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的绝响：卡夫卡《城堡》 卡夫卡《城堡》第一版后记 赵蓉恒 译 在写到意味着是主人公一次重大的、很可能是决定性的失败的这个地方，弗兰茨·卡夫卡的这部小说遗作还没有结束，还继续发展了好大一段。紧接而来的是一次新的失败。破题儿头一遭有一个城堡秘书和K.亲切交谈，——虽然这种亲切的态度也令人产生某种怀疑，但是这毕竟是城堡的一个官员第一次表现出良好的愿望，甚至表示愿意过问这件事，帮K.的忙，虽然这件事不属他所主管的范围（麻烦就出在这里了）。但K.太疲乏，太困，没有心思对这个建议哪怕只是进行一番考虑。在关键时刻他的身体顶不住了。在紧接着的几个情景中，K.误入歧途，越来越远离他的目标。——所有这些故事都只交代了一下前奏，只开了个头。因为它们再也没有结尾了，让我将来出补遗的集子时再把它们（类似长篇小说《诉讼》中的那些未完成章节）收进去吧。 结局一章卡夫卡没有写。但是有一次我问起他这部小说将如何结尾时，他曾告诉过我。这就是：那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至少得到部分的满足。他不放松斗争，但却终因心力衰竭而死去。在他弥留之际，村民们聚集在他周围，这时总算下达了城堡的决定，这决定虽然没有给予K.在村中居住的合法权利，——但是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他在村里生活和工作。 马克斯·勃罗德和海边的真·卡夫卡，1907 这部作品与歌德的“谁不停地努力奋斗，我们便可以解救他”的格言是相似的（其相似程度极其微小，似乎讽刺性地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也许可以称之为弗兰茨·卡夫卡的浮士德诗剧的这部作品本来正是想以此告终的。这当然是一个故意衣着朴素，乃至衣衫简陋的浮士德，这个浮士德有一个本质的不同，推动这个新浮士德前进的不是对人类的最终目标以及终极认识的渴望，而是对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对安居乐业、对加入公众生活的需求。乍看起来，这个区别似乎很大，但是如果人们感觉到，对于卡夫卡来说这些简陋的目标具有宗教意义，并且完全是正当的生活、正当的道路，那么这个区别便会明显缩小。 Der Prozeß《诉讼》 Berlin: Die Schmiede 1925 在出版小说《诉讼》的时候，我在后记里故意对这部作品的内容不加任何评论，未曾附加任何说明性的文字。后来我在别人的评论文章中常常看到对这个问题的极不恰当的解释，诸如在《诉讼》中卡夫卡意在抨击司法制度方面的弊端之类的话，每逢这种时候我总对我所持的保留态度感到惋惜。但是假如我作了某种阐释，从而不可避免地招致肤浅的或不明智的读者的误解，那么无疑我会更加后悔莫及的。——这一回情况不同了。《城堡》不同于《诉讼》，还没有到可以付印的程度，但是《城堡》（跟《诉讼》完全一样）纵使外在形态不完善，却有一股内在的力量，充分体现了作家想要表达的情感。对于卡夫卡的几部未完成的伟大小说的真正读者来说，从小说中情节发展诸条件几乎充分具备的某一点起，结尾的外表形式就失去了其重要性，这一点是卡夫卡创作艺术的秘密之一，是卡夫卡独具一格的创作艺术。比起这一回来，《诉讼》停留在现在那个阶段而没有完成，毕竟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如果一幅图画接近外在形式的结尾，那么它就不再需要辅助线了。如果它没有完成，那么为了展示这幅画以后可能会呈现的样子，人们就有理由利用辅助线以及其他现有辅助手段，利用草图等等。当然人们决不会愿意把这件绘画艺术品与辅助线、支座、略图等等混淆起来，或者将它们掺和在一起。 我以为在《城堡》中这些辅助线不像在《诉讼》中那样可有可无，这些辅助线中的一条可以追溯到《诉讼》这部小说。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其相似之处不单单在于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诉讼》里的约瑟夫·K.