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恩格斯并没有把他的哲学立场称为 “辩证唯物主义”，而是更倾向于使用 “唯物主义辩证法”一词，认为他和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认为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在布尔什维克的传统里，“辩证唯物主义”被列宁和斯大林确立为马克思和恩格斯 哲学的名称。这种名称上的变化反映了对恩格斯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片面理解。列宁和斯大林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恩格斯力图对它们进行调解。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接受了黑格尔系统的三大划分，即自然科学进入黑格尔自然哲学的位置、历史科学进入他的精神哲学的位置、在 “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中形成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辩证 “原理”与黑格尔的逻辑并列地成为真正的哲学。恩格斯认为 “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能够把握存在的原理，这样的主张包括如下唯心主义观点，即存在的概念必须限制在我们的经验领域内。恩格斯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特征以培根关于人类知识的实践来源的论述为基础。
【关键词】辩证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辩证法; 恩格斯; 黑格尔; 理论与实践
恩格斯没有把他的哲学立场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最早使用这个词来形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是狄慈根（Joseph Dietzgen)和普列汉诺夫( Georgi W．Plechanow) [1]。这个词被考茨基 ( Karl Kautsky)和列宁采用，由此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恩格斯本人更倾向于“唯物主义辩证法”这样的表述[2]。他使用马克思《资本论》里的著名比喻来例证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 idealism) 相对立的立场，即他和马克思已经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3]。马克思具体地描述了这种颠倒: “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4]
恩格斯从这些马克思主义表述中看到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立的精髓: “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5]
如果这些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基本定义，那么黑格尔系统似乎明显属于唯心主义阵营。黑格尔声称，他的逻辑范畴的发展也预设了现实所有领域的基本结构。他的隐喻性论题——— “纯理念” ( pure idea) ，亦即他的逻辑范畴的生成 ( generative) 语境， “解脱 ( discharge ［entl sst］) ”[6]自身并进入自然界，这意味着他绝不否认的经验偶然性并不影响现实性(actuality［Wirklichkeit］)的建构逻辑原则。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引用恩格斯的话证明他的如下观点: 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 “不可调和的”哲学立场，因为唯物主义主张知识的现实 “反映论”，而唯心主义则认为主观性对任何客观性都具有建构作用。[7]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如下观点，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持有相同的哲学立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学说中获得权威地位。但卢卡奇(Georg Lukács) 在其《历史与阶 级意识》中则持相反观点，称马克思与恩格斯并不相同，马克思力图实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综合。这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者和倾向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产生巨大影响。卢卡奇提到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一条提纲: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8]根据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观点，恩格斯忽视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唯心主义方面，即它的对象建构功能，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因果解释统一起来[9]。似乎能说明对恩格斯的这种解释的是，斯大林在其影响颇大的著作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诉诸恩格斯和列宁，将辩证唯物主义阐发成一种决定论，并把恩格斯对马克思费尔巴哈提纲的参考纳入这种阐述 ( 这一点我们后面会看到) 。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恩格斯的解释后来被西方的梅勒－庞蒂 ( Merleau－Ponty) 、萨特 ( Jean－Paul Sartre)、兰德格雷贝 ( Ludwig Landgrebe)、施密特(Alfred Schmidt) 和韦尔默( Albrecht Wellmer)等著名人物所采纳，这里只是略举几例。然而，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 1967 年版序言中修正了他的立场[10]。我追随卢卡奇自我修正后的观点，认为列宁、斯大林以及接受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恩格斯的解释的作者，都从片面和有限的角度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进行理解。我想说明的是，恩格斯绝不是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倒退，而是把它扩展为一种哲学立场，这种立场尽管不乏缺陷，但仍然具有系统的意义。
