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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海南海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清代，海南海港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海港，与以往历史上的海港发展比较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据统计，明朝的海南岛港口有64个或63个（《正德琼台志》是64个，《万历琼州府志》是63个），《道光琼州府志》卷十九《海黎志防海条议》记载当时的海南岛港口数目达到了89个，显然，海南岛的海港要比以前有所增加。《道光琼州府志》还描述了当时海港发达的盛况：“大海汪洋，渺无涯际，琼郡孤悬海中，府属州县滨海港口，处处可以进舟湾泊，在在可以登岸取水。” 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中记载了海南海港的大量情况。例如：明朝海南琼山县的海港有海口港、神应港、小英港、烈楼港、东营港、博茂港（共6个），而清朝的有海口港、神应港、烈楼港、小英港、芒港、麻锡港、东营港、北洋港、新溪港、博茂港、牛始港、红沙港、白沙港、大林港、北港、盐灶港、丰盈港、白庙港、沙上港（共19个）；文昌县的在明代有清澜港、铺前港、陈村港、抱凌港、抱虎港、郭婆港、赤水港、石拦港、长岐港（共9个），在清代有清澜港、铺前港、陈村港、抱凌港、抱虎港、郭婆港、赤水港、石拦港、长岐港、口衙港、曲轭港、南沙港、新洋港、湴渚港、后港、边港、官省港、塘洪港、乌石仔港、东坡港、淡水港、白平港、白峙港、田头河港、秃港、大昆港、五龙港、鸡羽港、木栏港、东寨港（共30个）；临高县的在明代有博铺港、博顿港、博白港、黄龙港、乌石港、石牌港、新安港、朱碌港、吕湾港（共9个），在清代有马袅港、安善港、将军港、博述港、博顿港、博铺港、博白港、石牌港、朱碌港、乌石港、黄龙港、新安港、吕湾港（共13个）。其它沿海县域的海港或多或少都增加了。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到了清代，海南海港的数目是增加了的。  清代的海南海港，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西部少、其它三个地方（北部、南部与东部）多的不均衡特征。 一方面，这是历史上的原因，在历史上海南西部的开发总是滞后于其它三个地方。 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海南岛北部的琼山、临高与祖国大陆相连，最南端的崖州则与南海诸国沟通，因此航运与港口发达；其二，海南岛东岸港口以及东部水域是往返东南亚诸国的必由之路；其三，清朝时，海外诸国入贡“均不由琼州”，导致昔日过往诸番贡舶停泊的西岸港口日渐冷落；其四，海南岛各港口多属于自然形成，经时竞天择又自然淘汰，西部一些吃水浅、沉砂多、避风条件差的港口逐渐萎缩。对此，《道光琼州府志》卷十八《海黎志·海防》亦作了客观的评价：“琼州屹立海中，地与海安对峙。其海道自海口港以东，唯文昌之铺前港、清澜港，乐会之新潭港，万州之大洲，陵水之桐栖港，崖州之保平港可以湾泊船只；自海口港以西，唯澄迈之石石矍港，儋州之新英港，昌化之新潮港，感恩之北黎港可以湾泊，其余港汊虽多，不能寄泊，而沿海沉沙，行舟最为险。”（王向红《海南岛与东南亚交流史》39页，南方出版社，2013年） 强大的海防是一个海洋主权国家边疆完整的重要支撑。海防以及巩固海防的海港防卫，历来都是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得到了高度的重视。清代也是如此。 清代比以往朝代更加重视海防，海港的防卫功能更加突出，清政府对每一个重要海滨的海港进行了部署和兵力安排。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381卷《琼州府部》有不少的记载。如“海口牛始、白沙港，战守兵456名，哨快船14只”，“铺前港把总一员，战守兵100名，哨快船2只”，“清澜、潭门港把总一员，战守兵150名，哨快船3只”，“东水、马袅港把总一员，战守兵150名，哨快船3只”。另据《道光琼州府志》卷十八《海黎志·海防》记载，琼州府的白沙港，是“琼州之胸颈”，清澜港“外通大海，此琼州之肘腋，此数处最宜加防”。铺前港“可泊大船数百只，商、渔船皆聚于此，有巡检司驻扎”；临高县的马袅港，“可泊大船十余只，港内有海口营台讯……与炮台相望”；崖州三亚港，“可泊大船，港内有崖州协水师汛防及炮台”。这些记载说明清朝廷对海港的防卫措施是很细致的。 对此，顾炎武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六）《广东备录中》说“琼郡州县俱附海滨，周廻数千里，时有倭寇番船之警，今设东西二路，左右前司分哨守策应，而统领于白沙寨，兵家所谓星布棋置之势，况加以天堑之险。第夷情叵测，风波靡常，尤当于冲要处整饬兵船，精选器械，查诘墩堠，巡察海道，始可保孤屿之金汤也。”