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
——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
摘 要：理解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哲学内涵，首先需要从本体论上看到:一般数据正在塑造出一个类似于货币这样的巨大的数字界面或平台，将一切人和物都囊括其中，而所有的对象都必须经过一般数据的中介，在数字化空间中呈现出来。经过数字化中介的行动变成了虚体，虚体是数字化界面最基本的存在单元。这意味着在存在论上，数字时代塑造出了人与人，甚至人与非人之间的虚体交往关系。但最重要的是，作为数字资本的一般数据，是所有在数字化平台上的用户生产出来的，而被少数数字资本家占有。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打破这种垄断，将虚体活动共同生产出来的一般数据，转化为一种共享，为一种真正的未来共同体铺平道路。
关键词：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
随着微信支付、支付宝日渐成为日常经济生活的最基本的架构，随着淘宝、京东、亚马逊等网上购物成为最主要的交易形式，我们的确已经面对一个新兴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降临。虽然有人欢呼，称之为新共享经济和数字经济，但是这种经济的运作确实带有资本属性。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只在一个层面，而是在三个层面上来剖析数字资本为我们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带来的实质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背后的哲学内涵。
不过数年时间，我们已经对我们周围许多变化感到习以为常。例如，我们不会惊诧于一个在路边卖烤红薯的小贩会摆上一个二维码，也不会感到奇怪，平常喧闹的菜场里讨价还价的声音越来越少，更多时候是主顾们前来取走他们早已在手机上预定好的土鸡蛋或新鲜的河鱼。而仅仅在五、六年前，若有人没有带任何现金和银行卡，几乎是举步维艰，然而，在今天，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顺丰、圆通、韵达等快递业，优酷、爱奇艺等网络视频平台，大众点评网、美团、携程所开辟的出行、酒店、美食平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今天，人们只需在智能手机上安装若干APP，足以满足衣食住行的各种需求。不过，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作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对我们来说，这些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改变的是我们的生活的外表，还是我们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显然，我们已经不能用技术革新来形容这次巨大的变化。但这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本体论方面。
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营造一个未来数字化前景的神话，将自己妆扮成一个先知，来预言一个石破天惊的未来世界。对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预测，早在克林顿时代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也谈到了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认为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是知识资本主义和信息资本主义，知识和信息将成为决定在全球化环境中成败的关键。他们指出，未来的知识经济将取代实体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那么，今天的数字时代或数字资本主义究竟与上世纪末诞生的信息资本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
我们不能将数字资本主义简单地定义为信息或数据占据着支配性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数字资本主义和知识资本主义或信息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同。为了理解这个根本性的区别，我们需要回溯到资本主义初期，理解资本主义形成时期所带来的变化。资本主义是一种商品经济，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有商品交换或者有货币，就一定是资本主义。实际上，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商品的等价交换或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已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将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区分开来?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给出了他的理解:“在各个国家，人类勤劳所能购入或生产的每一种商品量，自然会按照有效需求，即按照愿意支付为生产这种商品和使它上市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和利润的那些人的需求，自行调节。”(斯密，第7页)对于斯密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偶然性的商品交换，也不是个别性的货币使用，而是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一个生产和交换中，被融合为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体系”，用一个很通俗的隐喻来说，即“看不见的手”。当代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指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可以视为一种秩序的建立”。(Agamben，p.284)
实际上，对于斯密来说，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架构起一种以用相等的劳动量来衡量的生产和交换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这个体系反过来贯穿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让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事物都必须在这个体系中来衡量。这一步才是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跨越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伟大的进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有了创造财富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页)马克思的解释更为明确，即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一种抽象秩序，这种抽象秩序是在一种抽象的量上建立起来的，这个量在理论上的表现是劳动一般，而在现实中，这种劳动一般需要进一步具体化为货币。货币是早期产业资本主义的抽象观念的凝结，即一种政治经济学体系通过货币这个具体的抽象在现实中的实现。由于有了劳动一般和作为具体抽象的货币，资本主义的秩序才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尽管这里面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征服，但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本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76页)。
现代资本主义是建构起来的世界秩序，它让所有的民族，甚至最偏远的地区和民族都不得不从属于这个秩序法则。这样，零星的分散的生产和交换被凝结为一个世界体系。这个秩序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第二自然”，是在人们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中形成的，并逐渐起到支配性作用的秩序。一旦它成型，会毫不犹豫地将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民族、各种人口以强制或暴力的方式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并形成以这种体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
那么，我们是否在今天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我们是否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的确立，并强制性地将人们纳入到这个体系之中呢?
