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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 蓝 江** （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南京 210046）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生命政治学批判研究”（016BZX016）阶段性成果。 **蓝江（1977- ）男，湖北荆州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士生导师，江苏省杰出青年社科英才，研究方向为当代欧陆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思潮研究。 Digital Capital,General Intellect, and Digified Alienation ——Introduction to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Digital Capital LAN Ji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University, 210046) Abstract: As the universal application of intellect phone, digified platform of App, thethird mode of capital is emerging: digital capital. It is the third mode ofcapital after industr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which caused digitalcapitalism in whole world. The core of digital capital is appropriationof general data, and benefiting from it. On the one hand, general data are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common users of platforms, in the computation ofclouds, it can direct the operation of industr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capital. Precisely because of it, digital capital occupies the peak of pyramidwhich is constructed of industrial capital, financial capital, digital capital.On the other hand, everyone and every object are digified by digital capital,pushed into the process of its computation. Digified alienation becomes thefundamental model of existence in digital capitalism. Keywords: digital capital, general data, digifed alienation, political economy -蓝江- 随着淘宝、京东之类的电子商务形式的逐渐普及，随着微信支付、支付宝的日益扩张，我们已经不再怀疑这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与之前的时代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应当如何从哲学上去反思这个时代？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可以切入数字时代的入口，在这个入口中，来窥得数字资本主义的一斑。 从产业资本到数字资本 我们如果认为存在着数字资本主义，那么必然存在着一个概念：数字资本。那么究竟什么是数字资本？如果要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理解何谓资本。而对资本的理解，又必须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资本的界定来进入。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能够被称为资本的东西，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遍性的存在。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尽管货币可以作为一种抽象，架构着商品经济中的一切交易行为。但是马克思十分清楚（这也是马克思不同于一般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原因），货币本身并不是资本，马克思说：“作为资本的货币是超出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的简单规定的一种货币规定。这可以看做是更高的实现，正如可以说猿发展成为人一样。但是，这里较低级的形式是作为包容较高级的形式的主体出现的。无论如何，作为资本的货币不同于作为货币的货币。这个新的规定必须加以说明。”[1]P20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很明显，马克思在作为资本的货币和作为货币的货币之间区分，实际上是为他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关系来服务的。作为货币的货币是基础，它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在流通领域中，虽然也能发生货币的增殖，但这种增殖，在更多时候是一种偶然的关联，相反，在总体上看，流通中买卖的双方，实际上并不具有在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别，这种以货币为中介的等价交换关系，实际上体现的是市场中或者市民社会之中平等的公民关系。