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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 | 读城记2020  大禹是羌族人?沙汀的墓搬到了北川? ━━━ 大家好，我是杨早。今天是2020年12月的第一天，完全没想到这一个月的读城由我来开场。既然碰上了，咱们就试一试。 我最近半个月都在外面跑，去了广西北海、贵州的贵阳、安顺，四川的成都、绵阳、北川，还有绵阳周边盐亭、梓潼、江油等等地方。这一长串的行程，我觉得如果有一个线索能够把它们串起来，那就不单单是一趟“行之旅”，而且也是一趟“思之旅”。 而我为这趟行程找到的线索就是“地方”。 首先说说我在这一趟旅程当中看了两部电影，一部电影是因为要参加一个研讨会，所以去看了《金刚川》。 先不说这个电影本身怎么样，在我看来，这个电影是完全和“地方”脱节的一个故事。虽然它里面使用了江西话、四川话、山东话、河南话这样一些元素，但是故事的整个构造，正如所有的这种只能言好事不能触及暗面的主旋律片一样，它里面缺乏地方性的线索。匆匆走过了几个朝鲜人的背影，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参与到故事当中。在敌我双方的斗争当中，这种地方性也是完全没有呈现出来，就连两个四川老乡的朦胧的情愫，也是显得那么的革命友谊。  所以仅仅是将方言带进来，并不足以让一个故事产生地方性，这个故事像是悬搁在历史和地理上面的一个故事，所以整体上不是很站得住的。它也许像《南京，南京》那样想表现所谓“普遍的人性”，但恰恰这种“普遍人性”，缺失了地方性的映衬，其实是有点站不住脚的。 第二部电影是我在梓潼看的，张艺谋的《一秒钟》。这部电影有意思在于它真的是太好评论了。好评论到我都不想去详细的评论它。 《一秒钟》的主角根本不是父女，或者是长得跟章子怡差不多的穿着小花棉袄的小姑娘，它的主角其实是“电影”，而“电影”之所以能够成为主角，是因为它设置了这么一个“地方”，就是二分场。二分场的人那种反复表现的，甚至有一点点过于细致的对电影的呵护，渴望、热爱，不能不让人觉得是导演自己的某种投射，但是这可能又是某种写实，因为在那样一个西北的一切娱乐都被断绝的孤岛，电影完全有可能像抗战时期一样，成为很多人寄托精神向往的一个对象。而《一秒钟》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外来者的闯入，对电影作为圣灵一样的地位的动摇。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外来者和已经既成结构的“地方”之间的闯入与干扰的故事。当然最后外来者与“地方”达成了和解。 因为不知道电影从被禁止参赛到得以公映，中间加了什么减了什么，我们也不好再评价整部电影，但是整个故事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事实上故事最有价值的部分，我觉得也是关于电影和地方的关系的描写，甚至片中的影片是一个跟“地方”完全没有关系的故事《英雄儿女》，但是这部电影仍然会引起巨大的热情，观众的欢笑和泪水，这是很有意味的一些镜头。所以我还蛮喜欢这部电影在这一方面的表达的。 另外我还在飞机上重读了一本书，贵州戴明贤先生写的《一个人的安顺》。这本书也是特别有意思，安顺以前在我的脑海里没有那么清晰，可能大家想起安顺，会想起天龙屯堡，会想起黄果树瀑布，但是这本书让你重新认识了一个抗战时期的贵州安顺，那是一个黔滇之间的要道，因为战争的缘故反而变得更加繁荣。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下江人来了》那一章，下江人带来了京戏，带来了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吃食，还有就是男女“吊膀子”，一男一女并排走这样的风气等等，这都搅动着整个小城。外来者的这种涉入，会让“地方”显得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两天我去了北川。去的时候我才知道一个消息，因为2008年北川县城在地震中被毁，北川县城南移，安县就划出了一块地方给北川，包括现在作为北川新县城的永昌镇，这次划分产生了一个变化，把安县本来一个在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作家（我们在小说民国的时候也读过）沙汀，把沙汀的墓园划到了北川。这样一来，变成了到底沙汀是属于安县（现在叫安州区），还是属于北川，就变成了一个有疑问的问题。   