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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7年年底的时候，我在著名作家孙见喜老师家里，和他谈起了新出版的《贾平凹传》，孙老师是这本书的作者，我疑惑于贾平凹与三毛的一段故事写得有些简略，孙老师说你可以把这个故事抽出来专门去写。 过年的时候我又一次通读了三毛的全部作品，而过年正是我父亲去世的时间，在一种悲伤的情绪之中，我写了个剧本，叫《平凹与三毛》。 这个剧本在2019年十月号《华文月刊》上全文发表，同时发表的还有《华文月刊》常务副主编李印功对我的一个专访，专访的题目叫作《一个传奇故事的再生——听女作家东篱谈贾平凹与三毛》。 随后，我与这个故事便一直纠缠不断。有一位出版社的社长看到了《华文月刊》，看到了我在杂志上发表的剧本和访谈，提出要约见我。 李印功陪同我见到了社长，当场定下由我把剧本改编成长篇非虚构作品的决定，出版社将来考虑出版。 2020年的春节是在猝不及防的疫情中度过的。心绪波涛起伏，迟迟不能开笔，只是在一个劲地阅读，三毛是读了又读的，那么就读贾平凹吧。于是把贾平凹从头至尾又读了一遍，特别是贾平凹商州时期的作品重点读了一下，因为引起三毛注意的正是那个时期的作品。我想知道，究竟是作品中的那一点打动了三毛，使得她把贾平凹称作是“大师”级的人物，并希望能见到贾平凹。 一本一本地读，在网上又买了许多书，都是关于三毛与贾平凹的。有一本《人迹》是从孔夫子旧书网上购的，因为途经疫区武汉，竟被扣留，迟迟不能到达。 疫情干扰得无法动笔，出版社的社长却发来微信问写得怎样了，说是关在家里正是写作的好时机。 怎么办呢？再不写真的不好交差了。写吧，看了也不少了，动笔吧，写着需要什么再看吧，边写边看吧。就这样，夜以继日，以写小说的速度完成了15万字的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给我一双眼睛看穿我——三毛与贾平凹》，但后来出版社并没有出版。 今年十月，我收到孙聪老师电话，说是他在《华文月刊》上看到了李印功对我的专访，很有意思，希望能和我见上一面，他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想和我谈一谈贾平凹与三毛的故事。 （右为孙聪） （二） 2020年12月19日，我在西安北郊城市运动公园附近的一个茶社里见到了孙聪老师。孙聪老师并不在北郊居住，他是考虑我从铜川过来方便，特意安排在这里，我一出地铁口，走了不到二百米，就到 了安排的所在。 这是一个清幽安静的所在，有后味香醇的红茶，有不规则的古意盎然的木案，有木案上玲琅的瓷器和古玩，有四围墙上的字画，还有我们坐的厚实的长条木凳。这一切都散发着适合谈话的味道，不想说话的人到了这里，啜一口香茗，舌尖甜滋滋地，不由得要搅动着打开话匣，一吐肺腑了。 同去的还有一位出版社的美女编辑吴革，她是个有深度的女性，对三毛和贾平凹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出语往往惊人，她和李印功一样，都是对我所写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给我一双眼睛看穿我——三毛与贾平凹》，给以激赏的人，所以我特意约了她。 还有一位自然是李印功了，他比我对孙聪的采访还要在心，一早就到了地铁口，在西安临近冬至的街头瑟缩着等我。 孙聪坐在我们的对面，给我们泡了茶，自己也啜饮了一口，但却并没有放下茶杯，那茶的香气把他领到了1990年的10月。 （三毛） （三） 1990年，猛一想，居然是30年前了。1990年10月，再有二个月，就是1991年的元旦了，元月4日凌晨，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去世了，她走得那么突然，那么离奇，那么令人悲痛，又那么令人不解。 可是在10月，她是一个多么活泼欢欣的女人，她对暌违多年的祖国大陆充满了兴趣，她到处走到处看，她还想见到一位作家，一个来自神秘商州的作家。而最早得知她这一愿望的人，就是孙聪。 如今的孙聪已经63岁了，并不显老，依然保留着30年前的英俊模样，只是多了几分忧郁，和年轻时采访三毛的照片比起来，少了那么一点点的开朗。 年轻开朗的孙聪在30年前的1990年，干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这大事的余韵一直彰显至今，两位作家的传奇故事被人们一说再说，而他们的牵线人孙聪却悄然地隐在了角落。 孙聪说，这是他一生做得最光荣的事情，所以，要说也只能说这件事。 那时，孙聪是陕西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10月，陕西广播电台派孙聪去杭州出差。 1990年10月16日的傍晚，开完会的孙聪和一帮记者们坐在宾馆的大厅里聊天，那个宾馆叫“花家山宾馆”，不知现在还有没有，还是又改了名，当时看起来是个相当不错的宾馆。 一位“女同志”推开玻璃门走了进来，孙聪说，她的头发高高地盘起来，背着一个布包，胳膊底下夹着几本书。