孤悬海中的海南岛，由于独特的海洋环境，历来是外来强势势力垂涎之地。海盗出没、劫掠，外国列强对南海诸岛以及海南岛的觊觎，妄图掠夺海洋资源，都使得清朝廷高度紧张，因此，清朝廷对海南海防的监控，尤其是对海港的严密防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度重视。 明清时期的海盗现象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海南的好多地方志中均有记载。《光绪澄迈县志》、《康熙临高县志》、《乾隆陵水县志》、《道光琼州府志》等记载颇多，如顺治十一年（1654年）海盗“扬帆诸港口，流劫无忌”，次年二月，“扬帆入桐栖港劫掠”，康熙元年（1662年）海寇“至铺前港，掠五百余人”，次年二月，“入清澜港劫米船”，康熙十二年（1673年）“入铺前港，掠地蔡村，掳生员韩亨时全家及居民百余人”， 嘉庆二年（1797年）“贼张保仔寇铺前、清澜两港，抢劫村庄、商船，掳人勒赎”，嘉庆十二年（1807年）海寇乌石二“犯抱陵港朝阶，港内诸村屡次被劫，焚民房十余所”，同治十一年（1872年），海贼“劫抢博顿港口，疍民受害无算”，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海寇“入抱陵港，奸民云崇耀导入各村，掳人勒赎”，类似的记载，不绝于书。 海港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史书中的海港争夺记载，显示了这些海港的重要性。同时，海港以及海港附近的村庄，遭到破坏，居民深受其害，也说明了当时社会矛盾的突出。 张之洞是晚清最为重视中国海防问题的重臣。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他对中国海防形势的分析和关心，他对海南海港的重视，是中国督抚大臣中少有的。 张之洞督粤期间对海南海港的重视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张之洞在海南绘制琼防地图中的海港绘制，为海南海防的加强提供了重要参考。张之洞在光绪十年（1884年）将沿海各口地形绘图，在海南绘制琼防地图，铺前港、青蓝港、儋州、海口、崖州附焉。其中包含了海港的绘制，这些绘制工作，均详细记载图说，为海防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一个是琼州榆林港的建设。1889年，法国兵船驶入榆林港测量，灰涂石桩，用红白小旗立标 15 处。鉴于此，张之洞一面致电总理衙门要求诘问法使，一面派李先义率员勘察榆林港。在此基础上，张之洞上书光绪请求早筹开埠之策，度地筑台，订购巨炮，以加强海防。此外，张之洞对榆林港开埠还做了详细的筹划，主要有以下措施: 一是在榆林港的乐道岭和独田岭分筑炮台三座，配以十五生新式长炮六尊。二是派兵驻扎榆林港，委派崖州协副将徐赞彪率水陆五营驻扎榆林港。张之洞离粤前夕才督办修建榆林港事宜，未能如修建炮台和架设电线那样亲自督办至完成。虽然如此，张之洞对榆林港的开埠却是崖州现代海防之始，榆林港建设以后，至今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
由于海南岛四面环海，处在福建、广东、浙江与东南亚通商的航线上，具有独立的海上地理位置，因此，海南海港成为南洋各国通商的重要中转地。清初广东商船多到南洋贸易。据粤海关的统计，每年从广州开往越南、暹罗、爪哇、苏门答腊、新加坡、吕宋等南洋各国的商船约30余艘，1758年到1838年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共5107艘。这些往来于南洋与广州之间的商船都在海南沿海港口停泊补给，带动了海南转口贸易的兴旺。因为粮食短缺，清初大米是海南和越南边贸的重要商品。越南作为唯一允许贸易的国家被保留下来，并且在琼越之间开通了航线。乾隆三十五年(1770)原籍澄海的华裔郑昭在暹罗建立新王朝后，海南与暹罗、安南的贸易尤为频繁。(30年代)中国经营这种贸易的港口为广东省的广州、潮州、南康、惠州、徐闻、江门及海南。 其中，海南岛每年开往暹罗者约50艘，往安南者约43艘。每艘载重量估计为150吨总吨位约10000吨。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在广东设置海关收关税。海南各港湾附隶于粤海关之下，分海口总口及少荖、万州、铺前、清澜、乐会、澹州、北黎、陵水、崖州等九个小口。海南各口岸设立之后，各地商人纷至沓来，海南商贸日益发达起来，推动了海港的发展。据《粤海关志》记载，清前期海南总关税每年额征银23800两，除了比澳门稍低外，比其他如惠属各口、乌坎、庵埠、梅慕、海安各口都要高得多。除了正税之外，各港口还有规礼、大足、验航、丈量、放关、领牌、小仓、分头、担头等各种私征税，再加上偷漏税收等，实际税收总额应达数十万两之多，海港的贸易往来之繁荣可见一斑。 清朝后期海南的国内外贸易虽然受到战争和政治斗争的影响，但是还是断断续续的有所发展，海港也在此中得以发挥作用。 鸦片战争后，海南也和全国一样经历着无穷的灾难。 