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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悖论 当选择数量持续增加时，海量选择的消极作用就会显现。要是可供选择的数目继续疯长，可能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不再是自由，而是自虐。（选择并不是越多越好） 他把自由划分为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和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消极自由是一种“不做”（liberty from）的自由，人们有免受他人强制的自由，不按他人意愿来做事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一种“去做”（liberty to）的自由，做自己生活的主人，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有分量。通常情况下，这两种自由是如影随形的。 其中一些结论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有一些甚至违反我们的直觉，比如： 1． 想过得更好，就应该在选择的自由上自愿接受一些限制，而不是完全拒绝束缚； 2． 想过得更好，就该追求“足够好”，而不是“最好”； 3． 想过得更好，就该降低对选择结果的期望； 4． 想过得更好，做决定时就不应该给自己留退路； 5． 想过得更好，就应该少关注身边的人在做什么。 医疗保险的条款极为繁复，我想，我一生中怕是遇不到一个人可以真正弄明白他自己的保险，包括所保项目、附加项目，以及保险公司的繁复声明等。但是这样赌注可就大了，失误的代价也变得尤为巨大。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会让一个人倾家荡产，不得不面对究竟要吃饭还是吃药的两难困境，而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正是处方药计划的初衷。 （1.人的精力有限。重要的事情上可以多耗费些精力。少些打游戏的时间2.找一个专业人士比如保险经济来帮忙3.打游戏的都知道，有一个差一点的装备，总比裸奔要好） 峰终定律 peak-end rule 人们对体验的记忆与过程中的感受好坏无关，只与“峰”和“终”这两个关键时刻的感受有关，即事情达到高峰时的感受和事情结束时的感受。 尽管两者都有非常高的标准，但完美主义者可能从来不认为自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最大化者则认为这个最高标准是可以企及的。 技术革新可以让我们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越来越多的人，但是却不能允许同一片土地上容纳越来越多人，同时让他们工作和生活都十分便利。赫希认为，社会变得越富庶，越多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人们就会越关心那些固有的稀缺品。如果你加入了这场稀缺品大战，那么“足够好”的东西就永远都不够好，只有最好、只有最大化才是王道。 只有当我们真的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这些选择才真正具有表达功能。想想结婚誓言里说的：“无论贫富，至死不渝”，如果你对自己的婚姻根本就没有自主权，那么这就不是你自己的誓言，而是这个社会的誓言。就算离婚是合法的，但由于社会或宗教反对的声音过于强大，离婚者往往受到唾弃，因此结婚誓言实际上是社会的誓言。假如你所在的社会对离婚行为完全不在意，你的结婚誓言才能真正代表你自己的选择。 如果机会成本会让最佳选项的整体吸引力下降，而且机会成本与我们否决掉的众多选项息息相关，那么选择越多，机会成本就越大。而我们意识到的机会成本越大，被选中的选项带来的满足感就越低。 如果我的学生能力差一点，或者对家庭负有更强烈的责任感，回家工作就是个很值得考虑的选择，如果正处于经济萧条时期，就找份保险点的工作干下去吧！如果选择少一点，限制多一点，许多权衡也就不需要了，他们的自我怀疑就少一些，不需要花力气寻找选择的依据，满意度也更高，决定后也不会再度陷入怀疑中。 后悔的问题之所以会那么严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后悔并不局限于客观事实。想象的力量让我们老想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不作为惯性inaction inertia当人们错过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机会，将会对随后出现的类似机会置之不理，哪怕后来出现的机会比之前的更有吸引力。为了规避后悔，人们还会选择不做任何反应，这被称做不作为惯性（inactioninertia）。假设你正在家具市场选购沙发，看到你喜欢的一张沙发正在7折促销。但你才逛了第一家店，觉得后面可能会碰到更好的，所以就没买这张沙发。然而几个星期之后，你仍然没找到更好的，所以你又回去找一开始看中的那张沙发。问题来了，现在这张沙发只打9折。你会买它吗？大部分购物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买了这张沙发，就不可避免地为自己先前没买而后悔。而如果他们不买，那么还有希望找到比它更好的。 只要了解适应的过程，我们就能预测它的后果，到了它真正发生时就不会那么失望。这就意味着，我们做决定时应该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明天的感受，还要考虑到几个月甚至几年后的状况。在选择过程中考虑适应过程，可以让当下看似沉重的选择压力变小，也会让我们对足够好的选择感到满足，而不是执著追求“最佳”选项，由此避免时间与精力的浪费。 人们建立满足的标准基于四点：已有的想要的之间的差异，已有的和预期之间的差异，自己的和别人的之间的差异，现有的和曾经拥有过最好的差异。 假如你的起点很高，相比起点低的人，你的失望也越大。正如美国记者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Ehrenreich）指出的那样，“跌落恐惧”是高期望的咒语。 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5]在著作《选择适当的池塘》（Choosing the RightPond）中提到，我们社会生活的质量取决于我们渴望成为哪个池塘里的大鱼。如果只有一个池塘，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地位跟别人进行比较，那么绝大多数人都是失败者。毕竟，在一个有鲸鱼的池塘，即使是鲨鱼也会显得渺小。所以说，与其跟全部人比，不如从整个世界里划分出一个合适自己的群体，在我们自己的池塘里，每个人都可以是成功者。 身份对一个人来说有多重要？几年前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向参与者提供了数对假设的个人情景，然后要求他们说出自己的偏好。比如在“自己年薪5万而别人年薪2.5万”和“自己年薪10万而别人年薪20万”之间作出选择；在“接受12年教育而别人接受8年”和“接受16年教育而别人接受20年”之间选择；在“别人智商90而自己智商110”和“别人智商150而自己智商130”之间选择。大多数情况下，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都会选择自己比别人好一点的情境。可见，在小池塘里做一条年薪5万的大鱼，比在大池塘里做一条年薪10万的小鱼要滋润得多。 乐的人擅长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而不快乐的人会不断反思那些不愉快的经历，使得自己更伤心。 疗养院里的一组老人被告知要对自己负责，照顾好自己；另一组老人则被告知凡事都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全权由他们负责。第一组老人每天都要决定一些简单的事情，还有一盆植物要照顾；而第二组老人什么都不用自己决定，植物也有专人来照顾。结果发现，和没有控制权的老人相比，拥有控制权的老人表现得更活跃、更精神，身体也更健康。更神奇的是，有控制权的老人平均能多活几年。可见，从摇篮到坟墓，拥有控制感始终是贯穿一生的大事。 我认为近年来控制感的增加导致了人们对控制的期望值升高。我们越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就越希望自己能得到更多。 高度的个人主义不仅意味着我们希望所有事情都完美无缺，也意味着我们希望是自己使这一切完美无缺的。而当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我们就会把失败归咎于自己，而不是别的一些更普遍的因素。也就是说，这种文化设立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因果解释方式，促使我们在失败时责怪自己。正是这种解释方式使我们在面对失败时增加了患抑郁症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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