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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恩师 ◎刘景常 恩师徐可雨生前照片 这是恩师徐可雨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 过去十年的忆念，如云如烟，浩渺一片，宛如夏夜晴空中成千上万的繁星。徐可雨先生，就是其中最闪亮的一颗，熠熠闪光，耀眼夺目，无论什么时候凝望，都晶莹如在眼前。 一年来，每当我回想起先生，便不由地心潮涌动、激情澎湃。我无法忘却长达九年时间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强烈的感情促使我提起笔来，写下这些文字，以为纪念。 恩师的画像 （一） 上大学期间，我曾主编过校园文学杂志。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在我生活无味、心情寂寞的日子里，在一切向“钱”看的市场大潮中，我一直追逐着文学的神圣梦想，是文字、是文学以它纯净而又厚重的艺术魅力支撑着我不断前行，并充实着我的人生。作为一位文学爱好者，在文学这个广袤博深的丛林里，我像是一位孤独的旅者，以自己单薄微弱的力量，不断寻觅着通往文学神圣殿堂的道路，直到我有幸结识了徐可雨先生。 我永远记得2009年岁末的那一天。经好友介绍，我第一次见到了先生，那是在西安市北大街莲湖区商务宾馆830房间。那时的他，头戴毡帽、精神矍铄，头发有些稀疏，略有些驼背，两眼炯炯有神，仿佛能看透世间一切事物。那时先生已年过八旬，看起来却精神焕发，满面红光，走起路来稳健有力。临别时，先生赠送我两本他主编的《长安》文学杂志，我爱不释手，如获珍宝。这是我与先生第一次见面，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谈起话来井井有条，没有一点长者的架势，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从那以后，由于共同的文学爱好，我与先生见面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我俩便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交”。随着交往的增多和感情的增进，我对先生的为人处事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并给我带来了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悟，也促使我发自内心地称呼先生为“恩师”。那时，我写了一篇《恩师徐可雨印象记》一文，我诚惶诚恐地呈送先生，唯恐先生不乐意“恩师”这个称呼。先生看到文章后，仅在个别语句上进行了修改，我悬着的心一下了落了地。 先生不仅是我文学道路上的“恩师”，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恩师”，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恩师。“恩师”是我发自内心对徐可雨先生真诚的感情流露和情感表达，它来源于我的心灵深处。 我与恩师 （二） 2010年11月的一天，我有幸在西安市第九十中学教师家属院拜访了徐可雨先生。那一天，先生早早地在九十中校门口等我，见面后，先生把我领进九十中校园内靠近南侧的简易楼二层的一个十分简陋房间里，里间是卧室兼先生的书房，外间是客厅，尽管房子空间狭窄，但各种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客厅棕色茶几上的果盘里早已摆满了各种水果，先生请我坐在沙发上，还忙前忙后地给我沏茶、削水果，仿佛招待一位至亲的客人。 由于有了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我与先生早已没有了陌生感和拘束感，更多的是增进了我与先生之间的感情距离。很快便与先生愉悦地畅谈起来，谈了文学对心灵的启迪，谈了柳青以及《创业史》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谈了如何办好《长安》文学杂志。交谈中，先生满怀深情地对我说：“小刘，你平时要多看一些名著和文学评论，不仅要看中国的，还要看外国的，有时间要多读书，精读，多写一些文学作品，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就必须拿出好的作品来，让别人信服。”我深知，这是一位文学前辈对一位青年文学爱好者的谆谆教诲。不知不觉中，时间已接近中午，先生再三挽留我吃饭，盛情难却，我便与先生和其老伴共进了午餐，尽管吃得很简单，却如同“家”的温暖，让我一点也没有拘束感。 临走时，先生赠送我几本文学书籍，其中就有一本《徐可雨文集》，先生还给我签了名。在寒假的那段日子里，这本文集我接连拜读了好几遍，真是爱不释手，如获珍宝！ 2011年1月的一天，我再次拜访了先生。