——《城堡》里的K.）的名字相同。这里应该提一笔，（《城堡》一开始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后来作者本人对头几章作了修改，所有用“我”的地方都改用了K.，以后的那些章节全部改成了这样的写法）主要的是，诉讼》里的主人公受到一个看不见的神秘莫测的当局的迫害，受到法庭的传讯，城堡》里的主人公则同样受到一个这样的当局的摈弃。约瑟夫·K.躲藏、逃跑——K.强求、进攻。尽管方向相反，但基本情感是完全相同的。而《城堡》里的那些奇特的案卷，它那深不可测的官吏等级制度，它的变化无常，诡计多端，它那种要求别人对它无条件尊重，无条件服从的（而且完全是正当的）权利，这样的一个《城堡》意味着什么呢？这里不排斥作更为专门的解释的可能性，这些解释可能完全正确，但却全都包括在这个最广博的解释之中，就像一座中国木雕艺术品，其内壳包在外壳之中一样，——这座K.未能进入、令人不解地连接近都未能真正接近的《城堡》正是神学家们称之为“仁慈”的那种东西，是上天对人的(即村子的）命运的安排，是偶然事件、神秘的决定、天赋与损害的效力，是不该得到和不可得到的东西，它超越于一切人的生命之上。在《诉讼》和《城堡》里，神的（在犹太神秘哲学意义上的）这两种表现形式——法庭和仁慈——恐怕就是这样来表现的吧。 Das Schloss《城堡》 Munich：Kurt Wolff，1926 K.设法在城堡脚下的村里扎下根，以寻求与神的恩惠的联系，——他为在一定的生活圈子里谋得一个职位而奋斗，他想通过选定职业和结婚来巩固自己内心的信念，想作为“陌生人”，即从孤立的地位出发，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去夺取那普通人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唾手可得的东西。——有一次弗兰茨·卡夫卡向我谈到福楼拜的外甥女在他的通信集的序言里提及的一件轶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对于形成我上述的这个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她这样写道：“他（福楼拜）没有选择平平常常的生活道路，在他的晚年不为此而感到遗憾吗？每当我想起有一次我们沿着塞纳河走回家时他脱口而出的那句感人的话，我便几乎相信他确实是为此而感到遗憾了。我们刚拜访了我的一个女友，看到她被围在她那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中间。'他们真美气啊。’他说道，他这话指的是这可尊敬的美好家庭生活。” 如同在《诉讼》里一样，K.当然是以一种真心实意、毫不掺假的态度依靠那些妇女给他指明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生活道路的——因为否则的话，K.就不会接受这种生活道路，而使他为争取爱情、为争取加入公众生活的这场斗争变成一场带宗教色彩的斗争的，恰恰是这一严格的态度。小说有一处写到K.过高估计了他取得的成绩，他自己这样解释他的斗争目标：“不管这一切多么微不足道，我好歹已经有了一个家，一个职位和实实在在的工作，我有了一个未婚妻，我工作忙不过来，她可以帮我点忙，我将娶她为妻并且成为村里的一个居民。”——这些妇女（拿小说里的话来说）“跟城堡有联系”——她们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她们有这些联系，这当然就使双方，使男方和女方产生了许多错觉，也使双方蒙受了许多真真假假的冤屈。原稿中一处删去的地方（在他的原稿中被删去的部分与所有其他部分一样的优美和重要，这也是作家卡夫卡的一个特色——即使没有多少预言家的才能，我们也完全可以预见到，下一代人有朝一日也会将那些删去的部分发表出来的），那个删去的地方是关于侍女佩碧的，它这样写道：“他准保心里在想，假如他在这里没有遇见弗丽达，而是遇见了佩碧，并且猜测到她与城堡有某种联系，那么，他一定会像对弗丽达那样，试图用同样的拥抱去攫取这个秘密的。” 