她的妆化得很浓，一看就是一个不同于大陆气质的女人。 那时，她的书在大陆很是流行，许多人被她的书感动着，视她为天神一样的女人。 有人认出了她。 “她是三毛！” “对，就是三毛！” 记者们涌上前来，围住了三毛。 “三毛老师，我们都是您的崇拜者。” “三毛老师，您能不能和我们合个影？” 三毛爽快地和众记者一一合影。合影完毕，三毛又被记者们簇拥到了沙发上。 三毛说，你们都看过我的书吗？ 记者们说，看过的，看过的。他们说了几本书的名字，三毛笑了，很是开心。 三毛说，没想到我的书在大陆比在台湾还受欢迎。 一位记者递上自己的名片，请三毛在上面签名。名片那时候在大陆刚刚盛行，人们出门都带着名片，就像现在人们出行一定要带着身份证一样。 花花绿绿的各式名片都挤到了三毛的眼前。有一张名片引起了三毛的注意，那便是孙聪递上来的名片。 三毛凝视着孙聪的名片问道：“您是陕西的？” 孙聪说：“是的。” “那么，您了解平凹吗？” 没等孙聪回答，三毛又说，您能到我的房间里来吗？紧接着，她告诉了孙聪她的房间号。 孙聪听了三毛这话感觉意外又高兴。孙聪以一个记者的敏感意识到与三毛的谈话一定可以写出一篇不寻常的文章来。 三毛离开了，孙聪回到房间拿上太阳牌锅巴，还有一件在路上被摔掉一条腿的三彩马。三彩马原本是准备送给这次会议的筹办单位浙江广播电台的。 这时，新疆广播电台的记者刘珊，江西台的王茉来到孙聪的房间，他们要求要和孙聪一起去拜见三毛，态度之强烈，言词之恳切让孙聪无法拒绝。 敲门的时候，孙聪看了一下手表，是晚上八点多一点。 三毛穿着睡衣开了门。 三毛说：“我穿着睡衣接待你们，是不是不礼貌呀？” 三人说，没关系的。 孙聪送出了锅巴，还有三彩马，并说，这个马不小心断了一条腿，不知道三毛老师介意不介意。 三毛说，不介意的，三彩马是有名的东西，你把这个送给我，说明你是个很实在的人，你没有把我当外人。 当时，浙江台给参会的记者们一人一个小夹克，约值一百块钱，是红色的。三人又拿出小夹克要送给三毛。 三毛穿了一件在身上，感觉很合适。三毛就穿着这件大红夹克和孙聪合了影。这张珍贵的照片孙聪一直保存着。 照片上，三毛的脸很喜悦也很平和，还没有蒙上她最后时刻的忧伤，而孙聪是一个有几分腼腆的帅气记者。 （三毛给孙聪的签名书） （孙聪指着三毛的赠书，睹物思人） （四） 聊天开始了。 三毛说，我在大陆看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天狗》，一本是《浮躁》，我流泪了。我一直喜欢曹雪芹，也喜欢张爱玲，没想到这两本书也让我这么喜欢，我看了不下二十遍，它的遣词造句太讲究了，每个标点都讲究，写这书的人太了不起了。他的书是写给爱书的人看的，我的书是写给一般人看的，他是大师。 三毛又说，四月份的时候我去了一趟西安，看了兵马俑，我原是想见一见写这书的人——贾平凹，又怕失望，我想隔着书看他会更有感觉。 三毛沉思着，又忽然问道：“我去见平凹，他的太太会不会吃醋？” 孙聪没有想到三毛会问这个问题，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想了想说，不会的，贾平凹的妻子是个很好接触的人，我见过的，她对人很和气。贾平凹老师也会带你吃小吃的，我们西安的小吃。 三毛说：“那么，请你回去给贾平凹捎个话，让他寄书给我。” 三毛拿出自己的名片，在背面写上：平凹先生，您的忠实读者。三毛 1990年10月16日。 三毛把名片递给了孙聪。 后来，孙聪把三毛的名片转交给了贾平凹，这张名片由贾平凹收藏。 三毛又说起了她对陕西人的印象。她说，陕西人的好就像城墙一样的厚，像黄土一样的厚，他们给人的感觉很平静，没有叽叽喳喳的那种。 她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她的故事是：三毛从苏州到杭州是坐船过来的，她在船上喜欢看人，看人的目光。有个人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个人坐在船的走廊上，许多人都要从他面前走过。当人走过的时候，他可以稍稍趔一下身体，那人挤着便过去了，他不需站起身子。可是每个人从他身边过的时候，他都要站起来，让过的人顺顺当当地过去，而他呢，一次次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他的表情自始至终地平淡，没有一点点的愠怒和厌烦。 这个人好善良啊，这个人好能沉得住气啊！三毛想，这个人一定是陕西人，绝对不会是南方人。他会不会就是西安人呢？ 三毛想到自己在苏州看到的情形：苏州人坐公交、挤公交，吵得互不相让，一塌糊涂。 三毛上前询问这个反复起身让道的人。啊，果真是陕西人，西安的人。 三毛说，我好喜欢陕西，喜欢西安。你能不能告诉贾平凹，我别的不要，我只要一辆自行车，我要骑自行车在西安的城墙上走一圈。 孙聪说，这个当然可以，平凹老师一定能办到的，他还一定会请您吃羊肉泡，西安的羊肉泡馍。 三毛又拿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送给了孙聪，还在照片背后给孙聪签了名。 三毛说，今天您拍的照片，不要发表，盘发的三毛不是三毛，披发的三毛才是三毛。 