在马克思的批判中，产业资本的一个弊病就是生产盲目性，不能准确预测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是否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是生产不足还是生产相对过剩。然而，淘宝、京东等电子商务似乎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即通过每一用户(包括卖家和买家)的交易行为进行大数据统计，而这些统计数据具有生产上的引导作用。如今年某种款式衣服大致有多少需求量，什么样的色彩今年最流行，通过交易行为的数据处理，这些数据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统计的结果，而且给生产商提供一个导向，有效地让他们投入到市场需求的产品上。在这个意义上，淘宝或天猫、京东、苏宁易购等交易平台架构了一种秩序，对于任何一个卖家而言，一旦远离了这种秩序，势必意味着被市场所淘汰。于是，原先相对独立的生产厂商，已经依附于这些大平台，成为了后者的附庸。
此外，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拥有者比淘宝、京东更强大的架构能力，甚至成为一种普遍权力。我们看到，在人行通道里卖袜子和小商品的老太太摆出微信或支付宝的二维码并不是她们自愿的，因为一旦没有这个二维码(拥有这个二维码意味着加入到支付宝或微信购租的秩序之中)，行人随时会以没有现金为由而拒绝，意味着他们根本无法卖出自己的商品。所以，这种新秩序已经架构出让每一个用户都无法逃离的平台，而且这种架构正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全方位扩张，从“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扩展到偏远的农村。新秩序显然已经将它的力量扩展到当今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当中。或许我们可以改写《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经典名言:数字资本主义“把一切个体甚至最偏远的个体都卷入到数字文明中来了”。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观念。我们不能再用劳动一般或商品的价值量这样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说法来面对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哈特、奈格里、拉扎拉托、保罗·维尔诺这些意大利自治主义者选用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个概念，作为形容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的核心观念。这个概念就是“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马克思的原话是:“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收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7-198页)
这种一般智力，在意大利自治主义者那里，是一个额外的衍生物，是在工人的非物质劳动中生产出来的，并称为一种赘余的力量。保罗·维尔诺指出:“一般智力，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资源(或者超个体的资源)，它将那些不定性的薪资劳动还原为一种额外的剩余物。”(Virno，p.148)奈格里、维尔诺、拉扎拉托等看到，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的抽象的政治经济学体制一样，一般智力的确成为了一种被额外生产出来的剩余力量，同时反过来，这种剩余力量凌驾在个体之上，成为一种统治力量。
但是，奈格里和维尔诺等人错误地将这种力量视为主观力量，并认为在这种主观力量之下，无产阶级可以直接控制生产过程，从而为未来的共同体铺平道路。显然，他们的预测太过乐观。因为尽管这种以非物质劳动生产出来的一般智力不具有物质的外表，但是它们绝对不能等于纯粹主观。相反，我们在数据流和云计算中看到的是，主体在这些数据面前不是变得更强大了，而是更容易受到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产品所支配。当代思辨实在论的代表之一格拉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用对象(object)取代了物质(matter)概念，而这种以对象为中心的本体论，也被哈曼称之为OOO(object-oriented ontology)体系。哈曼说:“一种真正的对象理论需要关注的是各个对象之间的关联，而这些对象根本不涉及任何人。”(Harman，p.6)
这样，我们确立的概念必须符合数字资本时代的新特性，而这种新特征恰恰是一种客观性的力量，即由数据和云计算形成的庞大的关联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一般数据。而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一般数据基础上架构出来的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时代的所有要素，包括所有个体，所有的物，都无一例外地被这个一般数据所中介，只有在一般数据的坐标系上，所有对象才能找到其特定的存在意义。于是，我们对数字资本的分析，很自然地从本体论走向了存在论。