这全部事实，当然完全是用敌对的眼光来看的，在乡村秘书莫姆斯的书面报告的一个（后来删掉的）片断里有所反映。这里不妨将它当作全部计划的一个良好、然而却极其片面的纲要引证如下： 首先土地测量员K.必须力求在村里站稳脚跟。这并不容易，因为没有人需要他干的那种活儿，除了那个让他给镇住了的大桥酒店老板，谁也不愿意收留他，除了几个官吏老爷跟他寻寻开心之外，没有人理睬他。这样，他表面上无所事事，游来荡去，尽干些扰乱和平的事。实际上他却是非常的忙碌，他在等待机会，并且不久便找到了这个机会。弗丽达，那个年轻的酒吧间侍女，相信了他的诺言，上了他的钩。 证明土地测量员K.的罪过并非一件易事。这里因为不管多么令人难堪，人们只有强迫自己完全按照他们的思路去思考问题，才能看穿他的诡计。如果人们用这个办法发现了一桩看来似乎难以置信的卑劣行径的话，人们八成没有受迷惑，相反，如果人们已经走得这么远了，那么他肯定没有迷路，他算是到达恰当的地方了。我们就拿弗丽达的情形作例子吧。很明显，土地测量员并不爱弗丽达，不会出于爱情娶她的，他很清楚，她是一个其貌不扬态度专横的姑娘，况且名声不好，他也用同样的办法对待她，到处闲荡，不把她放在心上。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对此可以作不同的解释，K.可以作为一个或懦弱、或愚笨、或高尚、或卑鄙的人出现。然而这种说法都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只有密切注视这里所揭示的从他到达起直至与弗丽达结合的全部踪迹，才能明白事情的真相。一旦找到了这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我们当然也还得习惯于相信它，而舍此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K.完全是出于最肮脏的意图而去讨好弗丽达的，只要他还存有一线希望，认为他计算得不错，他便不会离开她。因为他以为她是部长先生的情妇，占有了她就是占有了一件抵押，要赎回它就得付出很大的价钱。与部长先生谈判价钱，这就是他现在唯一的奋斗目标。由于他对弗丽达满不在乎，他系之于心的是那个价钱，因此在有关弗丽达的问题上他十分迁就，而在有关那个价钱的问题上他却极其固执。眼下，除了他的假设和建议令人讨厌以外，他不会伤害人。一旦他发现自己大错特错并且大丢面子，那么他甚至会图谋不轨，当然是在他那微不足道的能力的限度以内。 “这一页稿纸以此告终。稿纸边上还有一幅透着幼稚的、用虚线勾成的画，一个男人搂着一位姑娘，那姑娘的脸贴在男人的胸口上，那个个头儿大得多的男人两眼从姑娘的肩头盯住自己手里的一张纸，他乐滋滋地在纸上记下了几笔款项。”倘若人们觉得K.所体验、所猜想的妇女和“城堡”（即上天的安排）之间的那种联系难以捉摸，尤其觉得那个关于索尔替尼的插曲——这位官员（上天）明目张胆地要那个姑娘去干一种不道德的龌龊勾当——不可思议，那么大家还是去读一读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抖》吧——这是一部卡夫卡非常喜欢、经常阅读并且在许多信件里深刻评述过的作品。 索尔替尼插曲非常类似克尔凯郭尔的书，这本书的出发点是，上帝甚至要亚伯拉罕去犯罪，拿他的孩子去祭供。书中的这种荒谬性有助于我们作出明确的论断：决不能把道德的范畴和宗教的范畴想象成是完全等同的。——二者反映了尘世活动和宗教活动的不可通约性，这种看法直接通向卡夫卡这部小说的核心。同时我们也不可忽略，克尔凯郭尔这个基督徒从不可通约性的这一冲突出发，在以后的作品中日益明显地走向放弃今生；而弗兰茨·卡夫卡的主人公却顽固地、不遗余力地坚持按照“城堡”的指示去安排他的生活，虽然他遭到了所有的城堡代理人的简直是粗暴无礼的拒绝。这诱使他对他在内心深处满怀敬畏的那个“城堡”发表了极不恭敬的意见，作出了极其轻蔑的表示，这一点别具一格地构成了这部无与伦比的小说的诗意的生活气息，构成了它的讽刺意味。