设色庄严淡雅，头冠、宝珠、璎珞等装饰物件沥粉贴金，衣纹挺劲流畅，皮肤用色线勾勒，体态饱满婀娜，面相呈饱满的“目”字型，弯眉细目，表情安详。门洞上的飞天与应县木塔二层门板上的飞天颇多类似，门洞两侧的四尊菩萨或戴风帽，或披毛皮大氅，或着高腰皮靴，辽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格非常明确。第二种是塔壁八面和塔柱六面明王上方圆形内的佛和菩萨以及明王周身若隐若现、造型不甚完整的画像，肤色大多呈黑色，本应是黑色的头发大多呈现白色，人物面相圆润，体态婀娜，除过佛像和菩萨，许多仕女的发型与辽代世俗的发型相类似，服饰轻薄贴体。线条挺劲流畅，体态生动自然，女子曲眉回首顾盼之姿跃然壁上，头饰和衣服上的珠宝等装饰使用沥粉贴金。与宋代世俗宫女和辽代墓葬中描绘世俗生活的人物形象十分类似。第三种是占据墙壁大部分面积的明王像。造型夸张，形态各异，多呈愤怒相，设色浓重，墨线勾勒，线条粗犷方折。辽代佛教造像中着甲胄武士形象的天王造像颇多，如辽宁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地宫的天王和应县木塔塔内二层门洞左右的天王造像，都十分威武，造像体例也比较大。天王威武庄严，在给观者信众威慑的同时给人一种刚正的亲切感。明清以来的天王、护法以及明王造像风格多呈现出一种夸张、狰狞甚至丑陋的特点，或阔口大张，或目瞪如珠，颇有些魑魅魍魉之态。觉山寺舍利塔内中心塔柱壁面上的明王造像更接近于明清以来的造像风格，与浑源永安寺传法正殿北壁的十大明王以及灵石县资寿寺药师殿西壁所绘明王颇为类似。第四种是塔柱南壁和北壁以及门洞拱券上的造像和花纹，色彩以石绿和赭石、朱砂为主，着色浮华粗糙，线条柔弱无骨，是典型的明清以来民间工匠的水平。关于觉山寺塔壁画之时代，余以为根据清康熙二十七年重建“塔后古佛殿二处、千佛殿一座、山门一座、殿后佛堂五间、东西四间、大井一□，寺崖、观音殿三处，并上下相联，暨重修彩画金装灿然一新……”的记载，以及塔心室内多处清代题记，基本可以认定塔内壁画为辽代原作，清代补绘。 杨俊芳则认为：“舍利塔内塔柱南北两面墙上壁画，塔壁东西面，塔柱东北、东、东南、西南、西、西北各壁面目狰狞、三头六臂、浮涂晕染的明王像皆为清代手笔。”
觉山寺大殿里还有清代壁画遗存，虽色彩艳丽，却也可一观。
觉山寺附近不远处，笔架山之阴，御射台上还出土有“皇帝南巡之颂”碑。此碑是北魏和平二年，北魏高宗文成皇帝拓跋浚东出平城，巡视太行山东麓诸州，返经灵丘时与随从众臣在笔架山竞射后为纪念此次巡视的“刊石勒铭”。此碑史料价值重大，且记载明确。 《魏书·高宗纪》记载：“灵丘南有山，高四百馀丈。乃诏群臣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孤发矢，出山三十馀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
《水经注·滱水篇》也记载：“滱水自灵丘县南流入峡，谓之隘门。设隘於峡，以譏禁行旅。历南山，高峰隐天，深溪埒谷，其水沿涧西转，逕御射台南。台在北阜上，台南有御射石碑。南有秀峰分霄，层崖刺天。”上述两条文献虽未直接提到《皇帝南巡之颂》的名字，但却是直接记载于南巡碑有关的文献。与此相印证还有《魏书》的北海王详传，也是间接记载的文献。宋代太平兴国年间，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仍有“其碑现存”的记载。此后，南巡碑长期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宋代中叶欧阳修的《集古录》还是赵明诚的《金石录》均无记载。至清代，山西巡抚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40卷，虽“檄通省州县，各拓境内碑刻”，力求网罗山西古碑与无遗漏，却仍未见有关南巡碑的著录。至此，南巡碑湮灭于世长达十个世纪之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山西大学教授靳生禾重新发现此碑。九十年代当地将其移至觉山寺保存至今。 皇帝南巡之颂碑意义重大，其碑阴文字均为随臣官爵姓名，初次较完整地透露出北魏前期官爵姓氏的真实情况。南巡碑同时补正了史书的多处记载。据史书记载，北魏诸帝出巡碑和御射碑已有不少，但现存两面文字的唯此《南巡碑》一通。其他或早已湮没无闻，或单有后世仿制之碑，或仅存一面文字，此碑又有“平城第一碑”之称，所言不虚。 余与秋日之际登觉山，访古刹，登古塔，观壁画，临御射台，立于皇帝南巡之颂碑下，抚今追昔，嗟叹时光之无情，然长期湮灭尘嚣之物，也终会重现，时也？运也？命也？非吾之所能，盖渺渺天地之冥冥注定，抑或不懈之努力，古碑如此，人生亦然。 秋日之晋北，古塔修葺，机缘之下，得以登临古塔，虽恐高之瑟瑟发抖，也兴奋异常，此时也？运也？命也？亦是余长途奔袭，念念不忘之愿力和痴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因前往时候，古塔维修，大粽子一般，故本文塔照片由古迹巡游糕总赐图，灰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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