孙聪看了一眼三毛递过来的照片，那正是一个披着长发的三毛。 这时，电话铃响，是三毛的电话。三毛一边去接电话，一边对孙聪说，请您回去一定要让贾平凹给我寄书！ （五） 1990年12月15日，《陕西日报》副刊发表了孙聪的文章，讲述在杭州花家山宾馆与三毛的历史性会面和交谈。题目是《三毛说陕西》，配了那张三毛送给孙聪的长发飘飘的照片。 孙聪的文章标题原是《三毛说平凹》，发表的时候不知为何改成了《三毛说陕西》。 当天《陕西日报》的一位编辑打电话给孙聪，说贾平凹看到了报纸，想要见一下孙聪。 1990年的12月16日，也就是三毛谈到贾平凹的消息发表的第二天，孙聪来到了贾平凹的家里。 那时的贾平凹，住在车家巷西安市政府的一个单元楼里。 贾平凹的家在二楼，房子不大，是老式的二室一厅。 下午二点钟，孙聪推开了贾平凹的门。贾平凹的家里到处铺着报纸，一下脚就踩到报纸上了，孙聪很是奇怪。 贾平凹解释说，没钱买地毯，铺上报纸，脏了就揭了，再铺。 贾平凹仔细地询问了孙聪见到三毛的情形，孙聪一一地讲述了。末了，贾平凹说，人家把我叫大师，真不敢。 孙聪对贾平凹的妻子说，人家三毛还说要是来见贾平凹，你会不会吃醋，说了好几遍呢。 贾平凹的妻子转着大眼睛，笑了笑，没有回答。 贾平凹到里屋去找书，一会拿出了几本书。孙聪没有注意到贾平凹拿的是什么名字的书，只注意到有四本书。 （三毛在西安） （六） 元月4日，中央广播电台播报新闻，是一条惊人的消息：台湾女作家三毛在台北自杀。同时还播报了另一条爆炸性新闻：海湾战争爆发。 从12月16日寄书给三毛至元月4日，时间已过去了18天，估计三毛不会再收到贾平凹的书和信了。 三毛在台北荣民医院离世的消息传来，像一场战争爆发震撼了无数人的心房，人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无法承受这样的现实，悲痛中的人们一次次把电话打给贾平凹询问详情。贾平凹也估计三毛不会再收到他的书了，他悲痛着又遗憾着。 当日，贾平凹怀着难以言说的悲伤，写下了感天动地的文章，那便是经典祭文《哭三毛》。 他在祭文里说：三毛死了。我与三毛并不相识，但在将要相识的时候三毛死了。三毛托人带来口信嘱我寄几本我的新书给她。我刚刚将书寄去的时候，三毛死了。我邀请她来西安，陪她随心所欲地在黄土地上逛逛，信函她还未收到，三毛死了。三毛的死，对我是太突然了，我想三毛对于她的死也一定是突然，但是，就这么突然地三毛死了，死了。 人活着是多么的不容易，人死灯灭却这样快捷吗？ 三毛不是美女，一个高挑着身子，披着长发，携了书和笔漫游世界的形象，年轻的坚强而又孤独的三毛对于大陆年轻人的魅力，任何局外人作任何想象来估价都是不过分的。许多年里，到处逢人说三毛，我就是那其中的读者，艺术靠征服而存在，我企羡着三毛这位真正的作家。夜半的孤灯下，我常常翻开她的书，瞧着那一张似乎很苦的脸，作想她毕竟是海峡那边的女子，远在天边，我是无缘等待得到相识面谈的。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我从乡下返回西安的当天，蓦然发现了《陕西日报》上署名孙聪先生的一篇《三毛谈陕西》的文章。三毛竟然来过陕西？我却一点不知道！将那文章读下去，文章的后半部分几乎全写到了我。 三毛说：“我特别喜欢读陕西作家贾平凹的书。”她还专门告我普通话念凹为凹（āo），但我听北方人都念凹（wā），这样亲切，所以我一直也念平凹（wā）。她告诉我，“在台湾只看到了平凹的两本书，一本是《天狗》，一本是《浮躁》，我看第一篇时就非常喜欢，连看了三遍，每个标点我都研究，太有意思了，他用词很怪可很有味，每次看完我都要流泪。眼睛都要看瞎了。他写的商州人很好。这两本书我都快看烂了。你转告他，他的作品很深沉，我非常喜欢，今后有新书就寄我一本。我很崇拜他，他是当代最好的作家，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他的书写得很好，看许多书都没像看他的书这样连看几遍，有空就看，有时我就看平凹的照片，研究他，他脑子里的东西太多了……大陆除了平凹的作品外，还爱读张贤亮和钟阿城的作品……” 读罢这篇文章，我并不敢以三毛的评价而洋洋得意，但对于她一个台湾人，对于她一个声名远震的作家，我感动着她的真诚直率和坦荡，为能得到她的理解而高兴。也就在第二天，孙聪先生打问到了我的住址赶来，我才知道他是省电台的记者，于一九九○年的十月在杭州花家山宾馆开会，偶尔在那里见到了三毛，这篇文章就是那次见面的谈话记录。孙聪先生详细地给我说了三毛让他带给我的话，说三毛到西安时很想找我，但又没有找，认为“从他的作品来看他很有意思，隔着山去看，他更有神秘感，如果见了面就没意思了，但我一定要拜访他”。说是明年或者后年，她要以私人的名义来西安，问我愿不愿给她借一辆旧自行车，陪她到商州走动。又说她在大陆几个城市寻我的别的作品，但没寻到，希望我寄她几本，她一定将书钱邮来。并开玩笑地对孙聪说：“我去找平凹，他的太太不会吃醋吧？会烧菜吗？”还送我一张名片，上边用钢笔写了：“平凹先生，您的忠实读者三毛。”