试想一下，对于今天在大都市里生活的个体来说，假设他今天出门，而将手机忘在家里，在随后的一天中会发生什么?或许，当他在等公交或坐在地铁上的时候，看到其他人都在默默地看着自己的手机，这意味着，作为此时此刻的他，被世界隔离了。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忘记带手机的人，一旦回到家里，必须先找到手机，在那一瞬间，仿佛手机让他重返世界。但是十年前的我们也是这样吗?十年前，手机也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日常用品之一，但那个时代的手机更多的是电话功能和短信功能，即便没有带手机出门，也不会产生像今天这样的焦虑感。那么，今天的焦虑感究竟从何而来?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曾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其politics概念，实际上来自于古希腊的城邦(polis)，城邦区别于带有血缘关系的家(oikia)。这样，在古希腊，政治或城邦代表着一种非血缘性的群体，结合为公民性的城邦。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是政治的动物也意味着，在古代，人不可能依赖于个体来生存。所以，古代城邦最重大的惩罚就是流放(古希腊语的，拉丁语的exilium)，即将政治的人的存在(bios)还原为最赤裸的生命状态(zoē)。在阿甘本那里，这种zoē的生命状态被解释为“在城邦中生命被纳入性地排斥”(阿甘本，第11页)。这样，亚里士多德和阿甘本所涉及到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良善的生活是政治性的，即bios。而这种bios的生活需要在城邦中的人际关系网络(或政治关系，或生产关系等等)中，才能获得其意义。在马克思那里，这个命题被转化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拥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人的存在，尤其是一种良善的存在，需要一种共同体来中介。人的纯粹生命存在(zoē)虽然不可或缺，但它仅仅构成我们最基础的生命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未来的解放运动，绝不是纯生命的解放，否则，这会堕落为阿甘本意义上的作为奴隶的“身体之用”(use of body)。而至少在今天，我们更需要被社会关系所中介的政治性存在的价值，即bios意义上的存在。如果没有bios，则必然会有一种被流放的孤独感，正如巴塔耶谈到的那种被流放的孤独:“我在自己身上开了一家戏院，这里上演的是虚假的睡眠，没有对象的演技，让我冒汗的羞耻，没有希望，死亡，吹灭的蜡烛。”(巴塔耶，第152页)
由此可见，我们是不能远离社会关系的，一旦离开这个中介，我们只剩下了焦虑和孤独。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今天我们一旦远离了智能手机，我们的焦虑感究竟从何而来。首先，随着智能手机和数字化交往的日渐深入，我们会发现，在各种APP和智能手机本身为我们创造了新的交往的同时，也把我们实体性世界的交往边缘化了。在我们通过微信、QQ、微博等软件上的交往，让我们认识了天南海北的各色人物，但我们周边的交往越来越被淡化。
现在的世界，虽然让每一个人在空间上如此邻近，心灵上却如此疏远。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对夫妻明明就在一个房间里，还需要打开微信，发给对方一个表情，然后互相莞尔一笑。这种现象说明，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里，虽然实体性的身体交往并没有消失，但是被边缘化了，相反，越来越多人重视的是在这个数字界面里创造的身体所营造的交往形态。随着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这个交往形式会越来越普及，并形成让人越来越欲罢不能的数字化网络。参与其中的人不可避免被其中介，将自己变成一种数字化的产物。相反，那些不能依赖数字化界面来交往的人，瞬间会被边缘化。在地铁上，忘记带手机的人和那些看着自己手机界面傻傻发笑的人的区别，并不在于他们多一个还是少一个设备的问题，因为智能手机代表着一个存在的界面，拥有这种设备，意味着被这种界面所包含，反之，则被排斥。没有带手机出门的人的孤独感和焦虑感正是来自于此，他们丧失了与当今世界联系的最基本的手段。由于设备的丧失，他们感到被隔离在世界之外，成为了一个数字时代的赤裸生命。
在这里，我们需要引入思考数字资本的另一个概念———虚体。什么是虚体?我们假定，数字时代的交往依赖于一个数字界面，但是这个数字界面不是某个神灵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是一种网络，而这种网络依赖于各个节点，这些构成数字化界面的节点就可以界定为虚体(vir-body)。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将自己的理论界定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拉图尔的解释是:“一个行动者-网络就是由大范围的各种流入和流出的行动元的行动所创造出来的。”(Latour，p.217)在这个ANT中，核心的要素是行动元(actant)，这是一种无中心的块茎式的网络，各个大小行动元构成了ANT，行动元与ANT是不可分离的，行动元只有在ANT中才能存在。