而一旦沙汀的墓到了北川，就跟北川本身的地方性又产生了一个结合。之前北川最重要的两个历史文化元素，一是大禹，大禹“生于西羌，石纽为证”（李学勤），这是当地论证了很多年的，也做了很多年的研究和建设的文化元素。另外一个元素是羌族文化，关于羌族，大家可以参看一下王明珂的《羌在汉藏之间》，羌族在中国历史上确实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汉末的时候，但是可能羌族得到的关注，远远不如它实际的作用那么大。 我在羌族民俗文化纪念馆参观的时候，解说员就斩钉截铁的说：大禹是羌族人。其实我们不知道大禹那个时候，羌族这个民族有没有成型，但是如果从“地方”来考量的话，这种叙事就很有意思。   而沙汀呢，他是安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由于他及其同志的努力，才会让后来红四方面军在安县打了一场挺著名的战役，叫做“千佛山战役”，包括我看到了当地搜集的《红军在安州》的资料，你会发现当时安县这么一个小地方，它居然向外每年输出的粮食是2亿斤以上。史料还包括当时红军跟地方军阀政权是如何争夺这块地方的。再回过头去看沙汀的那些描写，不管是《困兽记》还是《淘金记》（我们读小说民国的时候，选读的是《在其香居茶馆里》，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就会发现川北的这种民风，风土，民俗，跟我们比较熟悉的李劼人、巴金的四川书写又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状况，它又带有很强的这种边地色彩，带有很强的边缘性。这正是有了“地方”这个概念作为串联之后，带来的新的视角，我觉得很有意思。看完这些东西以后，我突然觉得要好好回头重新读读沙汀。这个人当过我们文学所的所长，一向被认为是左翼的重要作家，但是将沙汀和他的作品，跟地方性做一个结合的话，我觉得又能看出新的不同的感受。 这次我巡游这么一圈，感觉收获还挺丰富的。今年我们的走读没有如期完成，但是我觉得我通过这次的行走，也可以为我们今后有机会的走读，积累一些方式方法上面的经验。 好，这周我就说到这里。另外我的新书《元周记》已经出版了，我在这里也选一篇书里面跟城市有关的1912年的一场运动，请大家试读。  全国拆城运动1912年大家说的现代社会，就是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标志是啥？大烟囱，大机器，汽车为王，马路宽敞。中国的民国元年，英国整出了人类史最辉煌的工业象征——铁台里克号（现在译为泰坦尼克号）邮船。冰山撞毁了大船，却撞不灭人们心头的工业化热情。 民国了，共和了，中国也就现代了。满清时代的诸多忌讳，无疑都是前现代的蒙昧，早该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易帜，换制，更衣，改礼，这些都太内在，怎么才能更好地昭示这种改天换地的豪迈呢？拆城呗。 神州大地上那一座座城池，就像中世纪象征之城堡，早就令时新之士看不顺眼了。城墙囿住了城市的扩张，城壕隔绝了城市内外的连通，城门限制了汽车的行驶……这些庞然怪物，左右也挡不住洋枪洋炮的侵袭，毫无实用价值，平添商业障碍，要来何用？共和国除旧布新，此时不拆，更待何时？ 上海拆城影响最大，因为那里中外汇集，媒体众多。但最早提出拆城的却是杭州，而且是以发展旅游的名义。1912年1月19日《申报》报道，杭州“日后马路通行入城，湖山春色，亦可饱餐”，而且因为西湖边各祠庄，将改为各烈士专祠，有点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意思。这样一来，“惟以城门梗隔，游人往返不便”就变成不小的罪过了。城市要发展，人民要旅游，故此，经政事部决议，将钱塘、清波两城门一律拆去，“庶几地亩广大，嗣后添列商市，繁盛较于拱埠十倍”。垃圾清理也依据市场法则：“速招人投标所有两城垣卸去之砖石等件，以开标之日，取定价数，银多者为标准。” 杭州还只是拆两座城门，上海城是要整个拆掉的。你放眼望去，一边是道路平整、房屋高大的租界，一边是城门低隘、房屋矮小的上海县，能不油然而兴拆城之念乎？从1900年起，就有拆城的动议，但屡屡被“保城党”以县城安全为由击退。辛亥事变，多数人主张拆城的商会掌了权，商会首领李平书当上了上海民政总长。于是，在又一轮绅商上书之后，经苏、沪都督府批准，李平书明令拆除上海城垣。他在《拆除城垣启示》中说： “为商业一方面论，固须拆除城垣，使交通便利，即以地方风气、人民卫生两项，尤当及早拆除，以便整理划一。