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坚持认为流通领域的资本形式“还绝不会成为生产的基础”，那么，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资本也必须视为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同样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慷概激昂地写到：“要害在于：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都是资本。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1]P214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显然，在马克思看来，理解资本的关键，并不是资本被抽象为一种具体的物，物并不呈现出资本的本质，资本的本质是一种关系，是一种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权力关系，也是一种剥削关系，而正是资本让资本家具有了凌驾在一切雇佣工人之上的权力，资本让一个平凡的物变成了点石成金的魔法石，也让一个凡人变成了化腐朽为神奇的神灵。 马克思所分析的正是资本主义诞生早期的资本的样态，这样的资本样态恰恰是以货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通过货币和投资，作为资本的货币变成厂房和机器，变成了生产资料，也变成了购买工人劳动力的绿色钞票。在表面上平等而公平的市场交易那里，遮蔽的是赤裸裸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正如张一兵教授曾指出：“本质上明明是工人通过劳动养活了资本家，可却颠倒地表现为资本家发给工人工资并养活工人。真相明明是资本家用过去工人创造的死劳动与工人交换，这种交换的实质是资本家获得了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源泉，可是这种不平等在现象上却表现为一种恩慈和博爱。”[2]P678 参考文献： [2]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也就是说，资本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本家占据了某种资源，从这种资源出发，让其可以在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或市场上具有某种地位和优势。不过，马克思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即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状况，即产业资本家占据了作为资本的货币，占据了厂房和机器等生产资料，便拥有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攫取利润的工具，同时也获得了凌驾在雇佣工人之上的权力和地位。 然而，在十九世纪末期，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在后来希法亭的分析中，发现了一种新的资本形式： 银行存款的最大部分属于生产资本家阶级，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他们把自己全部可以支配的货币资本保存在银行里。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货币资本形成了票据流通的基础。但是，它是这个阶级的自有资本。通过票据贴现，并没有新资本提供这个阶级本身。它只不过是以一种货币形式（银行的支付约定，有时是现金）的资本代替了另一种货币形式（私人的支付约定）的资本，只是在它恰恰代替被实现的商品资本的限度内，即在发生上来考察这一货币的限度内，它才是货币资本[3]P81-82。 参考文献： [3]希法亭. 金融资本. 福民等译，王辅民校[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我们在这里需要理解的是，在希法亭那里，一种新型的资本（即金融资本）是如何产生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曾分析过资本的流通与周转，在资本的周转过程中，必然或需要产生一定的借贷关系，一部分产业资本家拥有额余的资本，而另一部分产业资本家则在资本周转过程中会发生资金短缺，这样，在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产生了偶然性借贷关系。但是，这种偶然性的借贷关系不具有充足的保障，尤其是贷款一方的信用，对偶然性的借贷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一个第三方组织，即银行，银行汇集了一些产业资本家的闲散资本，然后建立借贷的信托关系。通过这种第三方关系，原先在借方和贷方之间的中介性的第三方，一下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它将亟需贷款来实现资本周转的产业资本家与有闲散资金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偶然性联系，变成了必然性关系。从此之后，缺少资金的资本家不需要到处打听哪里有闲散资本，而只需要去找银行，从银行资本家那里直接获得贷款。这样，原来充当借贷双方的第三方平台，一跃成为了拥有权力的力量，凌驾在普通的产业资本家之上。希法亭说：“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3]P252 参考文献： [3]希法亭. 金融资本. 福民等译，王辅民校[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银行或者说金融资本，将零星分散的产业资本家，在借贷关系的这个平台上，利用信托和票据贴现，实现了金融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优势地位，换句话说，金融资本作为一种衍生的货币资本，反而凌驾在产业资本之上，成为真正控制产业资本的力量。在金融资本阶段，银行借助手中的货币资本构筑了一个凌驾在产业资本之上的绝对权力。 然而，在今天我们面对着一个全新的情况，即我们面对了一种新的资本样态——数字资本。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以亚马逊网站为例。