拉图尔的ANT理论更多地是从社会构成角度来谈的，我们需要一种存在论的角度来切入到数字界面中的存在。在这里，构成数字界面的最基本的单元就是虚体。虚体是数字网络中的一个活性的点，它能够主动地产生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虚体区别于对象。这样，数字网络是在无数虚体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交往关系。虚体有如下几个特点:
(1)虚体是数字化网络最基本的存在单元。在数字化网络中，只能通过虚体来参与到数字化的交往当中。实体(即真实世界的个体)并不直接是数字化界面上的行动元，尽管他们可以操作数字化的虚体，他们唯有将自己变成一个虚体(如注册一个账号，用户名)才能在数字化界面上进行交往。而对应于这个虚体的，是一切被塑造出来的数据。这个虚体不是肉体，而是被数据生产出来的产品。比如说，在世纪佳缘这样的相亲网站上，虚体身份对应于一系列身高、长相、收入、家庭状况等数据的，其他虚体搜索的是这些数据构成的虚体对象。比如一位男士，键入自己的要求(学历、户籍、年龄等数据)，弹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些数据构成的虚体，而这种虚体与虚体构成的关系，恰恰是由于数据关系匹配产生出来的。
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物化作为人的异化形式的理论在今天必须加以拓展，我们今天的异化形式不再是简单的物化，而是数字异化。数字异化代表着真实的个体在社会交往关系层面必须依赖于一个数字化的虚体而存在。
(2)虚体与实体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尽管有人会质疑，虚体背后必须有一个实体的操作来实现，认定虚体的存在一定依赖于某个现实中的个体。这个说法忽略了，在今天的数字化背景下，可能一个个体可以拥有多个不同性格不同角色的虚体，也存在着多个个体共同使用一个角色参与到数字化的网络交往之中。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运用一些智能软件来模仿人类的对话和行为模式(如Facebook开发的对话机器人Chatbot)，作为虚体参与到网络交往之中。在很多交往领域，智能机器人作为虚体参与到与人交往的平台上，在QQ、微信、微博、淘宝，甚至更高段的围棋网站(曾挑战诸多围棋高手的以master的名义参与其中的人工智能阿尔法狗就是最典型的案例)，风靡一时的王者荣耀游戏，以及简单的微信推出的小游戏，如跳一跳和头脑王者，都有这种智能软件作为虚体而存在的情况。虚体概念打破了人与非人的界限，自然人个体可以成为虚体，非人的程序也可以作为虚体参与到数字化界面中的交往。
(3)虚体的核心是数据化，即作为一般数据而存在。虚体并不是自然个体那种生命体，而是一串数字或者被运算出来的结果。虚体的存在本质就是数据，虚体与虚体之间的交往，毋宁是一种数据交换关系，这种数据交换本身又生产出新的数据。这样，无论是作为网络行动元的虚体，还是哈曼所说的数字对象，其本质是一般数据。一般数据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中最重要的事实，成为最一般性的量，如果货币构成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通货，那么，一般数据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最普遍的价值。所有的虚体都是一个数据包，而这个数据包是在一个参照系下被视为有价值的。而最新的概念如比特币、区块链，也正是一种参照一定的算法和参照系成为有价值的数据。这样，对数字时代的存在论探讨，必然将我们引向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资本论》的“货币章”中，马克思谈到了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的兴起。相对于原始的物物交换，货币并非绝对必要的，不过，在物物交换中产生了一般价值形式，这种一般价值形式是物与物之间等价交换的前提条件。因此，马克思指出:“可见，商品拜物教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9页)这样，由于货币成为一种抽象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商品交换中体现的也是这种等价的物物交换关系。货币所架构的物与物的等价交换关系再现的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这种交换关系不足以让货币成为资本。也就是说，货币的出现不足以让一个商品社会直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赫斯分道扬镳的地方。赫斯认为货币是万恶的源泉，而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运作的方式，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并不发生在交换领域，而是发生在生产领域。于是，马克思进一步说道:
货币的各种特殊形式，即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但是根据经验，不很发达的商品流通就足以促使所有这些形式的形成。资本则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同上，第198页)
