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王晓岳作品】回望月港

翁墨宸文学馆 202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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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7年12月，“南海一号”古沉船被打捞出水，该船长34米，宽11米，载重800吨。这条南宋初期的商船，在14世纪当属“超级航母”，那个时代的欧洲商船与这艘巍巍巨舶相比，如同山羊比大象。

“南海一号”重见天日的消息一出，世界震惊。因为“南海一号”出水地点在广东省阳江市东平镇大澳村海域，所以，阳江这个籍籍无名的粤西小城以及在任何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大澳古港，转眼之间就闻名天下了。

时光如大江东去浪淘尽，淹没了不知多少曾经风光的名城胜地，其中就包括广东阳江的大澳古港和漳州海澄县（今属龙海市）的古月港。然而，大澳古港只不过是海上丝绸之路链条上的一颗珍珠，而古月港却是海上丝绸之路面临断裂的历史关头，是前承泉州港，后传厦门港，独领风骚200年的世界级大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皇冠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世人不曾想到，当它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却如同大澳古港一样沉没于历史的汪洋之中，无声无息地沉寂了近400年。如今，大澳古港载入史册，那么至今仍默默无闻的古月港呢？难道独树一帜的古月港不应在史册中占有光辉一页吗？

二

九龙江是漳州人民的母亲河。在九龙江的入海处，北溪、西溪与南溪三溪合一，江面一下子扩张了几十倍，浩瀚的江面一直向前延伸15公里，直到与大海融为一体。这段极为宽阔的江面形成一脉河湾，河湾酷似张开的龙口，龙口的前端便是紧靠海岸的厦门岛，从空中鸟瞰，厦门岛酷似龙珠，九龙江入海处的地理形状就是一幅活灵活现的青龙戏珠图。

厦门岛作为屏障，遮蔽了海上风暴的袭击；龙口之内的河湾，外通海潮，潮汐吐纳；内接三溪，贯通闽粤赣三省，月港实乃罕见的天赐良湾。

西溪和南溪中间有条小河潺潺流下，其形如月，故称月溪。7座古码头分布在月溪入湾处约1公里的河湾岸线上。月溪两侧约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布着县口、霞尾街、南门处、港口、旧桥、帆巷、庐沈巷等7个街市。街市靠着码头，码头连着街市，这里自唐宋以来就是远自江西、闽西，近自漳州、泉州各色货物的集散地。古代商人把这里的街市和码头统称为“月港”，因为月港又是海澄县衙所在地，故又称海澄。

月港的7个街市散布着数万商家，他们分别经营珠宝行、药材行、棉布行、瓷器行、丝绸行、箍（豆饼）行、铸鼎行、糖行、丝线行、鱼行、纸行、茶行、造船行等13种行业，至今仍留有“十三行”地名。为13种行业服务的“铺商、店贾、牙侩、摊贩、钱柜、交引铺、寄附铺、总房、柜房”等中介、物流商家以及搬运、酒楼、票号、青楼、赌坊等服务业也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杭州人口不过40余万，小小的月港竟汇集了20多万人口，留居月港的葡萄牙商人就多达500余人。停泊在月港水面的外国船只五颜六色、形态各异，有昆仑船、新罗船、百济船、大食船、波斯船、师子船、婆罗门船、番船、蛮船、西域船等，简直是世界船只博览会。月港全盛时期为明穆宗、神宗、光宗年间（1567－1620年），每年季风时节，200多艘商船在月港的7座码头装满丝绸、瓷器等商品后，经厦门出海，驶向东南亚、印度、非洲等47个国家。这些商船均是双桅大船，每船载重约250吨，浩浩荡荡的船队将换回数百万两白银。明朝把关税叫做“抽解”，通常抽解货物价值的十分之一二。每年仅月港一地的“抽解”就相当于福建全省税银收入的一半以上，故朝野均把月港称为“天子南库”。

据《海澄县志》记载，此时的月港“人烟辐辏、商贾咸集，方珍之物，家贮户藏，竟有小苏杭之称”。

三

月港的兴起，绝非偶然，而是天时、地利和人为因素的合力推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中国重农轻商，是儒家思想所致。但是，中国古代真正的对外贸易，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开启的。他曾派遣著名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国与中亚、南亚和西亚的陆上“丝绸之路”，创建了“朝贡贸易”这种贸易形式。到东汉建武中元元年（56年），这种以朝贡和恩赐为形式的官方贸易拓展至日本和高丽（今朝鲜）。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由广东徐闻为起点至印尼、马来亚、缅甸、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随之形成。

