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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时，论功行赏，因为太周勃平定内乱，带兵诛杀吕后的党羽，扶助文帝登位，功劳实在太大，若要封官，除了丞相之位，真没有别的足以褒奖他了。 于是，周勃当了右丞相，足智多谋的陈平屈居其下，是左丞相。本来嘛，皇帝异常宠信，陈平又谦恭辅佐，周丞相的日子也蛮可以过得去的。 问题是文帝聪明，渐渐了解和熟悉了国家事务，而且学习很自觉，时常有一些问题请教丞相，这一来，武夫出身，仅以忠心见用统兵见长的周勃就渐渐吃不住劲儿了。 一天上朝，文帝问周勃：“全国一年判决的讼案有多少件？” 周勃全然不知，只得叩头谢罪。 文帝又问：“全国一年钱粮收支各是多少？” 这下更惨，周勃惊愧得汗流浃背，只得连连请罪，回答：“不知道。” 文帝只好转过来问陈平，陈平倒很从容，他说：“这些事都有主管的官吏，可以问他们。” 文帝追问：“那该冋谁？” 陈平知道皇帝不高兴了，但他依旧镇定：“如要知决狱的事，请问廷尉；如要知钱粮的事，请问治粟内史。” 文帝恼了：“假如诸事都另有人主管，您又所管何事？” 陈平说：“我管官吏！陛下不嫌我才能低下，让我当丞相。丞相就是对上辅佐天子，理顺阴阳四时，对下妥善地化育万物，对外镇抚夷狄和诸侯，对内使百姓归心依附，使卿士大夫各司其职，胜任工作。” 文帝听了，感到确是道理，很有启发，于是转怒为喜大加称赞。 周勃在皇帝面前交了白卷，很是不忿，事后便责备陈平：“为什么不早教我这样回答？”陈平笑着说：“你坐在这个位置上，还不知自己职责吗？如果皇上问您长安城里有多少盜贼，难道您也要勉强回答？” 周勃这才明白，不是一个问题一次问询那么简单，当一个丞相应该要有相应的才能，而不仅仅是功劳大，品德高，皇帝信任就足够的。能治军未必能执政，有德而无才，当丞也是当不好的。于是，周勃申请辞职。 太史公司马迁对此评论说：“周勃是个粗鄙质朴的人，才能不超过一般的人，待到随汉高祖平定天下，高居将相之位，匡救国家的危难，平定诸吕的叛乱，恢复朝廷的安定平正，这种功劳，就是伊尹、周公也不过如此罢了。” 但功劳可比伊尹、周公，不等于才能可比伊尹、周公，因周勃不可能成为伊尹、周公那样的治国能臣。他的质朴在于还没让虚荣心蒙蔽了自知之明，既然老了，学不来了，就退位让贤，不失千古流芳。 但他的儿子周亚夫就不能以年老学不来作推搪了。周亚夫也是一代名将，治军有方，功劳不亚于其父。当他为防匈奴入侵而驻军细柳营的时候，汉文帝曾来慰劳他的军队，只见他的军营戒备森严，井然有序，皇帝的车马也只能缓步徐行，士兵持刀张弓，将军顶盔贯甲，迎送有礼有节，令皇帝和大臣们都十分敬服，在历史上留下了“周亚夫军细柳”的千古美谈。 后来，他以太尉身份率军平定诸侯国叛乱，被汉景帝任命为丞相。他又遇上了父亲遇到过的老问题，纵有一片忠心，耿直诚实，但总是适应不了工作的需要，他又不肯学习，于是渐渐同皇帝和大臣们都失去了协调。但他不如父亲般有自知之明，遇到意见不被皇帝采纳时，便斗气，装病，或是硬顶。 对于这个丞相，司马迁就用哀其不幸，怨其不争的口气评论道：“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 世人往往哀怜周亚夫功高而不得善终，指责皇帝刻薄寡恩，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位极人臣，做了5年丞相的周亚夫没有留下一件值得一写的政绩，却又是令人无法同情的事实。 皇帝用周亚夫为相，无疑是错了。不过，周亚夫既然为相，却不能及时学习，提高素质以适应重任，又不能及时引退，也是大错。司马迁批评他：满足于自己的本领，不肯学习他人或更多的书本知识，虽然坚守节操却不能谦恭忍让顺应环境。 清代的评论家金圣叹对这位丞相有更精辟的剖析。他在马迁的评语“足已而不学，守节不逊”后面加了几句：“为足己，便不学，为不学，便守节，便不逊，写尽武人本色。” 意思是，正因为自满，所以才不学；正因为没有学识，所以只有守节，所以才不能谦恭忍让，这不是一个丞相而只是一个武夫的本色。 从两位史学家的评论来看，周勃、周亚夫这对父子将军、父子丞相给所有管理者、执政者留下的启示，又岂是句“悲夫”了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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