恩格斯与黑格尔的关系是下文的重点，将分为三个部分展开论述: 首先，我要解释恩格斯的如下观点，即黑格尔的系统中包含着唯物主义的特征; 然后，我将简要讨论列宁和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念，这些观念与前东方集团 ( East bloc) 和西方著名作者所理解的恩格斯 “唯物辩证法”是一致的; 最后，我想概述恩格斯在黑格尔系统的启发下，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创新性延续及其对当代的系统意义。
恩格斯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著作中认为，现代性的唯心主义系统 “越来越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因此，归根到底，黑格尔的系统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11]。这个初看令人惊讶的说法的出发点是如下事实: 黑格尔的主张———认为能够通过他的逻辑范 畴的生成语境来把握现实所有领域的基本结构———应该在他的系统里的现实哲学部分 (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 中兑现(redeem)。正如恩格斯所说，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的 “几百处地方”，“从自然界和历史中举出最令人信服的例证来证明辩证法规律”[12]。恩格斯用这句话使其非常粗陋的指责———黑格尔把思维的逻辑规律 “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相对化或被修正了[13]。这个观点———黑格尔系统代表了“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的核心在于，黑格尔通过不恰当的自我理解掩盖了他的系统中面向未来的特征。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只有“接受了辩证法”才会达到黑格尔系统的现实哲学部分的反思水平[14]。恩格斯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接受了黑格尔系统的三大划分:自然科学进入黑格尔自然哲学的位置，历史科学进入他的精神哲学的位置，在“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中形成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辩证“原理”与黑格尔的逻辑并列地成为真正的哲学[15]。因而，遵循着使黑格尔系统头脚倒置这种纲领性格言的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应该是有经验依据的，不能将其视为先于经验的原理的背景[16]。
恩格斯认为，他和马克思对黑格尔系统架构的有意颠倒，是对黑格尔进行内在批判的结果。黑格尔宣称，他的逻辑的范畴框架通过他在自己系统的现实哲学部分严格组织起来的经验材料来表现自身。然而，黑格尔虽有惊人主张，即“对自己绝对有把握，并且在自身中宁静”的纯理念 “解脱”[17]自身并进入自然界，但他忽视了他必须借助于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经验研究里根本上可证伪的结果，这样，构成其系统的论题———他的逻辑包含现实所有领域的原理———也受制于可证伪性的保留。如果考虑到黑格尔现实哲学里不可或缺的研究成果的偶然性，那么，他的系统的“绝对真理”主张就必须像恩格斯作出拒绝那样被拒绝[18]。这又回到启蒙运动 ( Enlightenment) 对认知世界的理解。根据这一理解，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对其 “必要的局限性”的认识，但同时又有理由认为“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19]。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黑格尔的系统架构“从头到脚”倒置过来的目的，绝不意味着黑格尔逻辑中的辩证思维形式———其“合理内核”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揭示的[20]———可以通过对经验研究成果的描述性总结来获得，尽管偏爱片面、尖锐表述的恩格斯有时会给人相反的印象。如果思维的辩证形式具有纯粹的经验内容，那么恩格斯的纲领性说法———他的唯物辩证法的真正哲学部分在于“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就不恰当了[21]。恩格斯坚信他所处时代的科学的实证主义特征揭示了严重的反思性缺陷: “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要不理睬哲学或辱骂哲学，就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22]实证主义淡化了这样的事实: 经验科学所应用的方法论前提反映了“过时的哲学”对“所谓有教养者的”意识的影响[23]。恩格斯把辩证的思维形式应用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方案，包含了对实证主义的坚决反对态度。在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那里，哲学和经验科学因此形成以彼此为基础的关系: 恩格斯认为，纯粹的思维学说一方面需要经验的联系，另一方面能纠正把哲学上过时的前提不加反思地交给自然科学的做法。但在恩格斯那里仍然不清楚的是: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的真正哲学出发点是什么。这是他的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方法论缺点。