马克思在这里表明，资本主义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货币这种抽象化的表现形式，不是货币将所有一切具体的差别都还原为货币的量的差别，而共产主义也不是回到一个物物交换的前现代社会。马克思的《资本论》肯定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尽管在这个标准化的时代，在这个一切都需要被转化为具体量的时代，其过程冷酷无情，但是革命的目标不是摧毁货币及其世界体系。我们应当看到，在这个体系中，真正起到不平等作用的是资本，也就是当工人贱卖自己的劳动力，并让资本家将他们的剩余价值攫为己有的时候，资本主义才成为资本主义。马克思说，并不是货
币一出现，我们进入到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一出现”，才标志着“社会生产工程的一个新时代”。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是资本，而不是货币，是资本家对劳动力商品的不平等的占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反讽地写到:“原来的货币占有者资本家，昂首前进，劳动力的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其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同上，第205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及其不平等占有的批判，对今天我们思考数字资本主义也是非常有启示的。我们已经谈到，今天架构我们在数字化界面中的社会交往关系的，不纯粹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而是一般数据。一般数据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界面，让今天绝大多数交换和社会关系，都被它所中介，所赋值，所架构。但是，这里面并没有发生不平等。马克思在对货币的分析中，亦是如此，即货币的架构虽然带有强制性，但是这种架构并不是历史的倒退，也不是退回到蛮荒化的状态，相反，货币成为抽象的一般等价物，代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样，今天的一般数据，各种智能手机上的APP，我们的数据化的虚体，被数据交换链接起来的新型的人与人、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时代的倒退，而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我们并不需要像古典的浪漫主义者一样，去缅怀一个前数字化社会，将手机和电脑全部弃绝，返回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田园诗歌式的生活中。这种浪漫主义在数字化时代的翻版，以乡愁和忧郁方式抵抗着数字化的钢铁履甲，而这一切无异于螳臂当车。
对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不等于要我们删除手机里的支付宝、微信、淘宝等软件，将手机还原为纯粹的接听工具，甚至彻底将所有的智能设备抛弃掉。问题在于，这些一般数据，这些再次经过云计算加工后的数据，如何制造着新的不平等?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尝试着从数字劳动的角度出发，来探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不平等与剥削问题。福克斯发现，Facebook的使用者生产了一种数字化的社会关系。(Fuchs，p.38)他的结论是，Facebook通过他们的用户，将他们所需要承担的广告和文化理念传播出去。这样，这些用户为Facebook提供了免费的数字劳动，而Facebook直接占有了这种传播带来的利益。表面上，福克斯研究的是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但实际上探讨的是一个前数字时代的产品———广告及传播。斯尔尼塞克(Srnicek)看来，尽管广告及传播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仍然存在，但它是“数字时代最老土的盈利模式”(Srnicek，p.50)。
今天，一般数据成为最主要的资本形式，如在购买亚马逊的商品时，亚马逊网站上有一个类似商品的推送。这些商品的需要是通过云计算得出来的，并根据这些云计算的结果推送商品，从而得到更大的销售额。这些数据更重要的使用价值是:如果生产商获知哪一种款式更赚钱，更受市场青睐，他们会及时调整生产方向，使自己的生产获得最大利润。这种通过云计算得出的引导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从而降低了相对生产过剩的风险。对于产业资本如此，对于金融资本也是如此。
大数据和云计算为金融投资提供某种指导，预期能够获得多少利润，产生多少效益。在一些投资咨询公司中，已经采用了这样的云计算技术来引导金融投资。这样，金融投资不再是一种市场中的赌博，而是受到了数据监控的有效引导。因此在引导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运作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资本在起作用，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资本”。
我们首先要理解这些以一般数据为形式，并中介了诸多虚体的“数字资本”从何而来。奈格里指出，Google的数据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来源，这就是每一次用户的搜索。在表面上看，每一个体的单次搜索是没有价值可言的，但如果是搜集了足够多次(如上亿次)搜索的信息，这些数据就不是毫无价值了，而是变成了非常有价值的数据资源。我们的搜索所创造出来的数据，成为云计算的原材料，并经过一定的处理计算，产生了最终的具有高度使用价值的数据。
