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人投资运气特别好？| 巴伦读书会

文｜姚斌

我们看到的清晰的必然性，通常不过是错觉罢了。

编者按：

为什么有的人运气特别好，为什么说在股市赚钱的本质是“概率行动”？作为一本介绍概率科学的入门书，列纳德·蒙洛迪诺的这本书《醉汉的脚步》跟塔勒布的《黑天鹅》有些相似，不过塔勒布更加醉心于偏态分布和肥尾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蒙洛迪诺则关注概率的方方面面。《巴伦周刊》对于这本书的评价是“即使你以怀疑论者的态度踏出醉汉的脚步，当你读到最后几页的时候，你也会理解和接受直觉上认为不太可能的事情，即概率会对生活中不确定因素的结果产生偏见”，这本书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看待随机性的新视角，更加深刻地理解随机性对于投资和生活的影响。

对于我来说，最早接触到复杂性科学可以追随至10年前。那时，我就阅读到了列纳德·蒙洛迪诺的《醉汉的脚步》。不过，那时我并不知道“复杂性科学”。对于今天耳熟能详的“随机性”、“不确定性”等问题，也一无所知。

直到三四年前，我才意识到《醉汉的脚步》实际上也是一部复杂性科学的论著。10年前，湖南科技出版社曾经出版过《醉汉的脚步》，目前基本上已经绝版。最近，中信出版社又出版了新版的《醉汉的脚步》，让我重读这一部最早的随机性论著。

人生是一连串的随机事件

《醉汉的脚步》的副标题是“随机性如何主宰我们的生活”，这就清楚地点明了这部论著的主题。蒙洛迪诺在第一章中写道，如果不是纳粹德国发动战争，那么他的父亲就不会移民到纽约，也不会遇到同为难民的母亲，当然也不会有了蒙洛迪诺。我们生命的主线总是被各种随机事件诱往新的方向，这些随机事件连同我们的反应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如此造成的结果是人生难以预测，也难以解释的。

但是，当我们在不确定局面下进行评估和选择时，常常会依赖于直觉。直觉的处理无疑更具进化的优势。只是现代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物种力量平衡，以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对待，可能会导致非最佳甚至是不当的决策。人类大脑中对不确定性局面进行评估的部分，和处理情感这一能力特性的部分，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人类对于不确定性的反应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某些时候大脑的不同部分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并且通过相互斗争来最终确定哪个结论能够做主。

在面临不确定性时能做出明智的评估和选择，是一种罕有的能力。但与任何技能一样，经验可以使之得到改善。要理解随机性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最大的挑战在于，尽管随机性的基本原则产生于日常的逻辑，但其导致的许多后果是违反直觉的。在任何一系列随机事件中，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后面，总是更可能跟着一个相对更平凡的事件，而这完全出于偶然。

丹尼尔·卡尼曼就发现，一个飞行学员飞得好，表扬他可能没有效果；而如果他飞得不好，惩罚之后就有所改进。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曾经经受了十几次，乃至二十几次的反复退稿，但那些作家却很少绝望过。成功在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之间构筑起一道鸿沟。之所以各领域的成功人士都几乎无例外地属于特定的一类人——那些从不放弃的人，其原因就在于此。

许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随机因素的结果，这些因素的影响一点也不比我们的能力、勤奋与把握机会而做好准备的影响来得小。因此，我们所认识的现实并不是人或环境的直接反映，而是被不可预见或复杂变化的外部力量随机化后的模糊映像。行动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可能性并非如我们乐于相信的那么直接。也就是说，你有那样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产生那样的结果。因此，要理解过去不容易，预测将来同样也不容易。 

基金经理与扔硬币的人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低估随机性的影响。如果有一家基金在5年的时间里，它的收益能够把其他基金“赢得屁滚尿流”，很多人对此会羡慕不已，而很少人质疑。偶然事件常常被明显地错误解释为成功或失败。

在电影业，一部不被看好的电影可能会获得空前的成功，而一部极其被看好的电影却可能无人问津。电影最能说明随机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如果让10个好莱坞主管每人扔10次硬币，尽管他们都有同样的机会成为赢家或输家，但最终总会有确定的赢家和输家。

在体育比赛中，同样会出现这样的随机性事件。一个被观众寄予无限希望能够夺冠的运动员反而会落败，而一个默默无闻的运动员却有可能一战成名。因此，蒙洛迪诺告诫我们，当看到体育或其他领域中的辉煌成就时，我们应该记住，非凡的事情可以在没有非凡的原因时发生。随机事件常常看似非随机事件，而在解释世事时，必须注意不要把这两者给弄混了。