列宁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观点的前提是他综合并简化了关于这对概念的两种不同解读。他从恩格斯那里获得第一种解读。根据这种解读，这个矛盾源自关于这对概念的如下定义: 唯心主义以精神为“本原”，唯物主义以自然为“本原”[24]。列宁以其观点———即唯心主义“只是在哲学家说物是我们感觉的时候才开始的”———带来关于 “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这对概念的第二种解读[25]。他认为，与这种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唯物主义把我们的“知觉和表象”看作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事物”的“复制品”[26]。他将关于“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这对概念的两种解读相互联系起来，认为那些把精神看成本原的人必须用表象来识别事物。列宁把对唯心主义的这种理解追溯到贝克莱( George Berkeley) [27]，然而，他因此既曲解了贝克莱的立场，又曲解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这些作者都没有干脆直接地把外物的存在等同于它们在意识中的呈现。贝克莱的核心观点是，不存在绝对独立于我们的事物，但并不否认的是，即使事物实际上没有被任何人感知也可以存在于我们经验的视野之内: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贝克莱的说法，它们的存在在于它们被感知的能力[28]。根据康德的超验唯心主义，我们对绝对独立于经验的“自在之物”( things in themselves)没有任何知识，这样的超验唯心主义与经验实在论(empirical realism)相伴而存。就黑格尔的系统观念而言，精神 “假设”自然，精神同时又预设自然，而这两种对立观点的综合具有核心意义。列宁为自己选择唯物主义而提供的理由是，这种认为“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信念，是我们与世界的自然的关系所不可缺少的[29]。现代的唯心主义者都没有对这种信念必然发生的说法提出异议。列宁忽视了对他们的立场至关重要的在时空对象的自在之物概念上的区分，根据这种概念，我们必须在我们经验的视野中赋予这些对象一种甚至外在于它们各自在意识中的呈现的存在，但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它们绝对独立于经验而存在。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我想说明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包含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区分。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者和倾向马克思主义的作者普遍认为，恩格斯忽视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论述的人类实践的对象建构功能，这种观点可以从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对恩格斯的解释里得到初步的支持。斯大林的唯物主义决定论明显地出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解释中[30]。他认为，属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上层建筑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政治制度”反作用于“社会物质生活的条件”[31]，从而拒绝关于这一理论的简单化解读，即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的历史发展仅仅遵循内在的规律。然而，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的形成，是在它们对物质基础问题的解决不可或缺这种意义上被决定了的: “新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理论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所必需的，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的组织、动员和改造工作，便无法执行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中的急迫任务。”[32]按照这种说法，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所面对的任务是筛选出可预测物质基础的这种重构的当代思想和理论[33]，对这些思想的认识是政治行动成功的先决条件。
斯大林介绍说，恩格斯和列宁是他对实践的决定论理解的重要见证人[34]。他引用了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的著作中的一段话，其中恩格斯采用了培根的格言，即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之所以一样，是因为“凡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动作中则为法则”[35]。恩格斯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著作中认为，对关于世界的“彻底认识”的怀疑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自己制造一个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36]。