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想讨论的话题，叫做：为什么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 我想聊这个话题，因为之前讲到jordan peterson的书时候，说到他是西方意识形态分化的一个代表，我们讲到在西方世界，很多时候不同观点的阵营分化到了谁也听不进谁的程度，沟通变得如此让人心累。 我相信这一点也是我们大家有时候在互联网上论战，或者是在生活中跟人沟通——包括跟恋人 父母沟通时候的一种感受：明明是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就是讲不清楚？对方为什么是如此愚蠢，又如此固执？但有的时候我吵得声嘶力竭的时候，就会想：对方是不是也在这样想我呢？ 下面我们就来讲讲为什么沟通变得如此累心。  有一本书叫做《专家之死》，作者是一名研究国际战略的专家，大学教授，他就发现人们无知，但却非常自信。 2014年《华盛顿邮报》对美国人展开一项民调，询问美国是否应当军事介入当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结果却发现，接受调查的人中只有1/6的美国人——不到1/4的大学毕业生——能在地图上指出乌克兰的位置。 但是这不妨碍人们对打仗的热情。更有意思的是，民调发现对军事介入乌克兰的热情与知识的欠缺是成正比的。越是认为乌克兰在拉丁美洲或大洋洲的人，越是希望美国发动军事干预。 作者非常恐慌地发觉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 发现那些明明应该把人变得更聪明的事物，比如高等教育的普及，并没有把人变得更聪明；公共讨论的扩大，并没有人把人变得更宽容；互联网信息的海洋，并没有把人变得更好学。  《专家之死》讨论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即便接受了高等教育，也没有提高自己对公共议题的认知水平。 我首先声明一下，这本书是根据国外高等学府的现状来进行分析，并不一定符合国内大学的情况；另外呢，这本书的作者自身是一个大学教授，所以对于高等学府里的现状是带着一种深刻的失望和愤怒，他的观点对于一些听众来说，也许是有些刺耳的。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之前分析“人生不平等”这个题目的时候曾经说到一本书，叫做《文凭社会》，讨论文凭是什么。那本书的写于四十年前，作者是教育学者柯林斯，他认为文凭的出现，是因为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需要更多的“文职”工作者。文凭是什么？文凭不是受教育的成果，而是一个盖在身上的戳，让企业能更好地识别你，降低筛选成本。 而《专家之死》的作者则认为文凭甚至不是一个戳，而是一个消费凭证。  他认为大学已经不像是一段非常严格的学习过程，而变得像是一种消费体验。年轻的美国人潮水般涌入大学，交高昂的学费，教育变得日益商品化。当今的大学不再把学生当作学生对待，而是给予客户的待遇。 前面在讲“人生不平等”的时候我也谈到，高中的时候很多人都听过老师的一句话：“上了大学你们就解脱了。”大学生活好像的确比高中轻松很多，如果没什么要求的话，选高分的水课也能蒙混过关。 《专家之死》这本书认为，现在的大学倒像是一个多年假期套餐的商品，而不是与教育机构和教职员签订的一场求索知识教育的契约。 商品社会的规则就是：顾客至上。  所以现在的大学有很多照顾到大学生心理体验的举措，比如我上大学的时候，每学期都要给老师评分，作为学生这种感受是很爽的，但我不知道如果是老师的话，会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教学策略，把学生的分打得更高一点。 那在西方情况更严重和特殊，2016年一帮耶鲁的学生要求英文系取消必修课程“英国主要诗人”，因为这门课太偏重欧洲白人男性，不够照顾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情绪。  在这种氛围下，学生会被灌养出一种对成功的错觉和对知识的过度自信。 有一个例子，说一个名天体物理学在大学做了一场关于导弹防御计划的讲座，一个本科生就在提问环节挑战这个专家，在几轮争辩之后，这个学生意识到一个重要大学的科学家是不会因为和一个大二学生争辩几分钟就改变主意的，这个学生最后耸耸肩说：““嗯，你的推测也不错，跟我一样。” 这个天体物理学家打断年轻人。“不不不，我的推测比你的好。”  我自己也会在现实的讲座，或者是知识问答的网站上看到类似的现象。 一个专家提出一个观点，比如说一个文学领域的教授或者文学评论家，学生不同意，开始争辩，但是公平地说，这种争辩往往很难是同一个水平的，但学生会说：“作为一个学中文的学生……”“作为一个高考语文120分的人……”“我小时候也喜欢看书……” ——似乎这种履历就可以和几十年的从业经验齐平。 但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讲座的现场，还是专家和教授妥协了，说：“你的看法也有道理。”“你这样想也很对。可能是我过时了。”于是挑战者的自信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觉得自己赢了，至少是没输。  我觉得这种妥协除了来源于专家学者本身的素养，和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年轻人的崇拜，还来源于一种朴素的观点：人人平等，我们要尊重另一个人的观点。 但是尊重别人的发言这个行为不代表我们就需要认同他们的错误。 如果资深的从业者自愿地放弃自己坚持，那么几十年的从业经验就像是反智主义所鼓吹的那样，真的会变得没有价值。
