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首都的路灯及其灯下黑｜魏毅·早茶夜读761

早茶夜读 202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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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 读城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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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的路灯及其灯下黑

文/ 魏毅

38岁，研究所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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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灯并非现代文明的产物，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传统社会，路灯作为一种慈善事业，通常由大户人家或者爱心人士捐资设立，并为日常维护买单。爱迪生发明电灯泡，不仅改变了路灯的形制，也彻底消灭了路灯背后的温情脉脉。从此，路灯披上科学外衣，脱离了与“人”的暧昧关系，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份子。每夜按时点亮，清晨悄然熄灭，相比蜡烛、灯笼、油灯，再多情的诗人也难以喷涌赞美路灯的情思。

但，有一种路灯，它的意义不止于照明，那就是首都的路灯，比如民国南京中山大道的路灯，又比如新中国北京长安街的路灯。

民国十八年（1929年）《首都计划》有一幅“京市路灯图”，规划者是这样阐述的：

“中山马路路灯之设置，现系采用悬空格式，以横线悬挂于马路中线之上。此种悬空式之装置，电灯如能供给充分光线，必致发射闪光，碍及汽车司机者之视线，且易为暴风雨所损坏，故以改在行人路边竖柱装设为宜。”

京市路灯图，《首都计划》，1929年

设计师希望淘汰的“悬空格式”路灯，又名“对绷式路灯”。此种形制，即在道路上空横挂一根钢索，串以若干灯具。直至1990年代，这种路灯仍在县城级别的节日庆典被广泛采用，什么优点让它经久不衰呢？自然是性价比高。民国时期，由于电灯光源技术的限制，光效率极低，这种道路正上方垂悬照明的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发挥照明功效，因此，虽有前引文所述之缺点，但在当时，对绷式路灯是一种颇为流行的路灯形制，尤其是在路面较宽的城市主干道上。上海公务局同一年的工作报告，即计划在华界的第一条马路——外马路，将所有柱式路灯悉数改造为对绷式；1930年代，法租界的霞飞路也采用对绷式路灯。

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对绷式路灯，1930年代

《首都计划》欲实施路灯改造的中山大道，是为迎送孙中山先生灵柩而修筑，1929年4月2日通车，当晚举行开灯典礼，原本安装对绷式路灯。为亡者“送路灯”是一项充满中国情味的传统习俗，6月1日灵柩奉安之夜，南京城万人空巷，诸家报纸报道了中山大道的路灯：“电炬满缀，在亘长之道上，放射其闪闪之明光，蔚为壮观”、“路灯照耀光明，入夜望之，连贯如悬珠，驾汽车疾驶向前，如置身银幕中矣！”

如此盛景仅相隔半年，为何在这份新的《首都计划》中，设计者却指责对绷式路灯的种种不足呢？另一个匪夷所思的对比是，向来置身于上海现代性的阴影之下、对其趋之若鹜的南京，为何偏偏在路灯形制上反其道而行，重拾被上海华夷共同摒弃的柱式路灯呢？答案很简单，南京已经不再是“上海的乡下”，而是中国的首都，首都之路灯，自然要有首都气派。

首都的路灯应该是什么样子？《首都计划》的设计者认为，柱式路灯最能代表首都气质，这种形制并非民国新气象，而直接传承自明清王朝的皇家风范。“京市路灯图”所展示的路灯——石头基座、金属灯架、空心亭式灯罩、四周镶玻璃，它脱胎于明、清两朝的皇家宫灯，至今还可在紫禁城一睹尊容。除了照明，柱式路灯更彰显不可僭越的皇权属性，据说，和珅的罪状之一，就是在府上安置了这种皇家专用的路灯。

紫禁城的皇家路灯

民国版柱式路灯的革新之处，仅仅是引入代表现代性的电力工程技术，这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把戏，在《首都计划》中屡试不爽。设计者自己也说，首都的设计理念，即“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发扬“吾国美术之优点”。奈何世无双全法，以极易形成“灯下黑”的柱式路灯，配上区区两只白炽灯泡的灯头，试图照亮40米宽的中山大道，这样的剧本，设计师敢写，工程师却演不来。萝卜白菜，怎做得满汉全席？其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无从体现首都气派的“对绷式路灯”，继续照耀民国第一大道。

新中国建立以后，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象征，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应该安置何种路灯？这道民国首都遗留的难题，又一次考验着新中国领导的政治理念和审美趣味。据说，这个问题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解决的，1959年大庆前夕，周恩来总理从苏联专家的十几套方案中，选定了两种柱式路灯，即天安门广场的莲花灯和长安街的棉桃灯，这两组路灯镌刻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至今仍立在天安门前，尽管显得不再那么高大。

长安街的棉桃灯

1929年南京的路灯计划，三十年后终于在北京实现，这是国共合作的另一项成就。此时，长安街较之中山大道拓宽两倍，达120米宽，天安门广场更是破天荒的拓展到44万平方米，《首都计划》的“双灯头”显然不够使。于是，莲花灯安装了9个灯头，棉桃灯安装了13个灯头（顶部1个球、中间4个球、下面8个球，寓意“四面八方，保卫中央”）；传承自明清宫灯的亭形灯罩，在民国的设计图纸上仅是空中阁楼，却在天安门前的莲花灯上依稀可辨。政治意味有了，“民族风”也到位，所缺席的唯有“科学”。

“四面八方，保卫中央”

柱式路灯的本质，是一种装饰性灯具，通常用于公园、庭院或者步行街道，将其用于城市主干道，尤其是百余米宽的长安街，可谓花拳绣腿，力不从心。柱式路灯的先天缺点，是光效率低下，实验表明，10%的光照射地面，90%的光射向天空，白白损耗，而这剩下的10%，还面临灯下黑的困境。随着首都夜间照明设施的不断改善，尤其1970年代伸臂式路灯和高压钠灯在各大街道的普及，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照明条件相形见绌，在首都城市中央形成一个巨大的黑洞。1984年国庆，为了应付夜间庆祝活动，电力局在灯柱上加装投光灯——除了拆除灯柱，这似乎是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此后，灯柱上各种形制的投光灯越装越多，光杆司令变成了灯具展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