从前不肯赞成者，大致保卫居民起见，但此次光复之前，城中居民纷纷迁徙，而城外东、西、南三区反安堵如常，是众皆知城垣之不足保卫。” 虽然拆城费用并不便宜，“每拆十丈，需银一百两左右”，总工价约需二十六万多两，而且需要拆迁大量铺户，但上海城拆迁工程还是义无反顾地动工了。 拆城带给市民的第一项福利，便是城门夜间不再关闭——从前十二点关城门，要是在城外过夜生活晚了，就只好就地歇宿了，幺二野鸡花烟间，就好“借干铺”，成就许多好事。现在城门彻夜开放，老爷少爷们没有借口夜不归宿，性工作者们一定很不满意。 而拆城派于此得意洋洋。《申报》的报道题目是《保城党对之何如》（1月27日），文中说：“本邑各城门自经兴工开拆以来，晚间已不复关闭，行人出入，莫不称便，城内各店铺之做夜市者，生意骤增，尤甚欢悦”，报道还说，夜间治安，警局商会，会加派荷枪巡查者，大家放心衣锦夜行吧。 历史的记录与书写就是这样粗枝大叶，好事传天下，坏事不出门。在拆城派的欢欣鼓舞中，拆城的进度推进相当快。城墙之下，从前不少是无主之地，有人在此搭建平房棚户，或住或租，现在拆城大军来了，“饬十铺地甲传谕，统限三天内将小东门内之平房一律拆除”。三天！那些贫苦住户来不来得及找到新的住处呢？不知道。 不能说拆城全无阻力，当时的反对者即“保城党”也成立了诸如“城壕保护公会”之类的组织，以抵制阻拦拆城之举，在苏、沪都督的干预下，抵制无效。这些公会里都有此啥人？他们为啥保护城壕？也统不见报道。 工程轰轰烈烈进行的同时，宏伟的计划也在制订：拆城填壕后，行驶电车之路线已制订完毕，路面阔约五丈，创上海历史之最。而筹措拆城所需巨款，将城基下土地，由上海市民出价承领。 国内即时跟进的还有风气颇新的广州。陈炯明治下，规画“新广州”来得更生猛。“西关地方，拟改作商场，现有之住家一律迁入城内”，整个广州城内修筑一条十字大马路，南北东西贯通，“路阔百二英尺”！那岂不是有三十多米？现在广州无如许阔之马路，大约陈都督去职后，此计划并未彻行。 上海的拆城运动，发生了一些事故。6月2日，尚文门左近的城墙，拆除中发生坍塌，“当场压毙小工三人，压伤二人”。同时也有人提出，老北门城根，有一座“外国坟山”，修筑马路必须翻动。如果是中国坟山，好办，限时迁葬就是，外国人就难办。由工程处上报民政长，转交涉司，去跟法国领事商议。外国人同不同意迁坟，大家都没把握。 与此同时，《申报》的报道姿态也出现了有意思的变化，似乎不再那么坚持拆除城墙。1912年6月7日报道湖南长沙计划拆城，理由也是“修筑马路，以利交通”，但是一来军方反对，痞徒又从中挑拨事端，二来政府经济极端困窘，中央禁止各省自行借外债，大借款又破裂搁浅闹个不休，湖南还得打肿脸充胖子，向中央捐资三十万两银，确实没有实力来拆城，长沙也不可能像上海那样，靠民间购买土地来筹集资金。都督谭延闿只好出示安民：“照得拆城之举，现在并不实行。”颇可玩味的是《申报》的报道题目，叫做《湘都督保全名城》，隐含赞赏之意。 【补记】 各地的拆城后来大半废止，只有上海，依傍着欧风美雨浸润，拆城工程从1912年7月全面动工，至1913年6月完工。北半城变成一条大马路，长八百五十丈，名为“民国路”，南半城变成另一条大马路，长八百九十丈，名为“中华路”。论者赞为：从此上海旧城内外、华界租界联为一体，奠定了上海新城市的基础。 如果只从商业、交通、卫生等工业化因素考虑，拆城无疑是一种正当之举。1912年，并无“物质文化遗产”一说，高厚的城墙，甚至被视为专制王朝的象征。反对者也不会从文化意义立论，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拆城势在必行。 有意思的是，早在1912年2月，路政处勘察城墙时，就已指出：平房必须拆迁，“所有造在城上之庙宇，如振武台仍拟设法保存”。因为有振武台（关帝庙），这一小段城墙保留了下来，成为“新上海的古迹”。路政处的用意何在？是为了宗教信仰？还是鼓励尚武精神？总不是为了保存古迹开发旅游吧？我挺好奇的。 今天的读城就是这样，我是杨早，我们明年见。 元周记当当预售中 扫一扫，先拥有 今晚二条 它象征着冒险与征服 还藏着《魔戒》与《权游》的秘密两次入狱 往期 TAN 回顾 欢迎大家 如果您也有兴趣一起来讲故事，或是聊聊关于阅读、关于书籍的事情，欢迎把文字稿和音频发给我们。 读不孤，必有邻。 要求： 1·稿件以1500字左右为宜 2·手机录音即可 联系邮箱： viabewater@163.com  早｜茶｜夜｜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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