于是，送走了孙聪，我便包扎了四本书去邮局，且复了信，说盼望她明年来西安，只要她肯冒险，不怕苦，不怕狼，能吃下粗饭，敢不卫生，我们就一块骑旧车子去一般人不去的地方逛逛，吃地方小吃，看地方戏曲，参加婚丧嫁娶的活动，了解社会最基层的人事。这书和信是十二月十六日寄走的。我等待着三毛的回音，等了二十天，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三毛在两天前自杀身亡了。 三毛死了，死于自杀。她为什么自杀？是她完全理解了人生，是她完成了她活着要贡献的那一份艺术，是太孤独，还是别的原因，我无法了解。作为一个热爱着她的读者，我无限悲痛。我遗憾的是我们刚刚要结识，她竟死了，我们之间相识的缘分只能是在这一种神秘的境界中吗？ 三毛死了，消息见报的当天下午，我收到了许多人给我的电话，第一句都是：“你知道吗，三毛死了！”接着就沉默不语，然后差不多要说：“她是你的一位知音，她死了……”这些人都是看到了《陕西日报》上的那篇文章而向我打电话的。以后的这些天，但凡见到熟人，都这么给我说三毛，似乎三毛真是我的什么亲戚关系而来安慰我。我真诚地感谢着这些热爱三毛的读者，我为他们来向我表达对三毛死的痛惜感到荣幸，但我，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的时候就发呆，内心一片悲哀。我并没有见过三毛，几个晚上都似乎梦见到一个高高的披着长发的女人，醒来思忆着梦的境界，不禁就想到了那一幅《洛神图》古画。但有时硬是不相信三毛会死，或许一切都是讹传，说不定某一日三毛真的就再来到了西安。可是，可是，所有的报纸、广播都在报道三毛死了，在街上走，随时可听见有人在议论三毛的死，是的，她是真死了。我只好对着报纸上的消息思念这位天才的作家，默默地祝愿她的灵魂上天列入仙班。 三毛是死了，不死的是她的书，是她的魅力。她以她的作品和她的人生创造着一个强刺激的三毛，强刺激的三毛的自杀更丰富着一个使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作家。 这篇声泪俱下的祭文最早发表在《文汇报》上。 1991年元月15，离三毛去世有十一天了，西安市文联一位同志打电话给贾平凹，说收到一封来自台北的信，上面写着“陈平”二字，一定是三毛的信，是写给贾平凹的。还说，一定是三毛收到贾平凹寄出的书了。 这是一封回信，三毛收到书后的回信。 三毛的信在贾平凹的妻子手里。 贾平凹匆匆地赶到西安文联，看到三毛斜斜的字体，忍不住再一次悲从中来。 这是一封三毛的绝笔信，写给打算见却还没来得及见到的一位大陆作家。 三毛的信这样写道： 平凹先生： 现在时刻是西元1991年1月1日清晨2点。下雨了。 今年开笔的头一封信，写给您：我心极爱的大师。恭恭敬敬的。 感谢您的这支笔，带给读者如我，许多个不睡的夜。虽然只看过两本您的大作，“天狗”与“浮澡”，可是反反覆覆，也看了快二十遍以上，等于四十本书了。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与您的文笔最有感应，看到后来，看成了某种孤寂。一生酷爱读书，是个读书的人，只可惜很少有朋友能够讲讲这方面的心得。读您的书，内心寂寞尤甚，没有功力的人看您的书，要看走样的。 在台湾，有一个女友，她拿了您的书去看，而且肯跟我讨论，但她看书不深入，能够抓提一些味道，我也没有选择的只有跟这位朋友讲讲“天狗”。这一年来，内心积压着一种苦闷，它不来自我个人生活，而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在大陆，会有人搭我的话，说“贾平凹是好呀!”我盯住人看，追问“怎么好法?”人说不上来，我就再一次把自己闷死。看您书的人等闲看看，我不开心。 平凹先生，您是大师级的作家，看了您的小说之后，我胸口闷住已有很久，这种情形，在看“红楼梦”，看张爱玲时也出现过，但他们仍不那么“对位”，直到有一次在香港有人讲起大陆作家群，其中提到您的名字。一口气买了十数位的，一位一位拜读，到您的书出现，方才松了口气，想长啸起来。对了，是一位大师。一颗巨星的诞生，就是如此。我没有看走眼。以后就凭那两本手边的书，一天四、五小时的读您。 要不是您的赠书来了，可能一辈子没有动机写出这样的信，就算现在写出来，想这份感觉——由您书中获得的，也是经过了我个人读书历程的“再创造”，即使面对的是作者您本人，我的封闭感仍然依旧，但有一点也许我们是可以沟通的，那就是：您的作品实在太深刻。不是背景取材问题;是您本身的灵魂。 今生阅读三个人的作品，在二十次以上，一位是曹霑，一位是张爱玲，一位是您。深深感谢。 没有说一句客套的话，您新赠给我的重礼，今生今世当好好保存，珍爱，是我极为看重的书籍。不寄我的书给您，原因很简单，相比之下，三毛的作品是写给一般人看的，贾平凹的著作，是写给三毛这种真正以一生的时光来阅读的人看的。我的书，不上您的书架，除非是友谊而不是文字。 台湾有位作家，叫做“七等生”，他的书不错，但极为独特，如果您想看他，我很乐于介绍您这些书。 想我们都是书痴，昨日翻看您的“自选集”，看到您的散文部分，一时里有些惊吓。原先看您的小说，作者是躲在幕后的，散文是生活的部分，作者没有窗帘可挡，我轻轻的翻了数页。合上了书，有些想退的感觉。散文是那么直接，更明显的真诚，令人不舍一下子进入作者的家园，那不是“黑氏”的生活告白，那是您的。