这段话对于回答恩格斯是否落后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问题具有核心意义，因为马克思本人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间接提及培根:“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37]但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重点放在政治实践，而不是像恩格斯后来那样把重点放在自然科学及其在工业里的技术应用。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将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著作中的上述段落看作是某种证据，证明恩格斯的实践方法是寻求因果解释并想利用这些解释的实验者的方法[38]，因而恩格斯错过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批判－解放时刻。与此一样，萨特、兰德格雷贝、施密特和韦尔默也认为，恩格斯用他的自然辩证法的纲领性草案巩固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相对于他的实践概念的优先地位[39]。按照这种西方传统进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伪科学的、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他的唯物辩证法完全无效。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版的序言中撤回了该书对恩格斯的如下批评: 恩格斯把他的实践概念集中在现代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应用上，忽视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核心——— “历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中介”[40]。根据这种自我修正，卢卡奇之前对恩格斯的批评完全集中在自然科学技术的对象相关性，并淡化了如下事实: 实验是作为一种历史性合作事业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决定性检验方法。正如培根所正确预言的，现代自然科学通过实验的成功，不仅取代传统形而上的 自然哲学，带来科学史的转折点，还为全球科技文明开辟了道路，引领人类摆脱在自然力量面前的无力感。根据卢卡奇的上述序言，这样理解的科学技术实践必须扩展为一种“全面的实践”，以便能够发挥“恩格斯正确要求的功能”，作为验证有助于人类进步的理论的实例[41]。那么，当进行实验的自然科学家的合作对社会关系的共同形成产生一种范式意义，并相应地对公众透明时，这种“全面的实践”就实现了。如果自然科学研究仍然是专家们的事情，不为公众所知，那么它就可能被用作关于支配地位的主张的工具。
卢卡奇在 1967 年的序言中说道，恩格斯创造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 “历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中介”的观念。这种说法可以从恩格斯对现代自然科学的种属史(genus－historical ［gattungsgeschichtlicher］) 分类开始获得具体的证实。劳动作为人类特定生命形式的种属史起源的构成部分，以其实验方法和技术应用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劳动是 “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42]。人类劳动的定义在于生产工具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是在种属的历史上获得、然后传递下去的[43]。恩格斯认为，使用工具的实践是思维的根源，因此，思维的基本范畴是因果关系: 实践的种属史起源是我们的活动能够带来可预测的效果的经验。“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 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44] 思维的发生是一个循环往复 ( recursive) 的过程: 最初人们以机械的方式使用设备，为因果关系的认知提供了动力。这反过来又塑造了人们有条不紊地行动、进而自觉地塑造自身生活环境的能力。在劳动中认识自然所依赖的基础，即从动物到人的进化步骤所依赖的基础，被人们以现代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延续到更高水平。
恩格斯以唯物辩证法为纲，认为社会历史的路径类似从古代工具的使用到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历史路径: “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态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对它们来说是被创造出来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与了创造，那也是不自觉和不自愿的。相反，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 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45]这段话的重点是，当我们知道历史是如何 “被创造”时，知道其结构原理时，我们自己只能 “创造”，也就是说，我们有意识地塑造历史。在此，恩格斯将培根的格言———人类只有顺从自然才能统治自然———转移到社会历史上[46]。但恩格斯超越了培根的因果机械论概念。只有这样，他才能将他的核心论点———只有在我们能够按照自然过程 的条件生产这一过程时，我们才能把握自然过程的“本身”———扩展到社会。根据恩格斯的说法， 自然界可以“检验”辩证法，他认为“黑格尔著作中已提出一个虽然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阐发的、却无所不包的辩证法纲要”[47]。恩格斯在“本质”概念中看到黑格尔辩证逻辑的核心，即“反思” ( reflection)[48]。这一概念在恩格斯唯物辩证法中的关键作用被列宁和斯大林忽略了，也被可追溯至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的西方思想路径所忽略。这意味着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解错过了恩格斯唯物辩证法的中心点。换言之，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解忽略了恩格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要点。