如我们在亚马逊网站上购买一本海德格尔的《林中路》，那么其他类似的海德格尔的著作，如《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路标》、《面向思的事情》、《存在与时间》等，就会在《林中路》购买页面的下方被推送出来，一般来说，这些被推送出来的书籍或其他商品，我们或多或少会有点兴趣，甚至不妨点开来看看，说不定是自己真的喜欢的类型。其实，这种情况，在淘宝、天猫、京东、当当、苏宁易购等电子商务上也会出现，即顾客在购买一项商品的时候，能够同时得到网站推送的其他相关商品。关键在于，这些推送是怎样得来的？这个与我们经常听说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有关，也就是说，电子商务平台通过收集了诸多用户购买的信息，并通过一系列计算得出了这些结果。加入之前某人在购买了A商品的时候同时购买了B商品，同时有上千人都做出了类似的选择，这样，之后在电子商务平台上的A商品的页面上就会推送B商品的信息。这个不是广告，而是一种符合购买者心态的数据计算推送。这样的推送，当然可以促进卖家的销售，同时让电子商务平台获利。但有趣的是，不仅电子商务的买家收到了这些云计算的数据，卖家通过相应的渠道也可以获得这样一些数据和信息，但是与买家获得的信息不同，卖家获得的信息更具有导向性，如今年二十岁左右的女性喜欢什么样款式的裙子，什么的颜色在今年更为流行，什么的鞋子来搭配这样的款式。卖家获得这样的信息的结果是，他们避免了之前生产上的盲目性，按照电子商务平台提供的信息来引导自己的生产和进货。瑞士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曾经谈到：“劳动者是自由的，但是如何维持劳动者的生活，这一点并没有任何保证。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然而消费这一劳动产品的人，他们却看不见，也不认识，他们无法衡量应该作出多大努力，才能得到他所希望的薪酬。”[4]P67 参考文献： [4]西斯蒙第. 政治经济学研究: 第一卷. 胡尧步等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 西斯蒙第谈到的就是产业资本在生产上的盲目性。而这种盲目性，在数字时代被大大地降低了，中小产业资本接受了数据平台提供的引导，从而及时调整自己的生产方向，而各大平台无疑通过这种数据的占有，获得了凌驾在这些产业资本之上的权力，让这些零星的卖家和厂商依附于这些新电子商务的平台，这种电子商务的平台，能够操纵买家和产业资本。 其实，金融资本在数字时代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银行业在金融资本化之后的一个重大业务是投资，而这种投资与产业资本一样，具有盲目性。尽管之前，从事投资行业的人也会十分重视数据分析，但是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让这种面向投资的数据分析更加便捷化了。我们看到，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支撑下，原先相对盲目的投资开始长上了眼睛，各种货币资本和资源，在大数据的助力下，更容易分配到更容易获利的产业和部门上，而基于大数据的一些投资咨询公司也应运而生。这样，表面上独立的金融资本，在今天也严重依赖于云计算和大数据。 这样，在传统意义上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外，我们看到了第三种特殊资本类型，一种可以让它的拥有着获得额外权力的资本——数字资本。现在，很容易通过各大平台的现象观察到，例如在淘宝平台上，既不是买家，也不是卖家在决定着交易的节奏和方向，相反，在这个过程中，背后的大数据应用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在每年的双十一的购物节当天，阿里巴巴公司的云计算部分就会同步运算即时发生的交易的数据信息，并同时支配着发生交易的诸方。它不仅仅是买卖双方的第三方平台，也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权力拥有者，而让它获得至高地位的，正是一种新型的资本：数字资本。 一般数据及生产 对数字资本的理解，我们还需要引入一个一般性概念。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产业劳动的分析中，他曾提出了一个劳动一般的概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对亚当·斯密的贡献的评价中指出： 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5]P21-22 参考文献： [5]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可以说，从亚当·斯密开始，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一个一般性的概念（或等价的量）来进行的，在《资本论》成稿之前，马克思将这个一般性的概念称之为“劳动一般”。劳动一般是一种抽象一般性，作为抽象，它并不关心冶炼钢铁的劳动和制作陶罐的劳动有什么区别，这种劳动一般只有在进入到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为了建立更广泛更一致的交换体系而确立起来的，而作为这个体系衡量标准的就是这个劳动一般。在《资本论》中，这个劳动一般的概念进一步演化成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区别，成为更具有经济学色彩的交换价值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劳动一般已经成为物的第二自然属性，即商品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体现。 不过，对于后来的意大利自治学派的思想家（包括奈格里、保罗·维尔诺、拉扎拉托等人）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另一段话：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 [6]P197-198 参考文献： [6]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在这段话里，马克思使用一个新的概念：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有趣的是，马克思在这部德文手稿中，确是用英文来书写这个词的，而且将其书写为斜体。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十分重视这个新概念，也相信英文比德文能更准确地表达这个词语的意思。