今晨我再去读。以后会再读，再念，将来再将感想告诉您。先念了三遍“观察”(人道与文道杂说之二)。 四月(一九九零年)底在西安下了飞机，站在外面那大广场上发呆，想，贾平凹就住在这个城市里，心里有份巨大的茫然，抽了几支烟，在冷空气中看烟慢慢散去，而后我走了，若有所失的一种举步。 吃了止痛药才写这封信的，后天将住院开刀去了，一时里没法出远门，没法工作起码一年，有不大好的病。 如果身子不那么累了，也许四、五个月可以来西安，看看您吗?到了不必陪了游玩，只想跟您讲讲我心目中所知所感的当代大师——贾平凹。 用了最宝爱的毛边纸给您写信，此地信纸太白。这种纸台北不好买了，我存放着的。我地址在信封上。 您的故乡，成了我的“梦魅”。商州不存在的。 三毛敬上 原以为到天国里的三毛不会再收到他的信和书了，没想到三毛的信却又来了，信来了，人却已亡，那几天，贾平凹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神思总是恍恍忽忽，他又一次生病了。 他觉得有太多的话要说与三毛，在医院的病床上，贾平凹提笔写下了四个字：再哭三毛。 我只说您永远也收不到我的那封信了，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您的信竟能邮来，就在您死后的第十一天里。今天的早晨，天格外冷，但太阳很红，我从医院看了病返回机关，同事们就冲着我叫喊：“三毛来信啦！三毛给你来信啦！”这是一批您的崇拜者，自您死后，他们一直浸沉于痛惜之中，这样的话我全然以为是一种幻想。但禁不住还在问：“是真的吗，你们怎么知道？”他们就告诉说俊芳十点钟收到的（俊芳是我的妻子，我们同在市文联工作），她一看到信来自台湾，地址最后署一个“陈”字，立即知道这是您的信就拆开了，她想看又不敢看，啊地叫了一下，眼泪先流下来了，大家全都双手抖动着读完了信，就让俊芳赶快去街上复印，以免将原件弄脏弄坏了。听了这话我就往俊芳的办公室跑，俊芳从街上还没有回来，我只急得在门口打转。十多分钟后她回来了，眼睛红红的，脸色铁青，一见我便哽咽起来：“她是收到您的信了……” 收到了，是收到了，三毛，您总算在临死之前接收了一个热爱着您的忠实读者的问候！可是，当我亲手捧着了您的信，我脑子里刹那间一片空白呀！清醒了过来，我感觉到是您来了，您就站在我的面前，您就充满在所有的空气里。 这信是您一月一日夜里二点写的，您说您“后天将住院开刀去了”，据报上登载，您是三日入院的，那么您是以一九九Ｏ年最后的晚上算起的，四日的凌晨二点您就去世了。这封信您是什么时候发出的呢，是一九九一年的一月一日白天休息起来后，还是在三日的去医院的路上？这是您给我的第一封信，也是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更是您四十八年里最后的一次笔墨，您竟在临死的时候没有忘记给我回信，您一定是要惦念着这封信的，那亡魂会护送着这封信到西安来了吧！ 前几天，我流着泪水写了《哭三毛》一文，后悔着我给您的信太迟，没能收到，我们只能是有一份在朦胧中结识的缘分。写好后停也没停就跑邮局，我把它寄给了上海的《文汇报》，因为我认识《文汇报》的肖宜先生，害怕投递别的报纸因不认识编辑而误了见报时间，不能及时将我对您的痛惜、思念和一份深深的挚爱献给您。可是昨日收到《文汇报》另一位朋友的谈及别的内容的信件，竟发现我寄肖宜先生的信址写错了，《文汇报》的新址是虎丘路，我写的是原址圆明园路。我好恨我自己呀，以为那悼文肖先生是收不到了，就是收到，也不知要转多少地方费多少天日，今日正考虑怎么个补救法，您的信竟来了，您并不是没有收到我的信，您是在收到了我的信后当晚就写回信来了！ 读着您的信，我的心在痉挛着，一月一日那是怎样的长夜啊，万家灯火的台北，下着雨，您孤独地在您的房间，吃着止痛片给我写信，写那么长的信，我禁不住就又哭了。您是世界上最具真情的人，在您这封绝笔信里，一如您的那些要长存于世的作品一样至情至诚，令我揪心裂肠的感动。您虽然在谈着文学，谈着对我的作品的感觉，可我哪里敢受用了您的赞誉呢，我只能感激着您的理解，只能更以您的理解而来激励我今后的创作。一遍又一遍读着您的来信，在那字里行间，在那字面背后，我是读懂了您的心态，您的人格，您的文学的追求和您的精神的大境界，是的，您是孤独的，一个真正天才的孤独啊！ 现在，人们到处都在说着您，书店里您的书被抢购着，热爱着你的读者在以各种方式悼念您，哀思您，为您的死作着种种推测。可我在您的信里，看不到您在入院时有什么自杀的迹象，您说您“这一年来，内心积压着一种苦闷，它不来自我个人生活，而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又说您住院是害了“不大好的病”。但是，您知道自己害了“不大好的病”，又能去医院动手术，可见您并没有对病产生绝望，倒自信四五个月就能恢复过来，详细地给了我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且说明五个月后来西安，一切都作了具体的安排，为什么偏偏在入院的当天夜里，敢就是四日的三点就死了呢？！三毛，我不明白，我到底是不明白啊！