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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学打开世界  明代是中国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诸多风格迥异的武术流派，十八般武艺有了具体的名称、内容。以此为特征，中国武术体系开始形成。明代与日本文化交流频繁广泛，中国武术深刻影响了日本柔道和空手道的创立。日本刀法受到中国武术家的青睐，少林武术亦在明代宏大显名。 一、明代武举与武学 明代武举正式开科于英宗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由此始，一直施行至明末。 明代武举制度的考试程序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在省城举行。会试三年举行一次，考场设在京师，初由兵部，后由翰林院主持，应试者为各地乡试中榜的“武举人”，考中者称“武进士”。初时武举尚无殿试一级。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思宗朱由检准方逢年、倪元璐的奏请，举行殿试。在此次殿试中，王来聘成为明代武举的第一位武状元。 武举的考试方法在明代大体一致，只前后略有变化。明宪宗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规定：武科乡试、会试，皆按文科之例举行。明孝宗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定武举六年一次；弘治十七年，又改为三年一试。同时规定，笔试策论不合格者，不得应试骑射。明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武举会试“其答策洞识韬略，作论精通义理，参以弓马俱优者，列为上等；策论颇优而弓马稍次者，列为中等之前；弓马颇优，而策略粗知，兵法直说事状，文藻不及者，列于中等之后；其或策论虽优而弓马不及，或弓马偏长而策略不通，俱黜之，以俟后举及期”（《续文献通考·选举六》），坚持文武并重。正德十四年，武举考试方法略有改变：“初场试马上箭，以三十步为则；二场试步下箭，以八十步为则；三场试策一道。”（《明史·选举二》）即先到教场试马、步射，最后到考场笔试策论。这样，不管是偏重于策论，还是偏重于武技的考生，都有了应试终场的机会。穆宗、神宗时，武举内容有了较大的变化。当时，“议者尝言武科当以技勇为重”。“科臣又请特设将材武科，初试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等法。”（《明史·选举二》）这种考试内容向武技方面倾斜的状况，很可能与明末边疆告急，急需武勇人才有关。 明代武学的设置，亦始于明初。惠帝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二月，“始置京卫武学教授一人”，管理武学事宜。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五月，复设两京武学。成国公朱勇奏“选骁勇都指挥等官五十一员，熟娴骑射幼官一百员，乃令两京并建武学以训诲之”。而后，又“命都司所应袭子弟年十岁以上者，提学官选送武学”。（《续文献通考·学校考一》）这些学生均为军队年轻军官或武官子弟，入学前已具有相当的武艺基础。武学考试亦相当严格。成化年间（公元1465年-公元1487年），便下令有司，“岁终考试入学生，十年以上学无可取者，追廪还官，送营操练。”（《明史·选举一》） 二、明代军事武艺训练 宋代，火器已在军中使用，明代则更加普遍。明成祖朱棣在平交趾时不仅大量使用火器，并由此设立了“神机营”。据《明史·兵志》载，当时使用的火器竟有数十种之多。但明代的火器仍未发展到可以取代冷兵器的程度，冷兵器在军队中的地位仍未动摇。作战时，冷、热兵器根据各自的特点配合使用。俞大猷在《正气堂集》中写道：“弓矢、大小铳炮杀人于百步之外，牌刀、钯、枪、狼筅击斗于数步之间，长短相卫，彼此相资，乃可取胜。”近距离搏杀，冷兵器仍然是唯一的重要手段。所以戚继光等在其著作中，始终强调士兵要刻苦训练使用冷兵器和徒手武艺。 戚继光等还以士兵的切身利害来启发引导士兵自觉地练武，教育士兵把练武与防身立功紧密结合起来。他在《纪效新书》卷四《禁令》中写道：“凡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 明代军队还重视通过比赛方式来促进武艺的发展，提出了“既学艺，必试敌，莫以胜败为丑”，并且专门制定了奖罚办法，按比赛决出的武艺高低给予奖罚。《纪效新书·比较武艺赏罚篇》对此有具体的规定。 何良臣在《阵纪》中论及实际作战时说：“长短器械，错杂阵头，一齐拥进，起手就戳便斫，虽转身回头尚不可得，岂容活泼动跳，做作进退，身势手法耶？”根据这个宗旨，明代军队中的练武，总是以军事实用为标准。训练中便把“习手足，便器械”的功夫限制在“真可搏打者”的范围，提倡“真艺”及“功夫”，反对“左右周旋，满遍花草”，反对“只图取欢于人”，“以图人前之美观而无寓于大战之技”的“徒支虚架”或“花法”、“虚套”的练法，使武艺朝着“遇敌制胜”的方向发展（《纪效新书》）。从军事观点看，装璜门面的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类，与“防身杀贼，立功报国”的宗旨极不相容，因而在明军的训练中，排除了这些“花架子”。 