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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写复兴中路淡水路口的基督教诸圣堂，我写过这样一句话：教堂是有点神通的。当年的上海虽然号称“远东第一大都市”，但高楼大厦并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高。据说乡下人进城，仰头看国际饭店以至于帽子都掉了，国际饭店其实只有二十四层，在今天的上海算不上什么高楼了。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尖顶和钟楼的教堂显得特别巍峨，正所谓“不怒自威”，让人陡然产生神秘感，以至于感觉到“神通”，也就不足为奇了。西藏中路汉口路口的沐恩堂，我曾无数次经过，但事不凑巧，从未进过门，只是隔着西藏中路上的雕花铁门朝里张望过。后来知道这座建筑是由邬达克设计，更有进门“一窥堂奥”的想法。无奈每次路过都是匆匆，和教堂的开放时间无法吻合，这个心愿直到前几天下午才终于实现。那天正是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走到汉口路边门，发现门开着，似乎在召唤我进去。怕打扰了教徒的清修，只敢慢步朝里走，却没有人阻拦。于是我拿出相机拍了一下照片，近距离打量了这座著名建筑。
（此图来自网络） 关于沐恩堂的历史，知道的朋友很多了，当然我也可以简要再说一说。它原名“慕尔堂”（Moore Memorial Church），再前身是“三一堂”，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原来的地址在法租界郑家木桥（今福建中路延安东路附近）。光绪十三年（1887年），传教士李德在今云南中路汉口路建造“监理会堂”，三年后改名“慕尔堂”，以纪念美国堪萨斯州捐款人慕尔去世的女儿。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原来的教堂占地狭窄不敷使用，于是筹款建造了现在看到的新堂，延请当时著名的建筑师邬达克（Laszlo Hudec）设计。
1936年，慕尔堂钟楼顶上竖起一座5米高的旋转霓虹灯十字架，成为当时上海的一大景观。但慕尔堂的历史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急转直下，大批难民涌入租界，慕尔堂曾作为收容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教堂被日军占领，教堂一度成为马厩。
（此图来自网络） 1958年，用美国人命名的“慕尔堂”改名“沐恩堂”，意为沐浴于主恩之中。到1966年，改名以后的沐恩堂自然未能在浩劫中幸免。宗教活动停止，教堂改成南京中学的校舍。关于这段历史了解不多，我在学者金大陆、金光耀先生的一篇对话录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也许可以从中窥见在那个年代沐恩堂的命运。 ……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中的中学生更厉害。有很多材料都证明他们现场打了人，比较集中的打人事件发 生在三个点上，第一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第二个点是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第三个点是沐恩堂…… ……沐恩堂与人民广场遥遥相望，体育宫的上下看 台就变成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的总部了，相距沐恩堂就那么三四百米。沐恩堂这个教堂，本来本地红卫兵已进去抄过了。结果，北京红卫兵进去一看怎么这些牧师还 在，他们就把牧师全部关起来，开始是用皮带打，后来用三股电线、六股电线、八股电线、九股电线做成的鞭子打，打得很厉害。一边打还一边问你痛不痛，你说 痛，那么再打，你说不痛，不痛更要打，真是打得遍体鳞伤…… 1979年，教堂恢复宗教活动，到八十年代又恢复了钟楼的霓虹灯十字架。2009年沐恩堂经过大修，成为人民广场地区的标志性建筑。从三一堂、慕尔堂到沐恩堂，这座教堂经历了一百多年沧桑的历史，邬达克设计的建筑至今也有整整九十年了。从小乘坐18路电车，经常从沐恩堂门口经过，几十年就这样看着它，前几天却是第一天进去。当天礼堂是有宗教活动的，我因不是教徒，未便进内打扰，就在教堂周围走了走，看了看，感受其独特的氛围。
沐恩堂更显得庄严肃穆
教堂内部呈现温暖的金色调 因而被称为“黄金教堂”
沐恩堂复堂十周年纪念碑 我拍照一向不会手抖，不知怎么回事，在拍到这张“沐恩堂复堂十周年纪念碑”的碑文时，居然手一抖，拍下了这幅模糊的画面。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教堂有点神通”吧。碑文中所记载的事情，毕竟是不忍卒读，这张模糊的照片放在这里，算是我这个不速之客的一点感想吧。
从汉口路的边门告别沐恩堂，我到对面乘坐地铁八号线。当时正是夕阳西下时分，太阳从人民广场斜斜地照过来，沐恩堂钟楼和十字架在对面大楼上留下清晰的倒影。我想从1936年至今，这个倒影就一直存在。隔着一条汉口路，沐恩堂（慕尔堂）的对面曾经是上海著名的四马路会乐里，以及皇后大戏院、一品香旅社……后来又变成高楼大厦、商场影院。这座教堂就这样默默地看着那里的熙来攘往、滚滚红尘，每天黄昏的时候，它的倒影投射在对面建筑上，不管你是谁、身处什么时代，只要你驻足观看，总能看得到。 最近我还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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