我先简单概述黑格尔的本质概念，再由此进入恩格斯对它的唯物主义解释。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从有(being) [49]的领域到本质这一步，是对有的领域的回归。在有的逻辑之初，变易 ( becoming) 的范畴就经过并进入定在( existence［Dasein］) 的范畴; 对黑格尔来说，“定在”意味着由严格规定的相互外在的实际存在物 ( entity) 组成的整体。正如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已经强调的那样，在有的逻辑里发生在变易之中的从变易到定在的步骤，只有在其能够被归结为规定 ( determination) 的时候，才能被认定为这样的步骤。在黑格尔的本质逻辑中，在有的逻辑中从变易到定在的过渡在有的基础维度上重复进行。黑格尔看似神秘的公式———变易实质是“从无到无并从而回到自己本身的运动”[50]———意味着每一个规定性(determinacy)都是在一个本身没有潜在的客观性的自己与自己相关(self－referential)过程中产生的: 对黑格尔来说，“无”意味着“无规定性” ( indeterminacy)。在黑格尔那里，形容本质的自己与自己相关的名称是“反思”。反思是 “假设”，因为它带来了规定; 反思又是“预设”，因为它并不创造有的领域，只是产生其规定。黑格尔把自觉的主体性理解为本质自己与自己相关的自在之物(being－for－itself)。按照他的说法，精神“假设”了自然，因为它构成自然的概念规定; 精神又预设了自然，因为它把自然视作预先给定的东西。必须牢记的是，一个被剥夺了所有概念规定的自然将是完全不确定的，并且是这种意义上的“无”。
恩格斯在黑格尔的逻辑中看到了对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进行范畴重构的方法。黑格尔纯粹从概念上把握有的逻辑中的“变易”范畴，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提到自然界即物质。他同意赫拉克利特 ( Heraclitus) 的观点，即 “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 ［become］[51]和消逝着”[52]。人们可以在迄今为止的宇宙史中认识到这种日益复杂的根本趋势。然而，恩格斯正确地预言，我们所知道的最复杂的物质———地球上的生命———是注定要消亡的，因为太阳不可能永远提供生命所需的能量。恩格斯跟在他之前的赫尔德 (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一样，认为康德在其《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中的假说是对宇宙早期阶段的充分重构。根据这个假说，太阳系和行星系是在牛顿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通过物质的无定形星云的凝结而演化出来的[53]。康德的推测性解释的基础要点也被代宇宙学所接受。赫尔德在他的《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对这种解释进行概括，使之成为自然史中物质自我组织的范式，并将这一范式移植到社会史。赫尔德的主导观点是，在这两个领域中都存在着复杂的结构，这些结构“通过一种引导它们走向秩序的内部力量建立在相互抵制的力量的平衡上”[54]，这预见了现代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因为赫尔德所说的 “内在力量”无非是自我组织原则。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和他没有明确提到的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之间的联系在于它们都提到把唯一实体(substance) ———神或自然( Deus sive natura)———定义为自身原因(causa sui)的斯宾诺莎[55]。恩格斯同意黑格尔的观点，即斯宾诺莎的自身原因公式所代表的自我组织原则必须从本质逻辑的角度来把握。恩格斯在其“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中，以“对立的相互渗透规律”的主题接受了黑格尔的本质概念[56]。他接受了黑格尔在本质逻辑中对相互作用范畴的解释，而黑格尔把这种解释与斯宾诺莎将实体确定为自身原因的观点一并整合到他的逻辑中。恩格斯认为，在 “普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 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57]。这与一般系统论中的因果关系概念相对应:后者的特点是产生复杂结构的反馈效应(feedback effect)[58]。
在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中，达尔文的进化论构成了宇宙历史和社会历史之间的连接纽带。恩格斯说动物的进化史“对它们来说是被创造出来的”[59]，这种隐喻性说法意味着，这一历史仿佛是为了使那些最适应环境的动物得以生存的目标而行进的。由于人类也是进化的产物，恩格斯以思想为生命服务的功能来解释思想的出现。在思维与劳动之间的反馈效应的基础上，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接受的“有”的逻辑中的相互作用概念，被运用到人类生命形式的起源。恩格斯认为，我们可以认知自然过程的“本身”，只要我们能“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60]，他因此将我们可以在行动中利用的因果调节过程解释为认知的最初对象。我们的认识最初适用于过程，这与恩格斯关于“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的基本论述是一致的。在思维的进展过程中，自然过程成为真命题的 对象。这样，自然界的变易对我们来说就变成一种有。恩格斯以 “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being］[61]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62]的说法，把有的概念———他在黑格尔“定在”概念的意义上使用的概念———结合到人的主体性。