实际上，如果对照后面的《资本论》的正式出版稿来看，马克思后来已经放弃了使用这个概念，也就是说，马克思仅仅只在被意大利自治学派称之为“机器论片段”的这个手稿中使用了这个概念。无论马克思起初在《手稿》中基于何种动机使用了一个英文单词作为阐释机器化大生产的特征，但是，哈特、奈格里、维尔诺等人给出了自己对这个词语的解读。在哈特和奈格里名震一时的《帝国》（Empire）中，他们指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的一个点上，劳动力被科技、传播和语言的力量所穿透。一般智力是一种集体的、社会的智力，它是由汇聚起来的认识、技术和知识创造出来的。”[7]P364 参考文献： [7]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 Empire[M]. 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2000. 实际上，在哈特、奈格里等人看来，这种一般智力正是当代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下的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的产物。需要理解的是，非物质劳动并不是像平常人们理解的那样，生产的是一种相对于物质产品的精神产品（如文学、影视等等），在哈特和奈格里这里，非物质生产更多的是生命政治的生产[①]，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生产，他们说：“生命政治生产将经济的重心转移到社会关系的生产，而生产和再生产日益混同。”[8]P108 [①]需要注意的是，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生产与福柯的生命政治有着很大的区别，福柯以及后来的阿甘本基本上是从否定和消极的意义上来使用生命政治一词的，而哈特、奈格里的生命政治虽然今天的生产模式密切相关，但是意义则大相径庭，可以参看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5-6. 参考文献： [8] 哈特、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这样，哈特和奈格里实际上在马克思时代的大机器和非物质生产（或者他们意义上的生命政治生产）之间做了一个类推，在认知资本主义或生命政治的生产之下，非物质劳动会产生出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协作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机器的架构。在“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强调了机器对个体工人的身体的贯穿作用，并将工人架构为大机器的一部分，而在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生产中，劳动者的活劳动也被整合到这个巨大的一般智力当中。而另一位自治学派的学者维尔诺也将工人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语言看成是一般智力：“一般智力，或公共智力，如果它不成为一个共和性和公共性的领域，一个政治共同体，它就会强制性地让人们屈服于它。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一点，我们看看当代的生产。语言和认知习惯的共享就是后福特制劳动过程的构成要素。所有工人都进入到类似于言说-思考一类的生产当中。”[9]P41 参考文献： [9] Paolo Virno, AGrammar of the Multitude[M]. trans. Isabella Bertoletti, James Cascito,Andrea Casson, South Pasadena: Semiotext(e), 2004. 无论是哈特和奈格里，还是维尔诺，都十分清楚地看到今天实际上有一种无形的“机器”架构着生产，阿甘本将这种机器称之为“装置”（apparatus），这种无形的巨大装置让每一个参与其中劳动的人都成为它的一部分，一个零件。在这一点上，意大利自治学派的确把握了后福特制生产的要害，即一种非物质的力量，而不是物质性机器的力量，将所有生产劳动凝结为一个整体。他们同样敏锐的是，这种力量，即一般智力，是劳动者生产的结果，依赖于每一个参与到其中的劳动者的生产的力量，聚沙成塔。然而，奈格里等人的错误在于，他们过于乐观的将这种非物质生产主义的一般智力，看成了一种主观性，在另一本书中，奈格里直接将一般智力的生产等同于“主体性的生产”（production ofsubjectivity）。他认为：“我们想强调的是，主体性生产的原因或动力是在权力关系内部建立起来的，因为关系的复杂博弈不断地会被生命欲望所清除。因为生命欲望标志着抵抗权力的出现，抵抗本身成为了主体性生产的真正动力。”[10]P37 参考文献： [10] Antonio Negri, The Porcelain Workshop: For a New Grammar ofPolitics[M].trans. Noura Wedell, South Pasadena: Semiotext(e), 2008. 奈格里实在太乐观了，他的错误在于，在非物质的生产与主体性的生产之间直接划上了等号，这样，在他那里，物质劳动生产出来的一种无形的“机器”被直接等同于主体性，等同于工人抵抗的可能性，因为他认为正是一般智力创造了将零散的各个主体（他和哈特的概念是大众（multitude））聚集起来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则为颠覆资本主义和帝国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在2017年奈格里在南京大学的讲座中，他更是强调，一般智力就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径，因为主体性的生产将不变资本变成了可变资本，而这种可变资本的权力不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而是掌握在被凝聚起来的大众手中。事实上，奈格里已经在这条偏差的路径上南辕北辙了。 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这种在非物质劳动是否等同于一种主体性。哈特和奈格里的误解实际上是一个二元范式，即物质/非物质的二元对立，被他们直接等同于了客体/主体的对立，在这个逻辑之下，非物质生产也就成为了可变资本的主体性生产。