因此，所有这些挖苦的意见和诽谤的话语仅仅显示了人的理性和上天仁慈之间的距离，当然这是从井蛙的立场，从人的角度来看，而那人（K.也好，巴纳巴斯一家下等人也好）表面上举止行为十分合理，实际上却往往令人不解地不合理。人和神之间的这种歪斜不平的关系，这一距离通过合理途径的不可逾越性，再也没有比通过用神奇的幽默所描绘出来的下述这一事实表达得更好的了（所以如果进一步加以观察，小说的这种表面上怪异的写作方法却是唯一可行的写作方法），这个事实就是：天意在人的理智的注目下，它时而显得崇高，值得大家爱，恰似克拉姆先生的备受爱戴，时而又受到带讥讽意味的批评，有明智的批评，也有愚蠢的批评；这个事实就是，上天有时甚至呈现出一种极其可鄙（那个文件保管室）、悲惨、混乱或放纵或阴沉或乖戾（那两个助手）或庸俗，而始终都是难以捉摸的景象。卡夫卡对上天的细节描写并不像风琴那样单调，而是层次清楚，具有十分细腻的悲剧以及悲喜剧色彩。他那描写上天的对立面、描写尘世的失意的表现力同样也很丰富。“怎么干都是错的”——K.企图与村子和城堡建立适当的联系的所有那些徒劳无益的尝试为这句话作了一个最有切身体会的绝妙旁注。援助怎样一再从人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出现——而老老实实、怀着最好的意愿制定的计划却怎样以可怜的结局，譬如以喝白兰地而告终，最小的诱惑怎样导致毁灭（对照《乡村医生》：一旦听从了半夜误打的钟声，事情便再也无法补救），以及人怎样茫然地倾听着外面那个对他关于善与恶的永恒的问题不予作答或是只作最含糊不清的回答的世界，而心灵深处却怎样不可磨灭地埋藏着对那条给我走的、我注定要走的唯一光明的道路的希望（比较《在法的门前》）。 我觉得，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从思想上和情绪上（二者是无法区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简直是完美无缺地表现了上述这种种评价和直觉对人的所有这些戏弄，表现了作为人所经历的一切心理上的抑制、模糊不清的事物、堂吉诃德式的行为，人生的坎坷乃至困厄以及我们在纷乱之中朦胧地意识到的更高的上天的秩序。那种在有些地方也许一开始会令人感到奇怪的过细描述也全然是这种完美无缺性的一种表现，这一点只有那些还从来没有试图对生活中的随便哪一个事实（例如对拿破仑）及其在（这个人自己的，或者是人类的）“正确道路”上的作用作出判断的人才会觉得不可理解。奥尔嘉在谈到巴纳巴斯的那些信件时说：“那些信件所引起的思虑是无穷无尽的。”这句话适用于所有那些人们以严肃态度对待的生活条件。抑或如同小说里（删掉的）一处地方所称：“假如人们眼力好，可以不停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那些事物，那么人们就可以看见许多许多，但是一旦人们放松注意，合上了眼睛，眼前立刻便变成漆黑一团。”作为一个具有这种眼力，很有才干，可以以特殊的力量在最深沉的爱情（一种往往是充满怨恨而却又是如此温柔的爱情）的推动下始终睁着眼睛的人，卡夫卡曾经——用他那适度的语言来说——“看见了许多许多”，许多先前未曾料想到的事情。 The Trial《诉讼》美版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37. 在出版这部遗著的时候，凡涉及版本及出版方面事宜，我还是遵循那些在《诉讼》后记里提出过的原则。对原作当然没有任何改动。只对明显的错误作出纠正。再者，就是我在少数几处作了章节的划分。此外，原稿中作者本人曾对章节的划分有所提示。奥尔嘉插曲各节的标题也出自他的手笔。整部原稿没有名字。在谈话中卡夫卡经常把这部小说称作《城堡》。我出于开头阐明的理由而删去的是原稿的最后几页，还删掉了K.与汉斯之间的那段情节以及吉莎-施瓦尔策插曲中各一处，每处约删去了一页。 马克斯·勃罗德 1926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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