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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故宫主题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火遍全网，收获了观众的如潮好评，时隔五年后，为纪念紫禁城建成六百年，《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姊妹篇《我在故宫六百年》隆重登场，这一次的故事“主角”也同样特别，为了给观众呈现出新鲜的视角，《我在故宫六百年》把拍摄重点放在了故宫里耸立着的无数古建筑以及那些修缮古建筑的人。在近日，影视产业观察也对《我在故宫六百年》的两位导演梁君健、张越佳进行了专访，为大家挖掘这部纪录片背后的故事。 《我在故宫六百年》剧照 “故宫和其他的博物馆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有那么完好的成系统的古建筑。”正如导演梁君健所谈到的，如果说《我在故宫修文物》关注的是钟表、瓷器、书画等可移动文物，那么《我在故宫六百年》关注的对象则是故宫不可移动文物——古建筑。 或许很多观众会好奇，600年是一个跨度极长的时间概念，而“我”如何能在故宫600年？对此导演梁君健解释到：“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片名，‘我’其实包括了三层含义，一是600年的古建筑，二是一代代保养、修缮、研究古建的人，三是古建所承载的600年的历史和文化。”从600年前紫禁城建成一直到今天，对于古建筑的修缮其实一直没有停下，这期间故宫经历了一系列的大修小修，而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便旨在用纪实影像的方式展现600年来古建修缮的历史变迁。 导演梁君健与摄影师张华 从1420到2020年，在这一600年历史的特殊节点上，2020年春天故宫博物院古建部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他们要为紫禁城建成600年策划筹备一个名为“丹宸永固”的展览。在这一契机下，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以“丹宸永固”大展、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古建岁修保养为线索，通过故宫博物院古建部、修缮技艺部、工程处、文保科技部、考古部等故宫人的视角，踏上故宫再发现之旅。 谈及拍摄的理念，导演张越佳表示：“1420年到2020年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年份，首先拍摄的对象故宫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与此同时我们用现在2020年的视角来看待故宫600年的一个过往，这就是时间的概念。”的确，《我在故宫六百年》正是以时间、空间两个角度相结合的方式，来呈现故宫里的古建筑，还原故宫600年的历史。 张典拓印砖面款识 此外，纪录片的拍摄也不单纯局限在故宫内部，在每一集中摄制组都会走出紫禁城，比如在第一集中摄制团队就来到了凤阳中都故宫的遗址进行考察拍摄，第二集修缮古建筑用到的松木来自河北廊坊的一家木材加工厂，摄制组也全程跟随工作人员记录下这根松木“进京”的过程，《我在故宫六百年》摄制组致力于用这样一种更广阔的空间叙事去展现故宫里的古建筑以及背后的人文历史。 正如《我在故宫六百年》纪录片旁白解说词中提到的：“丹宸之所以永固，皆因一代代故宫人薪火相传”，这部纪录片除了展现故宫中无数的古建筑外，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些古建筑记录宫墙之内悉心呵护故宫的匠人，讲述故宫六百年的历史沿革和建国七十年来老中青古建保护者们薪火相传的故事。 夏荣祥指导“丹宸永固”大展展品木工工具的制作 导演梁君健谈到：“纪录片中展现的这些人都是讲述和构成故宫故事必不可少的部分，因为这样一个古老的宫殿，只有和人发生了关系，它才是鲜活的，才是能够进入到当代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的。”为此，《我在故宫六百年》镜头一直都在通过“丹宸永固”大展、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古建岁修保养等线索，捕捉、展现参与其中的人。比如纪录片中细致展现了故宫人寻访海月贝壳，按照传统工艺绘制保存彩画小样，在上千个古建筑原件上标注号码等……这些举动无一不体现了故宫匠人的技艺和智慧，也正是因为这些人，这座古老宫殿修缮的技艺和智慧才得以不断丰富、代代相传。 《我在故宫六百年》中还有一条令人动容的故事线，便是在仅有一张老照片作为线索的基础上寻访1956年参与故宫西北角楼修缮工程的第一批修缮人员，让他们直接讲述当年参与古建筑修缮的经历，这些人员大多年事已高，但在回忆当年经历的时候却显得情绪高昂。