实际上，当代的思辨实在论驳斥了这个问题，如格拉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认为，今天数字化生产出来的新事物，既非物质，也非主体，而是对象（object）。这种数字化的对象，在存在论意义上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物质，但绝对不是主体。正如哈曼解释说：“'对象’准确的意思如下，它包含那些既非生理，亦非实在的东西……所有这一类对象，都需要从本体论上来考察，而不能贬斥为或还原为无关紧要的虚空。”[11]P5 参考文献： [11] Graham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M]. Hants: Zero Books, 2011. 哈曼对对象的理解，实际上更多地来自于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对象的形成，虽然没有物质形体，但也绝对成为一种主观性存在，它是一种独立于二元分类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构成奈格里意义上的主观性。 那么，我们简单的观察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数字生产时代，生产出来的这些对象，显然与主体性关联不大，且根本不受主体性的支配。前文中，我们已经指出，数字时代的全新对象，就是数据。这种数据保持了它自身的运转，让自己在云计算的装置中生成和演化，变成了一种独立于主体意识的存在。所以，我们既不能从物质的层面，也不能从主体的层面来把握这种数字对象。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赋予这种对象一个新名称：一般数据。在这里，我们虽然还无法给出一般数据的准确定义，但是我们可以描述出一般数据的几个特征： （1）一般数据并不是具体的某种数据，与劳动一般，它代表着所有数据的抽象层面。数字化时代或者数字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将一切都数字化，转化为一个可以进入到云计算界面的数据，而这种数据的抽象形式就是一般数据。由于一般数据的出现，我们看到，今天的人们异化，已经从马克思和卢卡奇批判过的物化（Versachlichung）变成了数字异化（datafied alienation）。而且这种数字异化是我们进入数字化时代的必然趋势，我们没有能力拒绝这种数字异化的方式，因为如果不能转化为一种数字化的数据，我们就无法与新的数字时代对接，也无法进入到数字的界面中去建立社会关系，这势必意味着个体被数字时代所放逐了。 （2）一般数据是每一个用户数字劳动的产物。和一般智力一样，一般数据不是凭空出现，它首先是一种产品，一种在数字化环境中被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指出的是，现代的数字生产，已经不是需要厂房和车间，在一个固定空间中从事的生产活动。从法国的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意大利自治学派开始，生产的概念已经得到了很大拓展。譬如，我们在淘宝上的购物行为，除了完成我们自己需要的购物行为之外，一般会被我们忽视的一点是，我们也完成了一次数据生产，普通人的搜索、购买、视频、游戏等活动，实际上完成了数据生产最基础的工作，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认为这就是数据的原材料的生产。而这种原材料是基础性的，在云计算和各种APP的数字机器作用下，被加工成具有价值的一般数据，并可以在市场上作为商品来销售。更重要的是，这些一般数据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力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谁在今天拥有了足够多的一般数据，谁就拥有了权力。 （3）一般数据成为数字资本的前提是私人占有，并从中获利。一般数据从一开始，他就不是一个个体的产物，在这个庞大数据构成的平台上，每个人的数据信息已经变得难分彼此。在这个意义上，一般数据在本质上就是集体性的（collective）。不过，我们面对的是，这些集体性的一般数据，却是被某些大公司，如Google、苹果、微软、阿里巴巴他们无偿占有的，这些大公司不仅占有，而且从中获利，并没有丝毫回报那些生产这些作为原材料的一般数据的数字劳动者（即他们数字平台的用户）。由于这种私人占有，原本共同性的数据变成了为某个公司、某个个体牟取利益的工具。因此，一般数据因为这种私人占有关系变成了数字资本，而数字资本为数字资本家在今天赢得了巨大的权力，让他们成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呼风唤雨的英雄。 所以，在认清楚一般数据的基本事实之后，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种全新的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马克思所奠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审视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问题。 数字异化：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根据前文的分析，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开始到今天，资本总体上有三种样态：产业资本（包括商业资本等）、金融资本、数字资本。这样资本主义的类型也有三种：产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后面的资本样态和资本主义类型的出现，并不前面的资本样态和资本主义类型的消失，例如，金融资本的出现，并不代表产业资本的消失，同样，数字资本的出现，也不代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消失。在对数字资本主义亦步亦趋的分析过程中，需要避免一种倾向，即认为一旦数字资本主义诞生，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个新时代会十分自然地将一切旧有的东西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里。