在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中，本质的自己与自己相关如同在黑格尔的逻辑中那样，是从变易到定在的基础，而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基础作用更为具体:劳动和思维之间的循环往复关系，可以归入本质逻辑中相互作用的范畴之下。因此，恩格斯并不像列宁所假设的那样，主张认识的现实反映理论。在我们的视野中构成自身的有不是变易的复制。在恩格斯看来，在一个因果有序的自然过程的“本身”( in itself)中，当我们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时，我们就会认识到它，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本身”的问题。在恩格斯那里，“变易”这个不确定的名称代表了一个绝对独立于我们的“本身”。严格说来，我们甚至不可能谈及 “变易”，因为这只是在可规定时才是可识别的，并在这种意义上才有的 ( is ［seiendes］)。
对恩格斯而言，认知的对象是在实践的视野中建构的，这点与马克思是一样的。有－客体( being－objective) 的建构和人的主体性建构是一致的。因此，卢卡奇正确地撤回了如下批评: 恩格斯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表达的历史过程中主客体的辩证中介视而不见。恩格斯在哲学上的创 新成就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嵌入到指向现代一般系统论、同时又包含着这种系统论所缺乏的反思步骤的唯物辩证法设想中。
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反对以卢曼( Niklas Luhmann)为突出代表的关于系统论(System Theory) 的普遍解释的主张，因为它仍然停留在观察者的描述－解释视角之内[63]。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理论必须将这一视角与生活世界的参与者的视角联系起来，后者赋予社会行为者为其行为负责的责任[64]。哈贝马斯接受了胡塞尔对因果解释科学的自然态度和生活世界中的个人主义 (personalistic)态度的区分，在方法论上将观察者和参与者的视角结合起来[65]。这种区分已经实质性地存在于恩格斯的著作中。恩格斯的观点———自我组织的系统原理在自然界以及社会历史中都是有效的———是其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然而，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这种社会观仍然是“片面的”[66]。因为人离开动物越远，人作为负责任的行为者，“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67]。恩格斯的实践概念是与哈贝马斯所接纳的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相对应的。在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中，从世界的科学解释到社会行为者的自我反思的步骤，是与黑格尔将主体性确定为自己与自己相关的自在之物的观点类比着展开的。恩格斯与后来的胡塞尔一样，把自然科学研究理解为负责任的行为者的实践。现代自然科学在具备普遍约束力的真理标准得以形成的知识层面上延续了构成人类生命形式起源的思维和劳动的循环关系。自然科学实践扩展到综合实践，其中社会行为者对历史上社会的自我组织进行反思。按照基础/上层建筑理论，他们认识到，植根于经济层面的社会冲突，迄今为止已经渗透到所有形式的社会中，这反映在他们的规范性自我描述的意识形态畸变中。通过洞察这些意识形态的畸变，我们可以从这些畸变中解放出来并发起社会变革，而这种变革如果要持续下去，就必须包括经济关系。
哈贝马斯在其与卢曼的交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历史唯物主义联系起来的[68]。我认为哈贝马斯与阿佩尔(Karl－Otto Apel)一起研究得出的、与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的分析性超验哲学有关的交往理性理论，构成了恩格斯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的充分框架，而恩格斯的方法论地位在他的著作中仍未明朗。然而，我认为哈贝马斯反对卢曼的立场是有限度的，因为哈贝马斯告别了霍克海默( M．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仍然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思想形式。直面恩格斯可以促进这种思想形式的复兴。在我看来，正如哈贝马斯简明扼要所说的，我们仍然是青年黑格尔派在哲学上的同时代人，因而也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同时代人[69]。
参考文献：
[1] 原文标题为 “Was Engels a Dialectic Materialist?”，原文尚未发表，译者已经取得作者授权翻译。Dietzgen，“Streifzüge eines Sozialisten in das Gebiet der Erkenntnistheorie”( 1887) ，Dietzgen: Schriften in drei Benden，Hrsg． von der Arbeitsgruppe Philosophie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Berlin，1961，Vol． III，pp． 29－130; Plechanow，“Zu Hegels sechzigstem Todestag”，Die Neue Zeit ( 1891 /92)，pp．198－203，236－243，273 － 282; See the article“Materialismus，dialektischer”，Historischen Warterbuch der Philosophie，Joachim Ｒitter und Karlfried Gründer ( ed ) ，Bd．5，Basel，1980，pp．851－891，here: 851 f.