这一次先生推荐我加入了长安柳青文学研究会，我郑重地从先生手中接过了会员证书，正式成为其中一员。先生的出现，犹如漆黑深夜里的一盏明灯，照耀着我的文学道路，为我的文学之梦打开了一扇窗。 （三） 徐可雨先生1929年出生于西安市长安县王莽乡韦兆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一生坎坷波折，从小家庭困苦，历经磨难，先生带领家人不屈不挠与命运抗争，终于度过了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先生195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的前身），毕业后被组织先后分配到长安县细柳中学、大北中学、西安市第九十中学任教，从事语文教学三十六载，先生的学生遍布各行各业，可谓“桃李满天下”，这是先生生前引以为豪的事情之一。 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先生曾在长安县参加过农业生产队，经历了十年文革。先生上大学期间，曾聆听过文学大师柳青的报告。报告间隙，先生还请柳青在一个红色硬皮笔记本上题写了 “努力学习”四个字。这个题名本，先生当宝贝一样珍藏了好多年。1972年春天，先生曾专门去长安县韦曲拜访过柳青，并得到了柳青的指导，从此更加坚定地走上了创作之路。 柳青是先生最崇拜的作家之一。1952年，柳青从北京到陕西长安县挂职县委副书记，扎根长安县皇甫村14年，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并创作了里程碑巨著《创业史》。徐可雨先生从小生长在柳青蹲点的那片热土上，对柳青及其从事文学创作的事情耳濡目染，深受柳青的影响，特别体现在先生后来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和业余创作上。在长安县细柳中学和大兆中学执教期间，先生在《西安晚报》《陕西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数十篇，在当时的长安的文艺圈引起不小的轰动。 家庭生活方面，先生从来不奢侈，一生平淡节俭，从先生家里摆设就可以看出来，不是先生家庭条件不允许，他的工资足以支撑这个家庭，只是他对金钱看得很平淡，一向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 坚持锻炼身体，也是先生多次和我交谈的话题。他常说：“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我年轻的时候身体也不是很好，特别是退休以后，我坚持每天锻炼身体，读书看报，以文会友，身体逐渐硬朗起来了。”先生认为，人生短暂，好时光很快就会过去的，如果一身病，就需儿女照顾，不但什么也做不了，生活质量也大受影响。他坚持锻炼，身体较好，可以干很多自己想干的事情，他甚至比退休前还要忙。
参加工作以后，先生一直很忙。退休后，他没有像其他老年人一样，在家里颐养天年。读书、看报、写作、办杂志是先生退休之后最大的爱好，他还经常约见文友，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先生一生笔耕不辍，文章多数写的是身边熟悉的人和事，他把自己的切身经历，所见所闻，用文学语言表达出来，总能给人心灵的启迪。前些年，先生在《作家报》《人民政协报》《陕西日报》《陕西教育》《陕西老年报》《西安晚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百余篇，其中有《我爱终南山》《樊川美》《我的家在少陵塬下》《南城门外一瞥》《三访大明宫遗址》《我与西安城墙》《骡马市畅想曲》《银川散记》《怀念母亲》《一面于右任先生》《柳青轶事》《柳青题字激励着我》《农民王家斌话柳青》《苦瓜与文学》《迟暮有伴》《感悟人生》《病中有情》《文学随想》等优秀作品，这些都是先生退休之后的经典佳作。 先生的作品，尤其是散文、随笔、杂文，写得尤为精辟、优美，写得出奇制胜，让人看了意犹未尽！比如先生笔下的风景坐标——终南山、樊川、少陵原、南城门、大明宫、城墙、骡马市等，人物描写——母亲、得喜叔叔、于右任、柳青、王家斌、庞惠农等，读来令人回味无穷，总能给人思想的熏陶和艺术的享受。
恩师的草稿本和手稿 （四） 1989年，先生从教育岗位上光荣退休。为了实现心中多年的夙愿，先生在退休后的三十年间，始终以文学为伴，大力弘扬文学精神和柳青精神。2006年，先生和一批热爱文学的朋友在西安市长安县民政部门申请并成立了长安柳青文学研究会，先生担任协会秘书长，尔后又创办了文学刊物《长安》，先生担纲杂志主编，艰难维继，苦苦支撑，生前出刊共33期。