您的死，您是不情愿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而死的呀，是如同写信时一样的疼痛在折磨您吗？是一时的感情所致吗？如果说这一切仅是一种孤独苦闷的精神基础上的刺激点，如果您的孤独苦闷在某种方面像您说的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三毛，我完全理解作为一个天才的无法摆脱的孤独，可牵涉到我，我又该怎么对您说呢，我的那些书本能使您感动是您对我的偏爱而令我终生难忘，却更使我今生今世要怀上一份对您深深的内疚之痛啊！ 这些天来，我一直处于恍惚之中，总觉得常常看到了您，又都形象模糊不清，走到什么地方凡是见到有女性的画片，不管是什么脸型的，似乎总觉得某一处像您，呆呆看一会儿，眼前就全是您的影子。昨日晚上，却偏偏没有做到什么离奇的梦，对您的来信没有丝毫预感，但您却来信了，信来了，您来了，您到西安来了！现在，我的笔无法把我的心情写出，我把笔放下了，又关了门，不让任何人进来，让我静静地坐一坐。不，屋里不是我独坐，对着的是您和我了，虽然您在冥中，虽然一切无声，但我们在谈着话，我们在交流着文学，交流着灵魂。这一切多好，那么，三毛，就让我们在往后的长长久久的岁月里一直这么交流吧。三毛！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五日下午收到三毛来信之后 孙聪说，他写的文章、三毛的来信、还有贾平凹的《哭三毛》和《再哭三毛》，后来发表在《延河》特辑上，那时候的《延河》主编是白描。孙聪后来收到了《延河》杂志三百元的稿费。 可是孙聪用这些钱都买了杂志。有很多的人打电话给孙聪，孙聪自己掏钱把杂志寄给了读者们。 （孙聪与贾平凹） （七） 1991年5月29日，又是一个雨天，不是台北的雨，是西安城里的雨，很大。贾平凹刚刚从医院回到家里，这么大的雨，和夏天的暴雨一样，在门前的台阶溅起弹子一样的水泡，还有风，风把琉璃窗击打得啪啪地响，门也被几次吹开。他奇怪着门明明是关上的，风咋一会吹开，一会吹开的。他责怪着妻子为啥不关门，妻子说关上了呀。他也去关了一次，门却又开了，带进来一股风。他疑惑着，吃惊着，心里有些慌慌的，感觉像是有大事发生。 果真，当门再次被风吹开的时候，有一个客人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他撑着一把黑色的大雨伞，可是雨还是打湿了他的肩头。当他说出自己是从台湾来的，贾平凹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被这个彬彬有礼的陌生客人惊到了。 客人十分谦卑地说，贾先生你好，我姓陈，陈达镇，是三毛生前好朋友。突然地打扰到您，在下实在惭愧，请您务必原谅。 一听说三毛的朋友，贾平凹立刻顿感亲近，像是商洛家乡来人一般。他上前拉着陈达镇的手，口里连说着，快到屋里来，快到屋里来。 陈达镇把雨伞递给了贾平凹，任由他放在门前墙角。他说，我的时间很紧，您的时间想必比我还紧，我送三毛的遗物到敦煌去，经过西安，一定要来看看你。一定是耽误了您宝贵的时间。 贾平凹一连声地说，好好好，一点也不耽误。 陈达镇眼睛有些涩涩地说，我与贾先生素不相识，也无书信联系，到您府上，实在冒昧。 贾平凹给陈达镇递上一杯热茶，说，这么大的雨，西安城又这么大，您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陈达镇说，我先是找到您的单位，您单位人说您在医院，我到医院，医院又说您回家了-----我就这样找来了。 贾平凹抱歉地说，冒着这么大的雨，真是的，真是的。 彼此客气恭敬之后，三毛的陈达镇打开一只皮箱，皮箱里面像是一堆女人的东西。 贾平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说，这些东西都是三毛的吗？ 陈达镇说，是的。我带来了三毛的遗物----- 贾平凹把目光放在遗物上，不敢用手去碰，他知道那些物件上都寄存着三毛的灵魂。三毛来了，她终于来了。一早他就觉得有大事发生，果然三毛御着风，驾着雨赶来了。她是一个惊天地的女人，所以驾着的雨就是这么的大，她御着的风也这么烈，一次次把关着门撞开。 啊，三毛，你这个世间的奇女子，我们这就算是见面了吧。你还愿意跟我去商州我的故乡那里，去乘木筏，去看倒流河，骑上自行车，到鸡鸣三省的白浪街去逛一逛吗？那里的小吃很有特色，我要你一个个地品尝，我还要问你吃了以后的感想。看你下一步，能不能把我的家乡也写进你那奇幻的文字里。 陈达镇从一个大塑料里往外掏，掏出一顶太阳帽来，这是三毛生前一直戴着的；他又掏，掏出一条发带，红色的，极有弹性，他说，这是她的发带。 陈达镇又掏出一件水手裙。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了，他说，这是她的裙子，她最爱穿这件。这种裙子在台湾一般有些年纪的妇女是不大敢穿的，四十多岁的人了，敢穿的恐怕只有三毛了。三毛性情坦真，最不愿约束。 贾平凹说，就是的，我在报上看到过她的一张照片，是她在成都的街头，赤了脚坐在一家木板门面前，样子顽皮如小狗……三毛穿了这件水手裙走着，走着的是个性，走着是潇洒呀！ 