这是一种未来主义和数字神秘主义的神话，我们不需要编造这样的神话，因为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客观分析，仍然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来进行，任何脱离这个基础的天花乱坠的说辞，都不过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因此，我们需要从几个要点来审视当下数字资本存在的基础逻辑： （1）产业资本仍然是资本主义不可取代的基础。无论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如何发展，如何在今天的世界里演绎经济的奇迹，一旦没有基础的产业资本作为支撑，这些泡沫式的神话会立刻破灭。无论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部事实必须建立在最基本的经济事实上。如英国西敏寺大学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在研究数字劳动和数字资本之后，坚持认为：“农业、工业、建筑、交通运输等实质性劳动只能作为基础的生产性劳动”[12]p35才能来理解当代经济的最基本的框架。 参考文献： [12] Eran Fisher &Christian Fuchs, Reconsidering Value andLabour in the Digital Age[M]. New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正是产业劳动，为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创造基础的物质资料和生活资料，无论虚拟和数字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只要人类还是以生命体的形式存在，就永远离不开实体性的物质生产，不仅离不开物质生产，而且这些产业劳动必定是作为全部经济学事实存在的根基。不过，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数字资本的兴起不一定代表着产业资本的没落，实际上，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主义实际上也带动了产业资本的升级，如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坦白来说，就是数字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协同前进，当人工智能机器人帮助顺丰、韵达、圆通等快递行业迅速分拣送往各地的快递包裹时，当深圳华强北的物联网系统迅速调拨珠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物质性资源投入新型产业生产的时候，我们很难说，在数字资本兴起的时候，产业资本走向没落。 （2）金融资本仍然在所有的经济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数字经济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经济的许多形式，但是希法亭的对金融资本的分析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今天的银行仍然在实现这着它的信用，用借贷和投资支配着产业资本。尽管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随着支付宝、微信支付、Apple Pay等广泛应用，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业务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挑战。第三方支付业务，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传统银行业的权力，这是因为第三方支付业务实质上就是数字时代的银行。与产业资本主义一样，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并不代表着金融资本主义的消失，数字技术与金融资本也实现了融合，数字技术不仅可以为金融投资提供方向，同时智能手机上的APP让大银行无法完成的小额信贷在数字时代成为可能，个人信用机制比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更完善，而金融资本在数字资本的助力下获得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3）数字资本处于当代政治经济学结构的顶层，如果我们说产业资本是整个资本结构的基底，那么金融资本是这个结构的中层，而数字资本占据着这个金字塔结构的塔尖。也就是说，数字资本可以有效地引导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今天谁掌握了数字资本，无疑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非同一般的优势。随着十几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今天的数字资本已经表现为平台资本。一般数据高度聚集在某几个大平台上，如果传统产业不能有效地加入这些平台，意味着会面临被市场所淘汰的风险。例如餐饮业现在需要加入大众点评网、美团、饿了吗等，宾馆和民宿等行业也与携程、艺龙、蚂蚁短租等平台密切相关，淘宝、天猫、京东、当当等为产业资本创造的不仅仅是一个销售平台，而且是一种数字资本的引导，甚至直接与产业和金融业的生存相关联。正是这一切奠定了数字资本在这个结构中的金字塔尖的地位。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数字资本的关系图示为： 在理解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数字资本的关系之后，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是在近五年来，数字资本主义才兴趣，而不是在互联网开始起步的九十年代末期和21世纪的最初十年。的确，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如知识经济、信息经济，也有知识资本的提法出现，但是，在那段时间，并没有真正形成一种知识资本主义和信息资本主义。在近五年来，究竟是什么促使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显然，知识、信息、甚至数据的出现，尚不足以出现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态，因为在那个时代，知识、信息和数据都是作为一种资本的要素出现的，这些要素本身并没有占据支配性的地位，也没有成为资本的能力。