明代将领已注意到“练胆”与“练艺”的密切关系。何良臣认为“艺高人胆大”，他在《阵纪》中说：“善练兵之胆气者，必练兵之武艺”，“武艺为胆气之元臣”。戚继光则认为“胆大艺更高”。他说：“虽谚有云‘艺高人胆大’，殊为不然。必须原是有胆之人，习得好艺，故胆益大。无胆之人，平日习得武艺，十分精熟，临时手软身颤，举艺不起，任是如何教习，亦不得胆之大也。”（《练兵实纪杂录》卷二）何、戚所云表面上有所分歧，但实际上只是强调各自有所侧重而已。武艺与胆气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是他们多年习武训练、带兵打仗的经验之谈。 三、武术体系初步形成 宋以前，中国的武术基本上是以刀、枪、剑、棍、拳来分门别类的。至明代，武术开始形成流派或门派，即在拳法和器械中有了不同风格、特征与内容的若干派别，或者说每一流派武术中都有其鲜明独特的演练拳械方法和内容。 曾在胡宗宪幕中襄助平倭事宜，对军事与武术均有相当研究的郑若曾，在其著作《江南经略》中写道：“中国武艺不可胜纪，古始以来，各有专门，秘法散之四方。教师相传，各臻妙际。”在其书卷八《兵器总论》中，又提到当时流行的武术有：拳法十一家、棍法三十一家、枪法十六家、刀法十五家、剑法六家、杂器械十家、钯法五家、马上器械十六家。 以拳法为例，《江南经略》列有拳法十一家：“曰赵家拳（宋太祖拳三十六势、芜湖下西川二十四势、秣陵关打韩童掌拳六路）、曰南拳（似风、似蔽、似进、似退凡四路）、曰北拳（供看拳凡四路）、曰西家拳（六路）、曰温家钩挂拳（十二路）、曰孙家披挂拳（四路）、曰张飞神拳（四路）、曰霸王拳（七路）、曰猴拳（三十六路）、曰童子拜观音神拳（五十三路）、曰九滚十八跌打挝拳”；又有“绵家短打破法、九闪红八下破法、三十六拿法、三十六解法、七十二跌法、七十二解法”等。戚继光《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则载有：“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势长拳，又有六合拳、猴拳、X拳，名势各有所称，而实大同小异。至今之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翻，十二短，此亦善之善者也。吕红八下虽刚，未及绵张短打、山东李半天之腿、鹰爪王之拿、千跌张之跌、张伯敬之打……皆今之有名者。” 明末已有“内家”、“外家”的说法。从黄宗羲（黎州）《王征南墓志铭》《宁波府志·张松溪传》等记载看，明代内家拳已有大致相当于当今所说的“后发制人”的特点，即“其法主于御敌”、“以静制动”之类。内家拳还强调点穴术，其拳法内容中，最为秘密者，为“敬、紧、径、劲、切”五字诀。 另外，《王征南墓志铭》还提出了张三丰创内家拳的说法，确否，待考。 四、十八般武艺 宋代已有十八般武艺之说，但不见具体内容。在明代典籍中，十八般武艺有了具体记载。据谢肇制所著《五杂俎》载：“正统己巳之交，招募天下勇士。山西李通者，行教京师，试其技艺，十八般皆能，无人可与为敌。”文中提到“十八般”为：“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锏、十三镐、十四殳、十五杈、十六钯头、十七绵线套索、十八白打。”又据朱国桢著《涌幢小品》卷十二载：“弓、弩、枪、刀、矛、剑、盾、斧、钺、戟、鞭、锏、挝、杈、钯头、绵绳、白打，又称为武艺十八事。”《水浒全传》所述为宋朝故事，但成书于明代，应该说也反映了明代已有“十八般武艺”。该书称：“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教起。那十八般武艺？矛、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杈。”以上几种说法，大同小异，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武艺内容多种多样。有徒手的，有器械的，而器械又包括长兵、短兵、射兵、软兵等。 拳术是武术技术的基础，有了它才能较好地掌握器械的技法。明代武术尤重棍。“拳棍”一词，在当时几乎成为武术的代名词。何良臣在《阵纪》中写道：“学艺先学拳，次学棍，拳棍法明，则刀枪诸技特易耳，所以拳棍为诸艺之本源也。” 除刀、枪、棍、剑等主要武器外，明代还有“使杂器之家十：曰铁鞭、曰夹棒、曰单手操铁链子、曰蒺藜蒜头、曰金钢圈、曰镘掌铁尺、曰吕公拐子、曰钢叉、曰狼筅、曰镋。使钯之家五：曰雄牛出阵钯、曰山门七埋伏钯、曰番王倒角钯、曰直行虎钯、曰销栏跟进钯。”又有所谓“使马上器械之家十六：曰鞭、曰链、曰铲、曰槌、曰流星、曰锁虎口、曰马叉上带使流星鞭、曰双舞剑、曰双刀、曰马叉、曰天平铲、曰方戟、曰枪、曰关刀、曰斩马刀、曰月枪”等。（郑若曾《江南经略·兵器总论》）显然，明代所谓“十八般武艺”，只是概括其多的笼统的说法，实际武艺或器械远不止十八种。 明代的武艺或器械流行范围也与地域有关。《明会要》卷五十九《兵二》引《世法录》称：东粤学习技击的人，多“习长牌短刀”；河南嵩溪诸县所出毛葫芦兵，“长于走山，习短兵”；山东的长竿手，“习长竿”；徐州多出弓箭手，“善骑射”；井陉所出士兵，“善运石，远可及百步”，被称为“蚂螂手”；福建漳州、泉州人，则“习镖牌”，最擅水战；泉州永春人则“善技击”；延绥、固原多边外土著，“善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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