唐朝声威远播，它的富庶吸引着远近各国商人，加上唐代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海上贸易十分发达。唐代宰相、地理学家贾耽记述的重要交通路线中，就有两条海上丝绸之路。北方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出海，通往朝鲜和日本，南方从广州出海，通往南洋、印度等地。为了适应海上贸易的发展，唐朝在广州首次设立“市舶使”，专司货物检查，抽取“舶脚”（即关税）。唐朝中叶以后，市舶之利十分可观，王锷任广州刺史时，所得“舶脚”竟“与大唐两税（农田赋税和人口役税）相埒”。于是，朝廷大力鼓励海上贸易，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宋元时期的海上贸易，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途径，在唐代的基础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宋元时期的中国与东面的朝鲜、日本，与东南亚、南压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频繁的商业交往，以至海上贸易收入成为南宋王朝的经济命脉。据《诸蕃志》记载，宋朝的商使，曾经到达埃及和开罗古城。

宋时，朝廷把广州设立的市舶使一职扩大成为机构，并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上海等港口设立市舶司。市舶司收取的关税居全国之首。那时，泉州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

明朝，闽南漳州一带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已达到相当高度，这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因蔗糖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出口物品，万历年间的漳州“处处园栽橘，家家蔗煮糖”。漳州代表性的出口产品是天鹅绒、土潞绸、绮罗、纱、绢等，这些高级丝织品由“漳人织之，机制云蒸，殆夺天工”（《漳州府志》卷二六）。漳州出口商品，还有瓷器、茶叶、乌桕等等，最贵重的大宗商品要数商船了。宋元时期，中国的造船业已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龙骨结构是中国古代造船业的一项重大发明，宋代的尖底海船甲板平整，船舷下削如刃，横断面为V型，尖底船下设置贯通首尾的龙骨，支撑船身，使船体更加坚固，同时吃水更深，抗御风浪的能力更强大。

明朝是中国古代船造业的巅峰时期，漳州能打造载重数百吨的“双桅大舡”也是中华海洋文明的一大硕果。《漳州府志》卷二六记载，正德年间（1506－1521年）海澄多造巨舶，售远夷80条。

发达的商品贸易促成了崭新生产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十万巨贾，竞鸢争驰”，巨商资本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另一方面，“盖富家以货，贫人以佣”的雇佣关系业已形成。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道，“海者民之田也”，“漳泉之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上述两个群体构成了月港崛起的强大社会基础。

四

宋元时期，泉州以富甲天下而闻名。然而，与它毗邻的漳州在朝廷眼中依旧是蛮荒之地。

汉唐及宋元，包括明初，海上私人贸易是皇家大忌，正因为地处海澄的月港不在皇家视线之内，因此，宋元时期月港海上死人贸易渐成气候。月港如同森林中的一棵树苗，虽长在高大树木的脚下，日久天长，渐渐根深叶茂，一旦大树崩倾，小树必成参天之势。

1258年，曾是“海上丝绸之路”劲旅的阿拉伯帝国（阿拔期王朝）完灭，从此阿拉伯人这条航线上退却，这一历史更迭极大地影响了泉州的海外贸易。及至元末明初，倭寇猖獗，海疆不靖，朝廷既无剿灭倭患之法，又无海上护航之力，便想出一个“禁海”的法子来。元世祖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首创“海禁政策”。明洪武年间和嘉靖年间继承了元世祖的海禁政策，但海禁松弛，而且留下了几处朝贡贸易的港口。但这些港口却因一些偶然事件被一一关闭。宁波港是天唐代以来与日本进行朝贡贸易的重要港口，嘉靖二年（1523年），因发生宗设、端佐争贡之役，遂罢市舶。此后，舟山群岛的双屿兴起，然好景不长，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被朱纨率军遏窒，港口填塞。广州港是我国古代经久不衰的国际名港，一直比较繁盛。但正德十六年（1521年），广东当局因葡萄牙人在屯门岛“狂悍不道”而把其驱逐出境，并禁各国海商前往通市。

如同江河劈山凿岭一般，强大在资本势力总要寻找出路。宁波、泉州、广州等官方商港关闭之后，唯独“月港死造双桅过洋大船，来往暹罗、马六甲、彭亨、日本、琉球诸国，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络绎于海上”。浙商、闽商、粤商及国外商人自然要把出海地选在了“私通无禁”的月港。如万历年间，浙人巨贾周学诗、沈云风等率30余艘巨舶“转贩海澄贸易，往暹罗、吕宋等处发卖”；就连上海松江商人也常由“月港海外商贩”；往昔出入粤港的葡萄牙、日本等国商人也纷纷“越境于海澄月港，往来不绝”。