远洋航行的风帆已被外轮所取代，从东南沿海到东南亚的商贸以新的形式进行，但海口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中转、补给、避风的交通枢纽地位并没有改变。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海口被列为对外通商口岸。外国轮船如潮而至，远非海南沙船能力所及，对外贸易是半殖民地的畸形现象。 对于清代海南海港在贸易中的地位，一个英国人有这样的认识。19世纪前期，英国人库劳福特次曾来东南亚一带游历考察，在游记中他记述说，“(中国)与印度支那保持交通的港口，有广东省的5处，即广州、潮州、南澳、徐闻，还有属于海南岛的各个港口，以及福建省的厦门、浙江省的宁波和江苏省的苏州。”根据其记载,19世纪前期，每年海南和中国其他地区商船与各港口的贸易情况有这些的比较：海南（港口）去往越南西贡的船只数是15-25，去往东京的是18，而广东（港口）的则是2与6，厦门（港口）的则是1与7，苏州（港口）的则是6与7，可以看出海南港口在此贸易中占了很大比重，特别是往西贡的贸易占了绝大多数。 与新加坡的贸易，也显示出海南海港的地位。 清朝前期每年都有数十艘中国船只往来贸易。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从海南去的商船非常多，他们陆续从文昌的清澜港或海口港起航，运载商品到新加坡、槟榔屿等地，有些人为了经商需要，也会就此留居，这样由于移民而引起的物质贸易也在不断地进行。不过，在鸦片战争前，去新加坡的主要是经商，之后移居的日渐增多。
五、出海捕鱼与出洋谋生 的始发港功能 
出海与出洋的始发功能，前面已经包括了，但是，这里强调的是海港始发功能中的谋生表现，也就是渔民的出海渔捞、出洋谋生，这一点，与前面提到的出海或出洋贸易是不同的（前者的出洋贸易具有官方与私人性质，后者的出洋谋生具有民间私人性质）。 从出海捕鱼来看，这里着重谈谈海南渔民从文昌港口出发远到西沙和南沙的情况。 海南文昌是海南岛距离珠江三角洲最近之地，也是古代中国大陆海船去南洋必经之地。现在清澜港还是海南第二大渔港，近海有七洲洋、铜鼓、清澜三大渔场，渔汛期长，水产种类多。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清澜港是古代的重要海港，也是联结南海诸岛的重要海港。 文昌铺前镇七峰村渔民蒙全洲在1977年93岁高龄时回忆说，他的祖父在清代中期就和文昌东部保陵港的人一起去南海诸岛捕鱼，琼海人去南沙群岛的技术是由文昌人传授的。他的父亲替文昌人开船，清澜港和潭门港的一些船主都叫他父亲开船。他本人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17岁时就去西沙群岛捕鱼，光绪二十七年(1901 ) 17岁就去南沙群岛捕鱼。 文昌龙楼镇红海村渔民符用杏在1977年91岁高龄时回忆说，他的伯父在清朝同治年间就去西沙、南沙捕鱼，父亲跟铺前镇人去南沙捕鱼，他从光绪年间开始每年去西沙、南沙捕鱼，乘坐清澜港的船。铺前镇人从红海村开船，龙楼镇向南是清澜港，从清澜港去西沙17-18更，再去南沙31更。 清宣统元年(1909)，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军乘“琛航”“广金”二舰巡视西沙群岛，在一岛上遇到海南渔民，李准说：“余询其渔人为何处人？据言为文昌、陵水之人，年年均到此处。”李准恰好是四川省邻水县人，邻水和陵水的南方读音相同，所以李准把西沙群岛的这个最大岛永兴岛命名为邻水县。虽然是纪念他的家乡，其实是源自海南陵水。可见清代陵水港虽然衰落，但仍然是联结南海诸岛的重要海港之一。 以上这几则材料，显然说明了从海南文昌港口出发去南海诸岛捕鱼是清朝许多渔民的重要选择。 从出洋谋生来看，海南港口出发的“下南洋”现象值得一提。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10月，为了去蕃谋生，海南琼山旧圩村渔民饶昭聪、陈贵仁等乘坐自己请工人造的帆船（排水量200担），从龙尾头港扬帆出海，向南航行，到达暹罗（泰国）南部洛坤府的北汶浪港。次年他们开船返回乡里，曾轰动了一时。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当地出现了出洋热潮。琼山县东营、演海、演丰、三江、大致坡一带的乡民，每年都有3000多人到龙尾头港乘帆船去南洋谋生。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琼侨人数多达10多万人。 这种下南洋现象后来继续进行。到了民国时期，海南人到南洋各国谋生的人数越来越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海南人出洋的主要口岸是文昌县的清澜港和铺前港，1926年海口从琼山县划出设市以后，逐渐成为海南政治、经济中心，海口才取代清澜港和铺前港成为移民的主要出口港。 编辑：李雨聪 审核：张建 监制：常珊珊、段然 海南爱心扶贫网网址：www.hainanf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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