为办好这本杂志，他不避寒暑，多方奔走寻求支持，请人题词并给予指导，为之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据我所知，先生在办杂志期间，多次登门拜访雷涛（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陕西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常智奇（曾任陕西作协创联部主任、《延河》杂志执行主编）、何群仓（西安市作协副主席、西安作协影视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张家谋（柳青在长安县工作期间，曾任长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后来任长安县委书记、西安市公安局长）、贺抒玉（柳青爱人马葳的生前好友，曾任《延河》杂志副主编）、雷乐长（曾任《延河》杂志资深编辑，陕西文学创作研究会会长）、曲直（长安籍作家）、刘可风（柳青大女儿）等陕西文艺界名人，并与他们交流办杂志的意见。 在创办《长安》杂志时，先生已年过八旬，但他仍像往常一样，起早贪黑、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奔波着、操劳着，时常还拿自己的退休金垫付印刷费，在筹集稿件、出刊经费、编辑校对等方面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和汗水，但先生没有丝毫怨言。 几十年来，先生以文会友，广交朋友，热心于扶持文学新人，对文学青年关心不已、呵护有加。在先生的关心和扶持下，有多名文学青年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有的还出版了多本文学著作，每当谈起这些，先生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就是2009年岁末结识了先生，并始终追随。
我深知，一个对文学、对生活没有高度热忱的人，无论他的学识多么渊博、文采多么绚丽，他不一定能有先生这样的善举。对文学艺术执着的追求，对办刊强烈的责任心，对文学新人真诚地扶持培养，为自己终生追求的文学事业贡献力量，对柳青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这是先生永恒的信念，更是先生高尚的精神。 （五） 这些年在工作之余，我也写了一些文章，但大都没有发表。对于我这个文学后生，先生倾注了他最真挚的情感。 记得，在与先生认识之初，我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写的《回忆我的祖父》《怀念祖母》等文章呈送先生，先生看后几乎没做什么改动，对我的文章给予了充分肯定，还称赞我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并期望我多读、多写、多思考，不断攀登我自己的文学高峰。后来，这两篇文章分别刊登在《长安》杂志第八期和第十期上。当我手捧着刊有自己作品的杂志时，一股股暖流涌上心头，我一遍遍地翻阅杂志，体味着先生对我的鞭策和鼓励。这是来自前辈的鼓励，深深地感动了我。
恩师与思源学院学生座谈文学创作 相识九年间，我与先生见面次数达百次之多，先生与我谈天说地，博古论今，谈他与作家柳青的两面之交，谈与诸多文友的交往之情，谈如何办好《长安》杂志，谈当下如何繁荣发展文学事业、歌颂人间真善美，谈如何继承柳青遗志、弘扬柳青精神，谈生活的态度和人生的意义...... 先生心底善良，和蔼可亲，乐于助人，热爱文学、做人处事的精神品质，给了我刻骨铭心的影响，这种影响将终生伴我前行。这些年来，我一次次地体味着先生的鞭策和鼓励，心灵常常被先生酷爱文学、弘扬柳青精神、扶持文学新人的高尚情怀深深地感动着，被感动的又何止是我一个人呢？！在与先生交往的诸多文友中，对先生的这种高尚情怀都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深刻的感悟。 在先生的引荐下，我又加入了西安市作家协会，先生还推荐我加入了《长安》杂志编辑部，先后担任编辑、副主编。在文学写作方面，先生更对我扶持、鼓励有加。先生常说：“你还年轻，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文学潜力上比我强，只要你努力，必将大有作为。”我深知，这是一个文学前辈对一个文学新人的殷切期望，这是多么地令人鼓舞啊！
参观陈忠实文学馆
向陈忠实文学馆签名赠书
（六） 2019年1月5日早8时许，我接到了恩师小儿子的一个电话，他在电话中告诉我：徐老师昨晚去世了。这个电话真像是晴空一声霹雳，打破了我内心的宁静，而且很长很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悲恸之情也很长很长时间……我原想，以恩师的身板和精气神，他再活上几年甚至长命百岁应该不成问题，谁知老天竟开了这样一个大大的玩笑，把恩师的生命夺走了。
我在恩师灵位前（2019.01.05） 至今，我难以忘怀那一幕幕场景。在恩师家里，面对恩师的遗像，我以我故乡齐鲁大地的最高礼节——下跪，深深地给恩师磕了三个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高贵的礼节，更能表达我对恩师的敬重之情了！次日，在西安市凤栖山殡仪馆，在恩师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那一刻，我看到了恩师的遗容，我再也不能自已了，面对着恩师，我跪地不起，大哭出声，我身后的姚玲老师最后把我扶了起来……就这样，永别了恩师，永别了这个一生善良的老人。文友们也无不为失去这样一位和蔼可亲、忠厚善良、平易近人、酷爱文学、受人敬仰的文学前辈而万分悲恸！