同样，在淘宝或天猫上的顾客的一次购买的数据，是没有太多价值的，但是上千万次购买数据，经过分析就会具有不可小觑的价值。关键在于，这些数据以及这些数据构成的平台，并不是共享的，而是被某些大公司无偿占有的。他们完全可以将所有的用户的搜索、购物、浏览、观看甚至游戏视为数字劳动。这些数字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是通过各种云计算和APP，成为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非常有价值的数字资本。
我们并没有从数字劳动中获得报酬，而这种由上亿的匿名用户生产出来的数据产品(数字资本)成为数字时代资本家占有的对象，也正是对数字资本的占有，使数字资本家处在整个资本运转链条的顶端。在今天的世界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不再是那些从事实体生产的产业资本家，甚至金融资本也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而Google、苹果、Facebook、Twitter、微软等更重视数字资本的公司成为这个世界潮流的主导，而他们占据的就是处在数字资本主义金字塔尖上的一般数据。
那么，最终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需要数字化，或者将数字化视为新的圈地运动。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向的矛头也不是一般数据和虚体，而是这些少数几家公司对一般数据的垄断。
真正的问题是，这些由所有用户生产出来的数据，是否应该合法地被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公司无偿占有?反思这种占有，才是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方向。虽然这些大公司在云计算和数据处理上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这些代价不足以让他们成为垄断这些数据的合法理由。
或许有人会提出，这些大公司可以支付所有用户从事数字劳动的报酬。但是，这种方案困难在于，大公司无法准确地给所有用户(数字劳动者)给予报酬。更重要的是，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时代不同，我们甚至不可能拥有准确衡量这种报酬的合理标准。赋予报酬，是一种资本主义早期以私人物权为基础的报酬方式，建立在私人的财产所有权绝对不可侵犯的理解之上。面对一般数据，以及由大量数据聚集构成的数字平台这一新生事物，我们不能再退回到十七世纪的物权的理解方式，即将公共财产转化为个体所有。
如果一般数据不应该、也无法被某几个大公司或所有个体私人占有，那么，应该如何面对如此庞大的一般数据?在笔者看来，真正有价值的思考方向是共享。因为在根本上，一般数据是共同生产出来的产物，在这个共同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生产者(用户)实际上很难分出彼此。与其将其分割，不如将其共享，数字时代的革命口号，不再仅仅消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也包含了数据绝对的和透明的共享。这种共享势必让我们走向一个新时代，让私人数据垄断逐渐成为不可能，一个基于共同数据的未来共同社会正在数字时代的地平上露出它的曙光。
[参考文献]
[1]阿甘本，2016年:《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巴塔耶，2017年:《不可能性》，曹丹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2001年，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6]斯密，1974年:《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7]Agamben,G.,2011,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For 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 and Governmen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8]Fuchs,C.,2015,Reconsidering Value and Labour in the Digital Ag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9]Harman,G.,2016,Immateri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
[10]Latour,B.,2005,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Srnicek,N.,2017,Platform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12]Virno,P.,2015,When the Word Becomes Flesh:Language and Human Nature,South Pasadena:Semiotex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