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主持下，稳扎稳打，成为书业翘楚。若称第二，无人敢称第一，所谓第一，踽踽独行，无枝可依者也，只得临深履薄，谨小慎微。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作为“商务”，本应以商业利益为重，却是持重有余，进取不足。 辛亥革命前，商务印书馆即编有一套教材《最新教科书》，编写贴切儿童心理，词句合乎社会伦理，形象直观，循序渐进，且字大行稀，配图清新。同时讲求新文化，涉及新学科，顺应了兴学所需，且影响了此后学制的确立与学风的养成。教科书历时两年，于光绪三十年（1904）编就，其中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初版4000册，三日即售罄，随后翻印30余次。武昌起义后，数十日内各省纷纷响应，上海也于11月4日光复。有人劝张元济，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应预备一套“光复之后”适用的本子，一旦换了人间，教科书内容必定要作大改。鉴于局势摇摆未稳，张元济踌躇不前，只是将旧版修订一遍，按照南京政府教育部规定，删去了“尊崇满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并避讳、抬头字样”。就在此间，中华书局应用而生，抢占先机，迅速推出《新中华教科书》，成为其以后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憎怨荣利，搅作一团，出版界由此开启双雄时代。 教训虽有，信其必然，主心骨不乱，故仍不违初衷。1919年，孙中山托曹亚伯将《孙文学说》交张元济而被拒。曹怒道：“尔为营业性质，焉能拒我？”“营业亦有自由，不印可乎？”翌年，孙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痛责商务负责人为“保皇党余孽”。大牢中的陈独秀，给商务寄去《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为学严谨、为商有道的张元济，不愿枝叶牵衣，招惹是非争议人物，计出万全，不予印行，宁赠几千元稿费善后，破费而不愿给企业带来任何风险。 与贴近时事政治的报刊不同，整理国故最为妥当，却也引来诸多不满，有道是树大招风，口舌甚多。1934年6月，于旧学无不深究的郑振铎，竟也苛责起了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笨得可笑；完全为了搬弄古董，除了中国，没有一国肯这样的浪费纸张和印刷力的。”世间事往往支离穿凿，断章取义，而只望有誉，不能有毁，不大可能。张元济认为：“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事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国势衰竭，一片救亡图存声中，此言甚微。旧人护旧学，一息尚存，力图恢复，责无旁贷，时不我待。虽曰忙于杂务，荒陋甚益，其好无改，对于古籍整理，每每亲自捉刀，学以养心也。话又说回来，出版既有经典，无论何时，最为熨帖，如此而已。 张元济的过于稳健，外人或不解，却有原由。其二十五岁中进士，后入选翰林院庶吉土，历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仕途顺畅，遂深度参与政治，戊戌变法失败后，“革职永不叙用”。之后，由李鸿章推荐，赴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译书院担任总校兼代院事，兼任南洋公学代总理，漫逐浮云到此乡，未几，醇儒经商，入商务印书馆。如此高蹈经历，如此大起大落，往复煎熬，非当事人恐难感受。既要与政治结缘，又要保持适当距离，最为稳妥。失去口碑，遭受物议，黑函蜚语横行，对于一个学问渊深、操履方正、天下学者靡然从之的旧派人物，无颜以对世人，遂自持切玉之刀，反身省察，就一家徒步而上、盘旋曲折、自保生存的企业而言，则为致命之伤。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