[2]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Werke.43 Bde，Berlin,1956 ff. ( in the following cited as: MEW) .Bd.21，p.293.Translation from Engels,F.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trans．Progress Publishers(1946),published at https: / /www． marxists． org /archive /marx /works/download /Marx_ Ludwig_ Feurbach_ and_ the_ End_ of_ German_ Classical_ Philosop.pdf － accessed 12 /2 /2020．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98 页。以下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引用简单标注为文集第几卷第几页。
[4] Marx，Das Kapital，Erster Band． MEW 23，27; Translation adapted from Marx，K． “Capital，Volume One”，Tucker，Ｒ． C． ( ed． ) ，The Marx － Engels Ｒeader: Second Edition，USA: W． W． Norton and Company，1978，p． 301． 译文参见文集第 5 卷第 22 页。文集第 4 卷第 278 页。
[5] Hegel，Wissenschaft der Logik II = Werke，Eva Moldenhauer und Karl Markus Michel ( ed． ) ，20 Bde，Frankfurt a． M，1970，Bd．6，S.573; Translation from G.W.F.Hegel，The Science of Logic，trans.G.Di Giovanni，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752－753．
[6] Lenin，Materialismus und Empiriokritizismus［11908，21920］，Berlin，1949．S．28 ff; Translation from V．I．
[7] Lenin，Collected Works Volume XIII: Materialism and Empirio － Criticism: Critical Notes Concerning aＲeactionary Philosophy，trans. D．Kvitkop and ed．A．Trachtenberg，USA: Martin Lawrence Ltd，1927，p.151．
[8] Luká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Studien über marxistische Dialektik［1922］． Neuwied /Berlin，1968，S．86; Translation adapted from K． Marx，“Theses on Feuerbach”，Tucker ( ed.) ，The Marx－Engels Ｒeader.p.143．译文参见文集第 1 卷第 499 页。
[9] Luká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S. 61 f.,241 f．
[10] A．a．O．，S．19 f．
[11]文集第 4 卷第 280 页。
[12]Translation from Marx and Engels，Collected Works Volume 25: Engels，trans．E．Burns and C．Dutt，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1987，p．357;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CW 25．译文参见文集第9卷第464页。
[13]文集第9卷第463页。
[14]文集第9卷第461页。
[15]文集第9卷第461页。
[16]文集第9卷第39页。
[17]Hegel，Wissenschaft der Logik II = Werke，Bd．6，p．573; Translation from Hegel，op cit．pp．752 －753．译文参见［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53页。
[18]文集第4卷第271页。
[19]文集第4卷第298页。
[20]文集第9卷第441页。
[21]文集第9卷第461页。
[22]文集第9卷第460页。
[23]文集第9卷第460页。
[24]Lenin，Materialismus und Empiriokritizismus ( note 5)，p．155;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op cit，p.74．
[25]In the place cited．，p.100;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op．cit．，p.84．译文参见［苏联］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5页。
[26]In the place cited．，p，30 f.，72;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op.cit，pp．146，77，83.