在采访到故宫博物院原古建部副主任李润德的时候，老爷子谈到：“那时候赶上冬天施工，为了保护交楼，拆下来后临时围个大席棚，外头的人从故宫经过都以为故宫‘出事’了，角楼拆了修不上了”，谈起当年被外界误解的日子，李润德老爷子还记忆犹新，“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都明白，西北角楼修完后打下的基础，以后再修几个角楼都不成问题喽！” 《我在故宫六百年》截图 类似这样直接展现古建修缮人员、听他们回忆故宫修缮往事的镜头在《我在故宫六百年》里比比皆是，在导演张越佳看来，从参与修缮的工匠、设计师、专家，到运送木材的司机，这些都是与故宫有着重要联系的人：“通过记录他们生活工作的细节，让观众直接感受到他们对建筑的态度，也让观众与这些参与古建修缮的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当这些曾经参与故宫修缮的老人们出现在镜头前，讲述着他们与古建筑之间的故事，仿佛在故宫600年的历史长河中再次激起回响，让观众切身感受到古建筑中所蕴含的人文历史，也为这部纪录片增添了几分人情味。 木匠申福只制作“丹宸永固”大展展品 优质的纪录片离不开优秀的摄制团队，而《我在故宫六百年》之所以开播后便在全网掀起话题，并在豆瓣上获得9.2分的高分，便在于背后有一个经验丰富的拍摄团队，纪录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故宫博物院联合摄制，内容制作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创作团队和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合作完成，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故宫博物院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而导演梁君健、张越佳等团队中的不少人此前都曾参与过《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等优质人文纪录片的拍摄。此外，《我在故宫六百年》的制片人徐欢还与故宫有着很深的渊源，从2003年开始，徐欢曾担任纪录片《故宫》总导演、《故宫100》总导演以及《我在故宫修文物》监制。
虽然此前参与过不少纪录片的拍摄，但在导演梁君健看来，此次拍摄《我在故宫六百年》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这部纪录片总的制作周期在三个月左右，时间确实比较有限，也给拍摄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 受到疫情影响，《我在故宫六百年》5月开机后不久便被迫暂停拍摄，后在7月下旬再次开机，直到片子播出前的12月都还在补拍镜头。 导演-梁君健工作照 如此紧张的摄制工作对于整个团队来讲无疑是一次不小的挑战，另一方面在拍摄过程中还有很多客观因素的限制。比如要遵循严格的时间表，比如无法使用无人机航拍等等，而要解决这些难题，除了有故宫博物院方面的大力支持外，还与拍摄团队的丰富经验和专业素养密不可分。 首先，梁君健和张越佳在采访中多次强调，团队在拍摄时的第一要义一定是不能给文物带来任何损害——因为故宫里的所有古建都是不可移动文物。所以摄制组采取了小团队作战的方式，“团队人员并不是很多，最多的时候两组也就不到10个人，一般都是五六个人完成拍摄，绝大多数时候采取的都是全程跟拍。”导演张越佳介绍到。拍摄场地通常分布在故宫的不同地方，这就要求摄制团队要在偌大的故宫里满处跑，同时为了拍摄一些故宫工作人员高空作业的画面，摄像导演在脚手架爬上爬下也是常态，比如第一集中有一段展现工作人员为故宫房顶除草的画面，因为无法使用无人机，为此摄像导演不得不一起系上安全绳爬上屋顶，如此才为观众捕捉到了这段珍贵的画面。 摄影师-张华工作照 尽管制作时间紧迫，拍摄过程中也曾面临不同的挑战。但对于整个团队来讲，能够参与到策展过程中，见证古建修缮过程，一切努力便都是值得的，正如导演梁君健所谈到的：“我们跟随着策展的过程，了解到很多文物，知道很多建筑修缮和建筑保护背后的故事，自己也从中学到很多。” 作为2021年开年的首部人文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以崭新的古建筑视角让观众再次置身于故宫600年的历史长河中，去寻找故宫的历史坐标和岁月记忆，于潜移默化中涵养国人的文化自信，也为故宫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其价值不仅在于当下，也在于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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