接下来我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都说“真理越辩越明”，当公共讨论足够充分的时候，是不是会让我们更接近真相？ 很多时候，集体的智慧是存在的。比如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说一个集市上大家都要猜一头公牛的重量。大家猜的结果得出的平均值，比任何一个人的猜测都要准确，而且和真正的重量相差无几。 集体的猜测胜过个人，因为庞大的总量有助于消除一定程度的证实性偏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是“群众的智慧”说了算。我们前面说到，观点不等于知识，观点更不等于“事实”。比如说这次疫情的源起，我们需要的是大量科学家和医学从业者的科研和调查，而不是靠业余人士的猜测。、，在讨论某个事实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大多数人站在我们这边而宣布我们是胜利的。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哪怕是对于观点的讨论，我们也不能迷信地相信所谓“大部分人的意见”，你需要弄明白所谓大部分人的意见是怎么来的。 有一种很有意思而且非常普遍的现象，叫做“少数人主导”的现象。 就是在任何一个群体中，只要有3%～4%永不妥协的少数派，他们就会全身心地投入战斗，把毕生精力投入于改变别人的想法，捍卫自己的利益，而且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大部分人其实对公共讨论没那么强的热情，觉得吵一吵就完了，时不时地看一眼战况。那么这样的大部分人就非常容易被极端，顽固，行动统一的少数人所说服，或者压制。最后服从于少数派的偏好和选择。 这群少数派就是我们经常在社交网络上看到的“带节奏的人”。
有个例子，比如说脱欧，早在十年前可能除了一小撮人以外没有人对欧洲的归属问题感兴趣，后来因为一部分强硬的欧洲反对派的努力，以及讨论造成的群体极化、互相认同站队，脱欧就从一个边缘的立场最终在公投中胜出。当然，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也很复杂，还有一些社会结构的变化，历史的偶然因素等等。 但我想说的说，所谓“主流意见”和“少数派的边缘立场”有时候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有时候更像是薛定谔的大多数。 ——到底哪种才是“大多数人的观点”，取决于观察结果的时机。 而我们现在看起来非常极端和不可理喻的观点，也许在几年之后，就是主流意见，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也是为什么我会讲这个话题的原因。
《专家之死》这本书的作者非常的悲观，他发现人们不再相信专业人士了，而某种程度上，“精英”这个词也像个贬义词，它代表了傲慢，不接地气，不食人间烟火。 我想，仅仅是指责民众的所谓“反智”是不公平的，本该让我们更清晰，更理性的人失败了，其中也有精英和专家自己的失职。 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这个世界最可悲的事情，就是愚蠢的人总是自信满满言之凿凿，而有着智慧和想象力的人总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他还说过另一句同样精彩的话：“如果你听到和自己相反的意见就发怒，那么就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的看法没有充分的理由。” 希望我们在察觉到自己可能犯蠢的时候都能更谦虚一些，而在捍卫理性的时候更坚定一些。 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还拥有能区分愚蠢和理性的智慧。
在完整版的节目中，我还讲到另一本叫做《认知陷阱》的书，作者是父女俩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他们写这本书的发现，是发现很多人即便是面对很多说服力的证据，还是否认确凿的科学事实，去相信不靠谱阴谋论。 完整版的节目中，我还讲到为什么人们会在认知上犯各种各样的错误，还毫无自觉？有时候毫无自觉，还会变得更固执？ 人们为什么容易相信阴谋论？ 什么是“证实性偏见”？为什么它是人们沟通如此累心的重要原因？ 那些职业骗子是如何利用我们的认知缺陷的？“割韭菜”“收智商税”是怎么成功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