恩师生前寓所 在恩师离世的第一周忌日，我强忍着内心的悲恸，整理了恩师的遗物。在书桌的抽屉里我发现了恩师过去的一些老证件，有党费证、长安县政协委员证、光荣执教30年荣誉证、中学高级教师资格证、干部退休证等证件，我随即拿了出来并用手机拍了照。我随手还整理出了恩师用过的三样小物品，一把旧剪刀、一个已不能使用的订书机、一个装有两个优盘的小盒子，留作纪念。在整理恩师珍藏的书籍中，我发现了恩师用作文本和英文本撰写的十余本文学手稿，我如获至宝。我随手翻了几本，看着工整的笔迹，看着密密麻麻地用红笔修改过的手稿，其中有一篇文章中还提到我和许新政的名字，我不禁感慨万千，热泪长流！
（七） 人之生死，属自然现象，却千差万别。有的人死了，对他人一点影响也没有，只是在他们家族人的回忆里还留存一段时间，最终也就渐渐被人淡忘了；有的人死了，他却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更对他人乃至社会造成巨大损失。恩师的离世当属于后者。 他的离世对于我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 整整一年来，我无法摆脱内心的悲恸，恩师的身影时常在我脑海闪现，不时想着恩师的一举一动，想着恩师的一颦一笑，想着恩师亲切而又和蔼的面容，想着恩师精神矍铄的神情，想着恩师健步如飞的步伐，想着恩师对我的谆谆教诲，想着恩师对我文学创作的鼓励和扶持，想着恩师对我家庭、对我两个孩子、对我工作的关怀之情……每一次想起，我都不禁悲从中来，悲痛、思念之情像烈酒、像刀绞、像箭穿、像油煎、像火焰般地燃烧和捶打着我的身躯和灵魂。 我再也见不到恩师了，心中顿时感到无限的空寞，这空寞是任何东西也填充不起来了……
我仿佛又一次受到了恩师的教诲，怀念与悲思在我心中的积淀越来越浓厚，有时厚到令我难以承受的程度。恩师的离世，无疑让我心灵中背负了一份沉重而又悲伤的负担，我没有办法摆脱这些负担和悲伤，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我怅望窗外，想得很远、很远…… 是的，这就是我的恩师，我永远的恩师——徐可雨先生。他那伟大而又平凡的光辉形象将永远定格在我的心灵深处，他那高尚而又无私的精神品格、道德情操、奉献精神将永远定格在我的心灵深处，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和健步如飞的身影将永远定格在我的心灵深处，他用一生践行文学道路和柳青精神的满腔热情将永远定格在我的心灵深处，并指引着我走好自己的文学之路和人生之路！ （八） 恩师的一生，几十年奉献于人民教育事业，并始终沿着作家柳青指引的文学道路笔耕不辍，始终保持着对文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满腔热忱，始终扛着弘扬文学和弘扬柳青精神的旗帜，为了文学事业和办好《长安》杂志倾其心血和生命。 作为后辈，我缅怀恩师，就应当怀着高山仰止的敬意，缅怀恩师朴实的形象，学习恩师可贵的品格，发扬恩师高洁的风范，传承恩师无私的精神，继承恩师遗志，继续高擎文学旗帜，继续弘扬柳青精神，继续办好《长安》杂志，沿着恩师指引的文学道路，大踏步前进…… 文学是个神圣的殿堂，这是恩师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梦想，也是恩师苦苦追求而又无法打开的情结。在与恩师九年的交往中，我深知他是多么地酷爱教育、酷爱文学、酷爱文学青年，他的生活俭朴，他的心情是愉悦的，精神是丰富的，人格是高尚的，是我们每一位文学青年学习的榜样！
在我追随恩师的九年间，恩师给了我祖父般的温暖，教给我做人的道理，给了我走向文学之路的勇气和信心，给我的人生之路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恩师对我文学、做人的教诲和影响比天大、比海深。一年来，我一次次体味着恩师对我的教诲和真情，这是我人生得到的一个最为丰厚的宝藏！ 徐可雨先生是我的恩师、是我的文学导师、是我的精神导师、是我的人生导师！ 徐可雨先生对我的教诲，我将终生铭记！ 徐可雨先生将永远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2020年1月3日 （刘景常，笔名“故乡”，山东郓城县人。系长安柳青文学研究会会员、西安市灞桥区洪庆文艺协会会员、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职工作家协会会员，《长安》杂志编辑，中国著名行走散文作家联盟成员，自媒体《行参菩提》签约作家，著有散文选篇《故乡情.思源情》，现任职于西安思源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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