随机性理论是一个充满微妙之处的领域，这是一个伟大的专家犯下了著名的错误而一个专业的赌徒却得到声名狼藉的正确结论的领域。要理解随机性并克服错误观念，需要经验和大量细致的思考。尽管花费了许多个世纪，科学家们最终还是学会了透过表面的秩序，去看到隐藏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之后的随机性。这是一个空前的进步。

学术界投入大量精力来研究金融市场中的随机成功事例的模式。比如，许多证据表明，股票的表现是随机的，或者是如此接近于随机，故而如果没有内幕消息，或者在进行交易或账户管理时要额外出钱的话，人们根本就无法从随机变动中获得任何利益。尽管如此，1990年代末，证券分析师的平均年薪约为300万美元。他们做得怎样？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巴伦周刊》杂志每年都会邀请8到12名薪金最高的“华尔街超级明星”，举行圆桌会议来推荐股票，但这些股票的收益也仅仅只是和市场的平均回报率相当。1987年和1997年所进行的研究表明，预言家们在“华尔街一周”这个电视节目上所推荐的股票，表现还要差得多，它们远远落后于市场平均盈利水平。

仅仅依靠偶然因素，某些分析师或基金也总能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模式。许多研究都表明，这些市场中以往成功的事例，并非是未来成功的一个良好指标，即这些成功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走运而已。

比尔·米勒是蒙洛迪诺必须提及的投资人物。他是美盛价值信托基金的掌舵人，在连续15个年头中战胜标准普尔500指数。由于这个成就，他被《金钱》杂志誉为“1990年代最伟大的基金经理”。

蒙洛迪诺指出，如果知道其他几个统计数据，就不会那样震惊于比尔·米勒的稳定表现是某个随机过程产物这一事实了。例如，在2004年，比尔·米勒的基金盈利不过是12%不到一点，而标准普尔的股票平均盈利为15%多。这一年标准普尔应该击败了米勒，但实际上2004年被归入了比尔·米勒“获胜”的一栏，因为标准普尔500指数不是股票价格的简单平均，而是按各公司资本额对其股票加权后的均值。

比尔·米勒的基金比标准普尔股票的简单平均要差，但却比加权平均要好。事实上，在其连续成功那些年的30来个“12个月时间段”中，他做得还不如加权平均好，但这些时间段都并非正好是整日历年，而他的连续成功是按1月1日到12月31日的日历年来计算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连续成功从一开始就有些虚假的味道，因为这个成功的定义方式正好对他奏效了。

为了解释得更具体，蒙洛迪诺假设有1000名基金经理——这肯定是个低估的数字——从1991年（比尔·米勒连胜开始的那一年）开始，每年都扔一次硬币。第一年，这些人中的1/2大约会扔出正面；过两年，大约有1/4的人会扔出两次正面；过三年，大概有1/8的人会扔出三次正面；以此类推。那些扔出反面的人逐渐退出了游戏，因为他们已经失败了。在15年后，某个特定的扔硬币者一直扔出正面的概率为1/32786。

但是，从1990年开始扔硬币的这1000人中的某一个能一直扔出正面的机会则大得多，大约为3%。最后，没有理由只考虑那些从1991年开始扔硬币的人——这些经理们可以从1990年或1970年或现代基金时代中的任意一年开始扔硬币，那么蒙洛迪诺算出在过去40年中某个经理能在某个15年的时间段内，每年都击败市场的概率差不多是3/4。

对此，另一个也姓米勒的经济学诺奖获得者默顿·米勒说得更清楚：“如果有10000个人来观察股票市场，并试图挑出最赚钱的那些股票，那么，这10000个人总有一个能成功，而他所靠的仅仅是运气而已。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这是场游戏，是个机遇性操作。人们以为他们有目的地在做些什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根据所处的环境来得出自己的结论，但了解了随机性的运作方式，这个结论至少不会太认真。

“拉普拉斯妖”，还是蝴蝶的翅膀？

“拉普拉斯妖”是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的一种科学假设。拉普拉斯妖知晓所有使世界运行的力以及世界的每一个组成体的位置，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是不确定性的，未来就如同过去一样呈现于他的眼前。

这样的假设就是“决定论”：世界的当前状态，精确地决定了未来发展的方式。这意味着，个人素质及任何给定形势和环境的性质，将直接而毫不含糊地带来精准后果。然而，这样的世界必须是一个有序的世界，其中任何事情都能被预见、计算和预测得到。

但是，1960年代，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却发现，长时期大范围天气预报往往因一点点微小的因素造成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微小的偏差是难以避免的，从而使长期天气预报具有不可预测性或不准确性。当这个问题演绎为复杂系统时就是，对于一切复杂系统，在一定的“阈值条件”下，其长时期大范围的未来行为，对初始条件数值的微小变动或偏差极为敏感，即初值稍有变动或偏差，将导致未来前景的巨大差异，这往往是难以预测的或者说带有一定的随机性。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即“巴西的蝴蝶拍一下翅膀，会对周围的大气系统产生一些作用，这些作用会不断地被放大，最后可能会引发美国德州的龙卷风”。由此可见，世事的决定论无法满足拉普拉斯所指的可预测性所需要的条件。