陈达镇还在掏着，是一件棉织衫，一条棉织裤，全是白色的，上边似乎还残留着几点什么斑痕。他说，我没有带她的袜子。……三毛是以长筒丝袜悬颈的，袜子对于我们都太刺激了。 陈达镇最后掏出来的是一包西班牙产的餐纸，一瓶在沙漠上护肤的香水，一包美国香烟，淡味型的，硬纸盒里仅剩五支了，明显地已经霉了。他边掏边说，这些都是三毛十多年来一直喜欢用的。 贾平凹凝视遗物，已是潸然泪下了。他幽幽地说，先生这是要送三毛去哪里呀！ 陈达镇说，三毛说要流浪，流浪远方，现在我就把这些遗物带到远方，带到敦煌，带到沙漠里。 贾平凹长叹了一声，啊，冥冥之中，三毛的幽灵是真真切切地到了啊！我看见她了！都说是神使鬼差，先生，你如此耐烦辛苦，合该是三毛的神使鬼差呢。 贾平凹悲伤地自语，从头到脚的穿戴，吃的用的小品，完整的一个三毛，出现在面前了。 贾平凹久久地目视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此刻能说什么呢，物在人去，生命已不可复得。她的归宿是她选择的。她的选择应该是对的，潇洒而美丽，虽然对于读者是一种遗憾和痛惜。 贾平凹走到窗前，推开窗扇，雨还在下，檐前垂下粗而白的雨，扯也扯不断。他说，三毛，我不知此刻该对你说些什么，我想说，三毛你好，我还想说一句阿弥陀佛？ 又是一阵风，窗户被风打了回来，啪地一声合在窗框上，贾平凹知道那是三毛在回应着他。他脸色铁青，颤抖着手点起了烟，颓然坐在椅子上。 陈达镇注意到了贾平凹的脸色，他关切地说，贾先生，您的脸色很是可怕了，您别难过。 贾平凹掐灭了烟头，再一次走到窗边，他对着从天而降的大雨和那茫茫无垠的天空。说着：三毛，元月十六的清晨，你将你生命的最后的一封信，于亡日后第十一天寄给了我，你信上写着五月份你是要来西安的。现在不就是五月吗？三毛，你果然不失言，你真的在五月的最后的日子来到了！我此刻虽然见到的不是你的真人，但以你的性格，和我的性格，这种心灵的交流，是最好的会见方式啊！ 陈达镇说，我居住的地方与三毛家很近。我常常去她那儿聊天，三毛在生前对我说过，如果有天她死了，希望一半葬在台北，一半就留到浙江乡下的油菜田边。去年十月，她到西北，到了沙漠，主意改变了，她希望能葬在敦煌石窟前的鸣沙山上，她说她把地点方位都选好了。 贾平凹沉痛地说，鸣沙山，三毛真会为她选地方，那里我是去过的，多么神奇的山，全然净沙堆成，千人万人旅游登临。相传在那里出过天马。鸣沙山，月牙湖，连同莫高窟构成了艺术最奇艳的风光，三毛要把自已的一半永远安住在那里，她懂得美的，她懂得佛。 陈达镇又打开了厚厚的三本相册，都是三毛生前的照片，有一张拍摄的是三毛的灵堂，一张是三毛周日的场面，一张是三毛人生最后一张照片，坐在屋中桌前的照片，她扭回头看着什么，像是听到有人叫她，但回头来却什么也没有，她的眼里尽是哀愁。 陈达镇噙着泪讲述着，三毛死后，她的母亲在医院整理遗物，发现病床枕边还放着贾先生的一本书。老太大感谢为三毛住院和后事帮了大忙的一位医生。您的那本书就送作纪念了。 陈达镇说着，又掏出了那本书，他说，我也有礼物要送您。他把书递给贾平凹，这是三毛赠送给我的《滚滚红尘》，这是她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我再送给你吧！ 接过书，贾平凹浑身都在颤抖了。书是一个深棕色的封面，上端四个白色的大字：三毛作品，左下面是三毛的照片，应当是三毛后期的照片，梳着永远中分的头发，盘了起来，珍珠耳环露了出来，很是优雅的女人，衣服是高领的，领口和旗袍一样的，很有点张爱玲的味道，可惜，那双眼睛是那么地满含忧伤，还有很多的幽怨，说不出来的幽怨，对这个世界的不解和埋怨。看到这双眼便躲不开了，她像是追着你要说话一样。三毛照片下方，就是衣服第一个扣子那里跳出一行字，红色的，很醒目：滚滚红尘。 封面的右侧印着一排排的小字，还是白颜色的，写着：锁，这种中国的饰物带着“拴命”的意思，孩子生下来给个小锁戴上，那么谁也取不去心肝宝贝的命了。不想它的象征意义戴着还算好玩，稍一多想，就觉得四周全是张牙舞爪小鬼妖魔等着伺机索命。这种时候，万一晚上睡觉时拿下锁来，心里必定发毛。 是去台北光华商场看人家开标卖玉的，这非常有趣，尤其是细看那些专心买物，低声交谈的一桌人，还有冬夜里灯下的玉。 看了好一会，没取下标，传递中的玉又使我联想到“宝玉”、“黛玉”、“妙玉”、“玉色大蝴蝶”……欲欲欲欲…… 贾平凹默念着这些文字，只属于三毛的文字。良久，他对陈达镇说，这礼物何尝不又是三毛算中的旨意呢？这是永久的纪念品，够我一生来珍存了！ 贾平凹给陈达镇的茶杯里又续了水，自己点上了烟。他问一脸悲戚的陈达镇，此次去敦煌以后怎样活动？ 陈达镇说，原准备到了鸣沙山，就在三毛选中的方位处修个衣冠冢，树一块碑子，但后来又想，立碑子太惊动地方，势必以后又会成为个旅游点，这不符合三毛的性格。她是真情诚实的人，不喜欢一切的虚张，所以就想在那里焚化遗物，这样更能安妥她的灵魂。 贾平凹说，我非常地感谢你，为三毛了却心愿。我也想和你一起去鸣沙山，可我身体有病，不能同陈先生一块去敦煌，我真的是遗憾呀！ 贾平凹向陈达镇挥手，您一路保重，顺利到敦煌。 陈达镇也挥挥手，踏雨而去，又回过头来，留下一个苦笑。在陈先生的微笑里，贾平凹觉得自己分明是看到了三毛的微笑。 