中国沿海的官方港口遭遇海禁之时，月港的私人贸易便越发兴旺起来。

五

自明初至嘉靖二十六年（1368－1547年）近180年里，海禁的圣旨层层叠叠，从太祖时的“有寸板不准下海”到嘉靖三年（1524年）的“揽造违式海舡，私售夷者，犯重罚”，再到嘉靖八年的连坐政策，嘉靖十二年的“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禁令越来越严，但月港民众却置若罔闻。当地“官府差人，莫敢一及其门。苛一追摄，辄肆抗拒，甚则聚众持械、殴打夺放，莫敢谁何”（《甓雍杂集》卷五）。浙江巡抚朱纨惊叹道，“漳州难治，莫若龙溪”，“龙溪之民凶顽拙习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注：朱纨所谓龙溪，实为海澄）。嘉靖二十六年，朱纨获准兼提督漳州海防军务，不仅禁止一切海外贸易，而且禁止下海捕鱼和一切海上交通，并对所谓违令者处斩，他连杀91人，悬首示众，“海禁”措施已是登峰造极。

朱纨“殚耗财力，日寻干戈，历经数年，无法克定”。由于战乱连年，漳泉一带民不聊生。

此时，代表闽浙粤海外贸易集团利益的官员纷纷站了出来，群起攻诘朱纨。先是浙江巨商林希元联合言官罪朱纨“专擅妄杀，逼民为盗”，继而有巡按御使周亮等人上疏诋纨，历数朱纨“海禁招祸，荼毒生灵”之罪状。朱纨已成万矢之的，遂服毒自尽。

中丞许孚远在呈送万历皇帝的《疏通海禁疏》中说，“龙溪之地，僻处海滨，田受咸水，多荒少熟，民业全在舟贩，赋役俯仰是资，数十年饷足民安。海禁严绝，商者倾家荡产，佣者束手断臂，阖地呻嗟，士民倡乱。”言官傅元初也给嘉靖皇帝写了奏本，“请开洋禁”。嘉靖皇帝虽然对海禁不置可否，但准予在海澄置县，意在治理对夷贸易，海禁自然松弛。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都御使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开海禁已是大势所趋，隆庆皇帝遂颁旨赦免张维以下众人，并令在月港设洋市，建文庙，月港一改私贸性质，一举成为官办合法大港，此后便突飞猛进，走向黄金时代。

六

月港步入全盛期后，国内外发生两件重大历史事件，这两大事件如同两个巨大的引擎，助推了月港的腾飞。

国内事件是张居正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推行一条法令，把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从束缚他们千年的土地中释放出来，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对中国农民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巨大变革，对漳泉农民特别是海澄农民来说，这更是一场及时雨。

国际事件是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第一次殖民瓜分。

16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初期，即原始积累期。对外掠夺为特征的资本积累欲望，激发了西欧殖民者向东方的扩张行动。最早付诸行动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

16世纪50年代，葡萄牙用战舰控制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各个战略要地，并窃踞我国领土澳门，从此澳门成为葡萄牙沟通印度、中国、日本等地海上贸易的中转口岸。

与葡萄牙展开角逐的是西班牙。1564年和1570年，西班牙先后两次用炮舰征服了菲律宾群岛上的土著，并以吕宋岛为基础，进行殖民统治。此时，移居吕宋岛的闽人已至数万，统治吕宋的西班牙人攫取财富的途径一是依赖当地华人的劳动力；二是依赖每年从月港出发，在马尼拉港抛锚的200艘巨舶带来的丰富商品。西班牙统治者用掠夺来的白银在马尼拉换取中国商品，再运回墨西哥销售，赚取百倍利润。

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荷兰殖民者也加入了远东的海上贸易竞争。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1641年、1658年荷兰殖民者先后占领马六甲和锡兰，排挤葡萄牙势力，成为海上新霸主。在万丹（今印尼西爪哇万丹）、北大年（今泰国马来半岛中部）设立中转站，专门购买、转贩从中国月港运出的瓷器。东印度公司与月港的瓷器贸易使阿姆斯特丹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国际性港口城市。

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殖民者开辟了从西方到东方的“大帆船时代”，东西方的海上贸易航线再次接通。然而，贸易的源头均在月港，月港在对世界贸易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封建生产关系的重大突破，大步迈向了国际市场。

七

当海澄人放弃对土地眷恋，把目光投向辽阔的海洋时，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海峡对岸的祖国宝岛和移居台湾的宗族乡亲。