“醉汉的脚步”就是随机课程的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原型。在生活中，它同样也提供了合适的模型，因为就像悬浮在布朗的花粉微粒那样，我们也在不断地被随机事件所推动，先往这个方向，然后又朝那个方向。我们无法躲开那些不可预见或预测的力量，而这些随机力量以及我们相应的反应，造就了我们大部分人具体的生命之路。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在研究花粉抖动时发现，花粉抖动就像踏着醉汉的步伐前进，它们“既非液体的流动所产生，亦非慢慢蒸发而形成，而是属于粒子本身。”要在实际发生前预计花粉抖动的运动方向，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随机性和偶然性在投机成功中所扮演的角色，被人们系统性地遗漏了。我们总是毫无根据地相信，过去的错误必定是无知或无能的结果，并可以通过进一步学习以及提高洞察力来纠正。2007年春天，当美林证券的股价为95美元时，它的CEO被认为是冒险的天才，而到了2007年的秋天证券市场崩溃后，他就被嘲笑成不计后果的鲁莽牛仔，并且很快就被解雇了。世事难料的观念从来都被包裹于“事后诸葛亮总是看得最清楚”这样的谚语中。“你们早该知道它会发生”这样的问责游戏经常上演。而随机性研究告诉我们，如水晶球般清澈的事件场景是可能的，但不幸的是仅仅是在事后才如此。 

用非决定论来看待成功

耶鲁大学的社会学家查尔斯·佩罗创立了事故常态理论学说，他的观点是，应当预计到复杂系统中的那些通常被忽略不计的次要因素，会由于偶然性而在某些时候导致重大事件的发生。复杂经济学的创立者布莱恩·阿瑟对此表示赞同：许多次要因素的同时发生，甚至可以使没有特别优势的公司能够压倒竞争对手。在现实世界中，如果几个规模相近的公司一同进入市场，那么小小的偶然事件——意外的订单、与购买者偶然的碰面、管理上的突发奇想——将可能决定哪些公司能更早获得销售收入，并通过日积月累最终成为市场的支配力量。“经济活动由单独业务所决定，这些业务如此之小，以至于无法预见。但这些小小的随机事件能积累起来，并随着时间流逝，通过正反馈而得到放大。”

传统经济学认为，预测消费者的偏好能带来成功。按照这种观点，管理者们最有效的使用时间应该去研究到底是什么东西让电影明星或体育明星这类人的粉丝们如此着迷。他们对过去进行了研究，并且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出了成功的原因，不论他们希望解释的成功到底是什么，然后希望能复制这些成功。这就是市场决定论的观点。

在这种观点下，成功主要取决于某个人或产品的内在素质，但蒙洛迪诺坚持认为我们应该以另一种方式——非决定论的方式——来看待成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随机性与各种次要因素合谋的结果，具有运气的成分。在许多重大事件中，如果没有那些偶遇的人、偶遇到来的工作机会以及各种各样小因素的随机汇合，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

比尔·盖茨曾经连续13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自创立微软以来，比尔·盖茨每一秒钟都要赚100多美元。每次进行电视节目互动时，其主持人与所有的观众都怀着极大的期待等待他的话语，然而他的回答总是十分寻常，也并不比其他计算机专家说出的回答更富有创意、更独特或更有洞察力。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到底是因为比尔·盖茨像神一样，所以才能每秒钟赚100美元，还是因为他每秒钟赚100美元，所以才像神一样？

很显然，以与其财富成比例的方式来赋予人们的才智，很可能是个错误。我们无法看到某人的潜能，而只能看到其结果，因此我们常常认为结果必然反应能力，并因而对这个人形成错误的判断。事故常态理论证明，行动和生活之间的联系虽然并非随机，但随机影响却与我们本身的素质及行动同等重要。

早在1960年，社会心理学家梅尔文·勒纳就认识到，“如果人们相信在其作为和收获之间存在某种随机联系的话，就没有几个人会去付出长期的努力”。因此，他的结论就是，“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神经正常”，人们高估了由成功所能推测出的能力，即我们倾向于认为对成名的电影明星比奋斗中的电影明星更有天分，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必然是最聪明的人。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清晰的必然性，通常不过是错觉罢了。蒙洛迪诺感叹道，我们太容易被某人赚到的钱所愚弄，而忘记了随机性和偶然性所扮演的角色。这就是他写作《醉汉的脚步》一书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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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汉的脚步》

作者：列纳德·蒙洛迪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