贾平凹站在白丝潇潇的雨中，凝望着陈达镇消失在雨中人流里背影，痴痴地说，这微笑应该是三毛的，三毛式的微笑，她微笑着告别了。雨哗哗地下着，满地都是水泡，是三毛的身影消失在窄窄的长长的小巷的那头了吗？ 贾平凹仰头看天，忽然西北方似有雷声响起，像海涛一般地阵阵滚过，雷声轰鸣里，雨水落满了他的泪脸。啊，这灰蒙蒙的天啊，你有了声音，是雷吗，是隐隐的雷吗？要是雷，那么，便是三毛的灵魂在启行了，脱离了躯体的灵魂是更自由的。三毛，你在台北，你在敦煌，你随着月亮的周返转往两地，你会是做了月里的嫦娥，仙人之眼夜夜注视着你和你的祖国。你又会是在那莫高窟里做一个佛的，一个不生不死无生无死的佛！ 三毛呀！ （三毛去后，一些怀念的文字专辑） （八） 1991年的夏天，陈达镇先生先是到西安找到孙聪先生，通过孙聪先生又见到了贾平凹。他给孙聪也带来了一些三毛的遗物，孙聪先生一直保留着。 孙聪当场让我们看了陈先生送给他的一本书，书名是《话别三毛》，繁体字，竖排。封面是一张三毛的长发照片。三毛捂着嘴在笑，笑得有些诡秘，一个调皮的三毛。 扉页上有两行字：相识是前世修来的缘。这一定是三毛的话。下面盖着一枚陈达镇先生的印章。 还有陈先生的赠言，赠言是：但愿这种缘份永存心中，送给孙聪先生存念。陈达镇 1991.5.29 孙聪还给我们看了陈达镇先生寄给她的一张三毛的照片，背后是陈先生的留言：孙聪：谢谢您的帮忙，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三毛90年于新疆乌鲁木齐。 陈达镇97.10.26 说到陈达镇先生，孙聪立刻用微信语音联系了陈先生，陈先生浑厚的台湾话从手机里传来。孙聪先生希望陈先生能加上我的微信，陈先生当场加了。 晚上，我收到陈先生发来的消息：明年三毛远行30年，台北有系列活动。我说，三毛是伟大的作家，她赢得了太多人的喜爱。她是永远的三毛。陈先生又发来的三毛系列作品：《撒哈拉岁月》、《稻草人的微笑》、《梦中的橄榄树》、《快乐闹学去》、《流浪的终站》、《心里的梦田》、《把快乐当传染病》、《奔走在日光大道》、《永远的宝贝》、《思念的长河》。 陈先生说，其实研究三毛最好的途径就是阅读三毛的作品。 是的，三毛是永不熄灭的灯火，每一次阅读都照亮着生命的方向和路程，三毛是不死的鸟，她悲伤的鸣叫永远激荡在人们灵魂的最深处。 陈先生又说，去年九月去了一趟加纳利群岛，也到了拉巴马岛走了走，感触很深。 是啊，永远的三毛，她是一个走遍世界的人，也是走进世界人心的人。遥远的加拉利群岛，遥远的拉巴马岛，那里的上空还有三毛的仙影在漂荡吗？ 亲爱的三毛，你有在时光的隧道里深情地回望吗？你有在天堂对这人间多愁善感地再一瞥吗？ （三毛与孙聪的书信往来） （九） 孙聪说，当年他写了三毛的报道，其实三毛之前还到了新疆，一位陕西的记者在新疆也见到了三毛，可是没有写报道，后来很是后悔。 中国作协有人对孙聪说，你对于两岸文学的交流起了一个联系的作用，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我问孙聪老师对三毛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孙聪老师说，三毛是一个很好接触的人，她没有名人的架子，让人感觉很亲切。 采访的当天晚上，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今天孙聪老师再次讲述1990年时的三毛 ，那是三毛自杀前一年的10月。当时年轻的孙聪作为陕西广播电台的记者在杭州花家山宾馆偶然间见到了三毛。随后，他接受三毛的邀请，对三毛有一个短暂的交流和访问。就是这次访问，他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从三毛的口里知道三毛希望大陆作家贾平凹能够寄书给她，三毛非常喜欢贾平凹的作品，并希望能够见到贾平凹。敏锐的孙聪把这消息发表在当年的《陕西日报》上。随后便成就了贾平凹与三毛的一段故事。一个关于两岸文学的故事，一个未曾谋面却灵魂相知的故事。一个谜一样的三毛和谜一样的贾平凹的故事。 孙聪老师是这一故事发端和结尾的见证人。 而我今天全程地亲耳聆听了这个感人的故事，并见到了未曾见到过的三毛的遗迹。 三毛那神秘又通透的灵魂，又一次走进了我们。
作者简介： 东篱：陕西铜川人，陕西省文化厅百名优秀人才之一。陕西著名女作家。曾工作于铜川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出版有长篇小说《婚后不言爱》《婚戒》《生父》《香》《远去的矿山》五部，其中《远去的矿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作品以凌厉的风格和直面现实的勇气，受到读者喜爱，拥有广泛读者群。贾平凹称赞其长篇小说《远去的矿山》：我读了《远去的矿山》那书，很让我震撼，写得好啊，那么硬朗，那么扎心，那么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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