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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回到天上 刘泽球
自从2015年冬天陶春患癌症以后，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是我和很多诗友最担心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已经实现“由酒到茶”的转变，每次去他那里，他都会拿出陈雪给他精心挑选的茶与我分享。整整五年时间，他的癌症已经痊愈，但没想到最终还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带走。而在一个月前，他还在碧碧家里为我们做了一桌拿手的好菜，他的精神和身体状态没有显示出任何异常。在他出事前一天晚上，他还拉着陈雪的母亲去街上散步，并提议跟老人家照了一张合影，仿佛冥冥中他预感到什么。 16日上午十点五十一分，我在会议室里接到杨克发来的微信，告知陶春突发心脏病倒在单位门卫室旁边，已经抢救一个多小时，估计没有希望了。我大吃一惊，连忙打电话过去询问。我在会议室外徘徊良久、不知所措，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祈求上天能再给他一次机会。但奇迹没有发生，再与杨克通电话，陶春已于十一点三十一分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给陈建打电话，忍不住失声痛哭。很快，陶春离去的噩耗传遍朋友圈，连远在国外的诗人也发来信息询问。我和陈建、宋光明、曾令勇匆匆坐上通往内江的高铁，谢银恩、梁珩、吴新川、唐璜等存在创刊的同仁和陈云川、陈泽宇等老友陆续到达，脸色苍白的陶迅招呼着来给陶春送行的客人，陶春的儿子陶炼守在灵柩前。很多诗人发来信息，无不感到震惊和惋惜，不少诗人从外地赶往内江。我们不敢把这个噩耗告诉他89岁的父亲。 陶春是一个十分单纯和善良的人，非常喜欢帮助人，经常把别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参加了很多诗歌公益活动，《存在诗刊》微信公众号一直是他一个人在做，先后推出上百位诗人的作品。但他也是一个特别率性和任性的人，熬夜写作、酒精和烟草加速他的血液和思考，也让他的身体付出惨痛代价。陈雪给我提供了一份他四月份的检查报告，他当时感觉胸闷去医院，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慢支炎、肺气肿征象；右冠脉少许钙化；双侧胸膜增厚”，这几乎是一个老年人才会有的身体，医院建议他住院继续检查。五年来与癌症斗争的经历，让他对医院充满恐惧和排斥，坚决不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不管陈雪怎么劝说。他从2018年左右开始恢复喝酒，开始只是象征性喝点红酒，后来量越来越大。去年在成都，我很认真地劝他要节制饮酒，他悄悄告诉我，他有大半年时间都处于失眠状态，只有写作和酒精才能让他摆脱，这或许是他后来心脏出问题的原因所在吧。 陶春的作品在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是独树一帜的，不仅吸收了欧美现代诗歌的技巧，也从中国古代诗歌和哲学中汲取灵感，形成了不可复制的个人风格，他的批评和文论横跨哲学、宗教、社会学、诗学等各个领域，对汉语诗歌写作同样有着重要贡献。他的作品一直保持着异乎常人的节奏和速度，像一连串尖钉打进坚固的岩石，这跟他在很多场合里演讲时一样，充满高密度、逼迫式的激情。他不是那种只呈现某个时期天才状态的彗星类型写作者，他的写作充满持续的耐力和张力，甚至追求某种词语的极致，意识、自然、信仰、变异、反抗，这些都构成他写作的重要内容。但这些由文字而带来的思想重量集中到他身体上，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压力，乃至成为某种宿命。诗者一词是他发明的，区别于一般意义的诗人，他认为诗者是少数的个别，而诗人是一个群体的类别，真正纯粹的诗人永远是少数。写作耗尽了他的身体、脑力和无数个夜晚，酒精和烟草也不恰当地也加入到这个过程，让他最终倒在天命之年的门槛前。写作的马拉松需要能接受这种强度的身体来支撑，而不单纯依靠意志的力量。 去年以来，我和陶春一直在编辑《存在诗刊二十五周年纪念文集》上下卷，他承担了大量的编校工作，文集就在不久前已经送到印刷厂开印，我们商量十二月举行新书发布会，但这些只有存在的其他同仁代替他来完成了。在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他总共出版了两本诗集和一本文论，还有很多作品没有出版，这将是我们接下来义不容辞的工作。胡亮联系了宁夏阳光出版社为陶春出版诗文全集，我和陶春的第一本个人诗集都是通过这家出版社在2012年推出的《70后·印象诗系》出版的，那也是内陆70后诗人第一次以个人诗集的方式整体亮相。 越过内江殡仪馆的矮墙，不远处山坳里的史家镇就是《存在诗刊》诞生的地方，那是1994年岁末的一个深夜，在谢银恩当时就职的史家镇小学一间灯光昏暗的教室里，“存在”犹如一粒星辰从我们的目光升上夜空，我们已经为此坚持了1/4世纪，从意气风发的青年走进头发花白的中年，陶春也回到了这里——“存在”的原乡，如同命运的安排。 陶春曾把自己当做骑手，现在天堂已经接纳了这骑手。他会继续在那里写诗、朗诵，我们在饭桌上给他留了一个位子、一杯他热爱的白酒，他在那边不会寂寞。 2020年11月17日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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