真正意义上的资本，需要的是一种普世性的架构。例如，在产业资本阶段，亚当·斯密提出的世界市场，是建立在一种劳动一般的等价量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这种等价量，将一切不能相互比较的物品，都转化为一个具体的量，可以在市场上衡量，在市场上，由于这种等价量的出现，梵高的绘画和一个宋代汝窑瓷器可以同时在艺术品市场上比较。 正如卢卡奇指出：“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和一个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出现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是质的区别。”[13]P144 参考文献： [1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那么，我们也可以顺着卢卡奇的说法指出，“一个数字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的影像的社会和一个数字形式只是短暂出现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是质的区别”。的确，今天的数字生活形式，已经从各个方面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旦离开了我们的智能手机以及其他的智能设备，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而且今天智能手机和各种APP软件，已经将很多之前在互联网时代不会加入到网络空间中的个体都强制性地纳入到数字空间来，当我们看到街头卖烤地瓜的老大爷摆出自己的微信和支付宝的二维码的时候，我们难道还看不到数字形式已经成为今天世界上的支配性力量了吗？而这一切的发生，不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不是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而就是在这三五年的事情。数字资本正在以巨大的规模扩张，将一切可以纳入到其框架的个体，甚至物品都毫无例外地纳入到它的支配之下。今天的与世隔绝或许不再是隐居山林，而更像是在地铁上几乎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的智能设备的屏幕在看，而唯独你一个人茫然地望着这一切，与世隔绝。 这是一种新的同质化的力量，它既是对我们固有乡愁和质性的进一步的消灭，也是一种历史前进的车轮，在这个历史趋势之下，个体实际上没有太多选择，我们在更多时候是被强行拽入到这个进步轨道上的，没有其他选择！或者，这就是福柯的生命政治的数字化改进版，当福柯在《安全、领土和人口》中认为：“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人口主体（sujet-population）被引入的情况下才可能成为一种思想。”[14]P63 参考文献： [14]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和人口，钱翰等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将具体的活生生人还原为可以在人口统计学上技术的人口个体，并在人口计数中还原为人口总体，这也是后来为什么马克思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的原因，因为马尔萨斯将人口看成一种自然规律，而对于马克思和福柯来说，人口规律是进入到现代文明后的一种现象，不过在马克思那里，是政治经济学的产物，而福柯则将人口看成是现代安全机制下的治理技术。换句话说，当现代人被还原为可以在人口统计学，卫生防疫学以及政治经济学上可以统计的人口数据时，我们的生命已经被还原为一种纯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这是现代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的诞生，政治经济学与生命政治学就是现代政治的发展的两个不同的侧面。 在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今天，福柯所谓的具体的人被生命政治化为人口统计学上的数据个体的命运并没有改变，相反，这个趋势在今天愈演愈烈。换句话说，唯有当我们被转化为一系列的数据，变成在平台上交流的数字资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具有意义。所以，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前提下，生命就是数据，在医疗平台上，我们是一系列血压、血糖、血脂指标数据，而医疗平台只需要根据这些数据指标，而不是针对我们的生命实体作出反应。在相亲网站上，一位男士或女士被转化为身高、学历、收入情况、家庭背景供其他用户搜索配对。不仅个人如此，每一个商家、厂商、甚至大学、事业机构，在数字资本的大数据库中被使用，在制造业调用资源的时候，一个厂商仅仅只是一个特殊部分的供应渠道的数据而已，而这种数据资源，在物联网状态中更容易转化为一种更庞大的数据系统。在数据的界面上，人与物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在云计算的平台上，我们和仓库里存放的货物一样，只是用来调配的数字资源。生命政治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下变得更加淋漓尽致。在这里，一切才刚刚起步，而在数字技术突飞猛进的时候，我们今天更需要冷静的反思，这种反思不再是堕落的人本主义的乡愁，而是真正进入到数字资本内部，谈到其运行机制的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接触到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并不是已经找到了答案，而仅仅只是打开了一扇大门，里面的道路正等着我们披荆斩棘，在其中开辟出一条道路。 激进阵线联萌-jijiinzhenxian- -跳转链接- 三月推荐书单；四月推荐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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