[27] In the place cited．，p.31．
[28] George Berkeley，Eine Abhandlung über die Prinzipien der menschlichen Erkenntnis，Alfred Klemmt (ed.),Hamburg，1979，§ 3，S．26．
[29] Lenin，Materialismus und Empiriokritizismus，p．59;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op cit．，p．47.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6页。
[30] Cf．Stalin，über dialektischen und 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Complete text and critical commentary by Iring Fetscher，Berlin，71962，“Einführung”，p．12 f．
[31] In the place cited．，p．93;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J．Stalin，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USA: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1973，p．20．
[32] In the place cited．，p．94;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op cit．，p．23．
[33] In the place cited．，p．95 f．
[34] In the place cited．，p．84 f．
[35] Francis Bacon，Neues Organon，Lat，－dt．Hrsg．und mit einer Einl，von Wolfgang Krohn．2 Bde，Hamburg，1990，Bd．I，Aphorismus 3，p．80 f; Bacon，Novum Organum，Trans．Spedding，J．，Book I，Aporism III．译文参见［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8 页。
[36] 文集第4卷第279页。
[37] 文集第1卷第500页。
[38] Luká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 note) ，p． 242．
[39] In the place cited． ，p． 63，note 6; Jean － Paul Sartre，Kritik der dialektischen Vernunft，I; Band，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Praxis，Hamburg，1967，p． 27 f，33 f; Ludwig Landgrebe，“Das Problem der Dialektik”，ders． : Phnomenologie und Geschichte． Gütersloh ［1968］， pp． 80 － 134，here: p． 127 ff; Alfred Schmidt，Der Begriff der Natur in der Lehre von Marx，Neuausgabe，Frankfurt a． M． /Kln，1971， p． 51 ff; Albrecht Wellmer，“Kommunikation und Emanzipation． überlegungen zur，sprachanalytischen Wende‘der kritischen Theorie”，Urs Jaeggi /Axel Honneth ( ed． ) ，Theorie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Frankfurt a． M，1977，pp． 465 － 500，here: p． 469 ff．
[40] Luká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p． 19 f，61 f．
[41] On the place cited． ，p． 20．
[42] 文集第 9 卷第 550 页。
[43] 文集第 9 卷第 555 页。
[44] 文集第 9 卷第 483 页。
[45]文集第 9 卷第 421—422 页。
[46]Bacon，Neues Organon ( s Anm． 21) ，Bd． I，Aphorismus 3，p． 80 f．
[47]文集第 9 卷第 439 页。
[48]文集第 9 卷第 49—50 页。
[49]being 在恩格斯文本语境下译为 “存在”。——— 译者注
[50]Wissenschaft der Logik II = Hegel: Werke，Bd． 6，p． 24; Translation from Hegel，op cit． ，p． 346． 译文参见 ［德］ 黑格尔: 《逻辑学》 下卷，第 15 页。
[51]这里 “生成”跟 “变易”意思一致，只是译法不同。———译者注
[52]文集第 9 卷第 415 页。
[53]文集第 9 卷第 419—420 页。
[54]Johann Gottfried Herder，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Martin Bollacher ( ed． ) ，Frankfurt a． M，1989，p． 669．
[55]MEW 20，499; cf． Bollachers commentary on Herders Ideen，op cit，pp． 922，948．
[56]文集第 9 卷第 401、463 页。
[57]文集第 9 卷第 25 页。
[58]Ludwig von Bertalanffy，General System Theory，New York，1968． p． 45．
[59]文集第 9 卷第 421 页。
[60]文集第 4 卷第 279 页。
[61]这里 being 译为 “存在”，跟 “有”意思一致，只是译法不同。———译者注
[62] 文集第 9 卷第 47 页。
[63]Habermas，“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Niklas Luhmann”，Habermas/Luhmann，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Frankfurt a．M，1971，pp.142－290，here: 144．
[64]In the place cited．，p．220 sq．; Habermas，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atkapitalismus，Frankfurt a.M,1973,pp.11－19．
[65]Edmund Husserl，Ideen zu einer reinen Phanomenologie und pha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Zweites Buch，Phanomen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Konstitution，Hrsg.von Marly Biemel ( Hussserliana，Bd.IV) ，Den Haag，1952，p.281，Cf. p.288，Fn.1．
[66]文集第 9 卷第 483 页。
[67]文集第 9 卷第 421 页。
[68]Habermas，“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pp.285－290．
[69]Habermas，Nachmetaphysisches Denken，Frankfurt a.M,1988,p.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