明朝时期，台湾物产不丰，自然需要从大陆购买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以及海上交通工具，因此，月港与台湾的海上贸易从未间断。月港开禁后，每年由海澄开赴台湾的巨舶船队得110多艘，呈现出“南洋各胜地，月港更称雄，金厦如襟带，澎台接舰艟”的壮观景象。

月港开禁之后，日本仍在禁通之列。海澄商人便以台湾为中转站，然后转贩日本长崎等港口。万历四十年（1612年），兵部犹称，“闽人贩海为生，皆俱海澄出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通倭之闽人合福、兴、泉、漳共数万”。由此可见，中日海上贸易的规模亦相当惊人。

月港鼎盛时期，主航道西起普贤，沿南港往东，经海澄月港、大泥尾、圭屿，由浯担门出海，而后分东西洋线。月港的停泊点，北岸有嵩屿、海沧、石美、王洲、澳头，南岸有屿仔尾、海门岛、浮宫、海澄月港、石码、福河等，这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港口群，《东西洋考》称月港是世界第一大贸易港口。此论虽无法确认，但月港是那个时代东西方海上枢纽港的地位不可否认，作为世界级大港的客观存在不可否认。

月港是明朝时期海澄甚至漳州的经济中心，它深深地根植于漳人的生命之中，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风俗民情和生活状态。如“金丝烟，出自海外番国，曰淡巴菰，流入闽粤，后闽地二千余里，广植烟草，耗地十之七八”；如“甘薯，万历年间从吕宋经月港传入，后闽省皆种之”。据《东西洋考》记载，经月港引进中国的粮食作物、蔬菜、水果、民生用品及经济作物品类有140种之多，这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

八

月港与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和清朝时期的厦门港，并称福建“四大古港”。

福、泉、厦三座古港虽经沧桑悲凉，但它们却屹立不倒，留在了史册之中，唯独月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消失得无影无踪。

17世纪初，荷兰侵略者以坚船利炮建立海上霸权地位后，再也不甘心以转口贸易的形式获取利润，特别是1622年占领澎湖、1624年占领台湾之后，便展露出赤裸裸的海盗本性。他们封锁九龙江出海口，在台湾海峡抢掳中国商船，仅1622年10月28日这一天，就有六七十艘从月港出发的商船被劫持，船上货物被抢劫一空，船员役工1400多人被当做奴隶贩卖，被俘巨舶尽被焚毁。

这一罪行的记录出自荷兰殖民者、船长威·伊·邦特库的日记。在他的记述中，杀人越货的例子比比皆是，字里行间流淌着中国人的鲜血，不忍卒读！

这是历史的悲剧。悲剧的后果是，“格于红夷，内不敢出，外不敢归”，月港被完全封锁。

但中国从来不缺有血性的斗士，到崇祯年间，闽地海商以郑芝龙为首组织武装力量，对荷兰殖民者进行了一次次的反击。接着，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以厦门为基地，建立政权，打败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明末清初，使用了近200年的月港严重淤积，已无法停泊大船，装船卸货都要动用小船接驳。郑成功为增加财政收入，更好地开展海外贸易，便选择厦门港代替年迈体衰的月港。清初，官府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从此之后，月港便销声匿迹了。

2013年4月，笔者怀着崇敬之心拜谒古月港。月港7座古码头上的棵棵古榕依然枝繁叶茂，冠盖如云；面对古码头的7座古庙依然信众如织，香火鼎盛，但古码头却已今非昔比，只有一个饷馆码头还能停泊小舢板之外，其余的码头均被茫茫海沙淹没。寻访7处闹市，已不见鳞次栉比的商铺酒肆，也不见抽取“舶脚”的海关骑楼，依稀可见古街面貌的帆巷只剩下两三间东倒西歪的邻街店面，其余皆变成灰秃秃的水泥小楼。我感到异常失落。站在古码头遗址，望着江海相接的海澄江面，我仿佛听到了古港的沸腾。当年巨舶出海，鞭炮齐鸣，舵手必在船头“献纸”（敬神的一种仪式），二舵扯着嗓门在船尾“叫金”（站在船尾打锣呼号，以示报告其他船只），周围的船只一一“回金”（打锣回号，以示祝福）。这喜庆的喧嚣以及码头小庙中的袅袅烟火明明还在时光的深处，翻阅史册，怎么却不见了月港？

很多往事可以忘记，但中国不应忘记月港，因为月港不仅是漳州人的血脉，而且是独创中华海洋文明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