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有病啊，从你们家走到黄村来？” 2010年4月24日晚，在北京大兴黄村的酒桌之上，落座之后，我的一个老大哥L听说我是从家里步行到黄村的，瞪大眼睛责骂我，“你不打车不坐公共车，也可以让我捎你过来啊。走过来，你真是有病了。” 我哈哈一笑，步行到黄村，倒也不算什么，那一天痛苦的是，因为错误的路线抉择，一路之上，没有躲开的污染。 那天午后，我从家出发步行，过南四环，感觉风有些大，想别取蹊径，不走京开公路。 在潘北村，我拦住一个骑电动车的中年人，看上去比我年长不少。他听说我要步行去黄村时，瞪大了眼睛，我对这样的眼神和表情记忆极其深刻。 1990年夏天，西湖边上，一个卖冷饮的亭主，听说我是孤身骑车到杭州的，也是如此眼神和表情。那一晚，是世界杯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比赛，亭主热情邀请我和他在亭子边一起看电视，临走送给我两个拆开的个方便面纸箱铺在地上，并要给我一条毛巾被（被我谢绝了，我自带了）。 但吃惊的中年人，最后给我指的路，还是沿着经开公路南下。 从潘北村出来，沿着京开辅路前行，一路全是车，路上尘土飞扬，肮脏得很。 我对京开路北京至大兴段其实特别熟悉。我住黄村时，骑车往返，坐901公交车，坐中巴，坐班车往返多年。但如今我有相当长时间过南五环后没走京开路了。太太拉我总是走南五环往西，绕往青岛嘉园往南的。 我想避开京开路的灰尘，走条新路，但我也知道，南五环上无树。毕竟中午的阳关还是很厉害的。 也就在此时，我的记忆产生了偏差。 我突然决定，折返走京良路，我记忆中京良路两旁全是大树，也可一挡骄阳。我想当然地认为，京良路的车要比京开这条主干道少。 初上京良路，果然，大树依旧在，车也似乎很少。然后，很快，我发现，那竟然变成了一种荒诞幻觉。 路上车越来越多，而且，因为是老式公路，过往车辆几乎是擦身而过，拉泥的，拉水泥的，拉牲口的，拉臭水果的......过往车辆竟然没有一辆车上是干净的，都覆盖着一层灰！ 两旁路基下，更不能走，倒满了各色垃圾。 我绝望了，但显然不能走回头路。 我硬着头皮，继续顺着京良路前行，终于看到前往大兴的指示路牌了。 我终于出了口长气，噩梦就要结束了！ 没想的是，那是更大的噩梦的开始。 这一条路上，正在搞城铁施工！ 再折返回京开路，显然不现实了。再寻找其他南下之路，也是不可能了。而我。被迫顺着施工的道路，吃着灰尘，一路南下，再次过了五环。 眼见着郁花园二里和青岛嘉园到了，原来记忆中郁郁葱葱的路边树木，荡然无存，花园般地公路，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地。 我绝望了。我再次折向兴涛社区，终于，这儿清静了。我停下疲惫的脚步，拍拍身上的灰土，撸了撸头发，早上才洗的澡，一路下来，竟然板结了。 找一张椅子坐下，仰靠椅背，喝口水，喘口气。 起来，继续前行，枣园小区前，也是挖的不成样了。 终于，到了黄村镇一茶馆，洗脸洗头，喝茶休整。 我向等候在此的老友哀叹，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人人喜欢路径依赖了。 因为创新可能面临的风险，实在太不确定了。 比如那天我的暴走路线，如果老老实实走京开路辅路，虽然也是一路灰尘，但毕竟没有太大需要调整的其他冲击，灰尘和路线距离都是已知的，确定的。一路走来，也就十六七公里。 但那一天我的创新选择，显然是失败的。 创新选择并没有使我面临的污染降低，反而加大了；步行的距离因为折返折腾，延长了，大概在18-20公里左右；更为重要的是，创新选择面临的问题，严重打击了我暴走的积极性。 路径依赖所以被人们习惯选择，就是可靠和确定性，风险的可控制性。而不确定性，是我们最大的恐惧根源。 所以，循规蹈矩，宁慢勿新，也就成了人们重要的心理选择。 关于老朱煮酒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